专案组言归正传，审讯案情。王炳郎比彭阿道还狡猾，一上来就来了个一问三不知，连连摇头，一脸的委屈。
侦查员只好把彭阿道从看守所提了出来，押进提审室，王炳郎一看，这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警方盯上，他叹了一口气说:
既然如此，那你们就问吧，想知道什么，只要我清楚，都可以告诉你们。
唉，其实都不是我的事儿。折腾了这么些时间，肚子饿了，这条伤腿也痛得厉害，能不能弄点什么来填填肚子，最好能喝二两，一边喝一边回答你们的问题，完事了让我好好睡一觉。
佟真汉听后大怒，正要拍桌子训斥，老周在底下直扯他的衣角。于是，俩人出去商量，老周说:
他要喝酒是好事，我们其实并没有掌握多少情况，所以最好是引王炳郎自己开口说话，喝酒容易打开话匣子。
佟真汉答道:
嗯，那也好，只要解决问题，喝酒就喝酒吧，只是，晚上领导都不在，这费用怎么解决？
那时候，像佟真汉这样的南下干部都是供给制，每月只发少量零用钱，买买日常生活用品，自己肯定是掏不出钱来。
老周说:
我不是供给制，这钱由我拿出来就是。
佟真汉答:
这样，由你和邓兴二位陪那小子喝酒吧！
随后，老周出去买了一瓶酒和花生米、豆腐干等下酒菜，跟王炳郎喝着酒，聊天似的拉呱开来。邓兴说:
老王，像你这样的人，历史上既是帮会人员，又参与过恶霸争抢码头，此外，还另有一些事情，解放后又不肯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在社会上频频活动，这些都应该跟你算账。
当然，根据我们的政策，还要看你的态度如何，态度好些，肯配合政府，处理时就可以轻些。你先把跟什么“杜康四君子”的事儿说一说!
王炳郎答道:
要说跟“杜康四君子”的事儿，还得怨我自己。
原来，王炳郎嗜赌，不过手气一向很是平常，十赌九输。武汉解放后没几天，有一次，他跟几位朋友在汉阳一家饭馆喝酒，正好遇见“杜康四君子”。
那时，这四位还不像后来那样名气大噪，从容地喝着酒，玩玩纸牌，当然不是白玩，有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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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郎看着看着手就痒了，终于忍不住上前去玩，竟然被他赢了十几块大洋。
本来，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哪知，过了两天，“杜康四君子”中的老三“酒鬼”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他的住处，找上门来翻本。
按照江湖规矩，输家向赢家提出再赌时，赢家不能拒绝。所以，尽管王炳郎当时正好有事要外出，仍坐下跟“酒鬼”玩了会儿骰子，结果又是他赢。
就这样，王炳郎就被“杜康四君子”套住，之后那四位天天来找他赌。赢家反转，每次都是“杜康四君子”。
五天下来，王炳郎已经输得找不着北，欠了对方多少账，自己也说不清楚。
“杜康四君子”按照江湖规矩，让其选择停止还是继续赌下去，王炳郎选择继续。对方说:
很好，你有权这样选择。不过，按照江湖规矩，我们也有权要求你先把赌账结清，再进行新一轮的赌博。
这下子，王炳郎傻眼了，他早已输得一文不名，即使把住房卖掉，也远远抵不了那些赌债。
当然，像王炳郎这样的江湖老油条，还是有办法。他将一把磨得寒光闪闪的匕首扎在桌上说:
兄弟已经一贫如洗，哥们儿要讨债，那就看着办吧，这里有一把刀子，你们可以杀了我，也可以不杀，随便在我身上割些肉抵债。
话这么说，一双眼睛里已是凶光毕露，以前他凭这一套，不知对付了多少赌桌上的赢家。
没想到，这回根本不灵，“酒神”看着王炳郎哈哈大笑。笑声甫落，已经把一支左轮手枪拍在他面前：
“姓王的，敢跟老子吹胡子瞪眼，你也配？”
王炳郎见对方竟然有枪，而且是那种黑道上还没有冒出来过的美制新式左轮，便知道这四位有来头，当下气喘得就不匀了，连连作揖说:
事已如此，各位兄台看着办吧。
对方说:
有你这话，一切好办。听着，让你办的事情，对于你来说是小事一桩，易如反掌。
听说你跟当年名震武汉三镇的“鬼手老七”拜过把子，你是他的结拜弟兄？“鬼手老七”失踪了没有关系，你只要替我们出面，找几位他的师兄弟、弟子、师侄之类的过来就行。
找来以后，要他们干什么、怎么干，我们自有吩咐，与你无关！怎么样？
此刻，对于王炳郎来说，没有“怎么样”，只有照办。但是，他虽然跟“鬼手老七”拜过弟兄，对于扒手那行从来不闻不问，让他找“鬼手老七”的那些扒手，确实勉为其难！
他拖了数日，正好彭阿道寻上门来求助，要求找点活儿干干，就把彭阿道介绍过去。然后说:
其他扒手无法找到！
这件事也就混过去了。接下来，王炳郎就听到了武汉三镇不时发生扒窃案件的消息，于是他明白，“杜康四君子”已经另外找到了扒手。
此后，“杜康四君子”把他欠的赌债一笔勾销，每隔十天还会送来一笔钱钞，没有明说，但王炳郎知道这是发给他的报酬。
换句话说，“杜康四君子”组织的是一个扒窃团伙，王炳郎是其中一个成员。
王炳郎从接受第一笔钱钞开始，就知道不可能白拿，“杜康四君子”以后肯定还有事情来找他帮忙。
但是，对于没有职业无以谋生的王炳郎来说，这钱不拿白不拿，只要送上门来，照收不误。
上个星期，“酒仙”忽然亲自登门说了请他出面，跟“杜康四君子”公开叫板的事儿。
王炳郎知道，这是“杜康四君子”为了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以便扒手能够获得更多更好更安全的作案条件。
他拿过对方的钱钞，这点付出，肯定需要，于是就有了顺昌饭馆那一幕。
那天在贾必诚酒馆，警察是“杜康四君子”故意让人报告了派出所后引来的，为的是留一个悬念，以后需要时，再把他这个角色请出来使用。
王炳郎说到这里，微喘了一口气，苦笑道：
这不是我自己沾上的事儿嘛，如果我不跟他们赌博，那不就没事儿了吗？唉，这真是一念之差啊！同志，就这些事情，要怎么处置，您几位看着办吧！
侦查员说:
甭着急，还有话要问，“杜康四君子”是什么路数，你给介绍一下。
王炳郎说:
要说那四位的路数，那可用一句话总结，“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在江湖上好歹也混了二十多个年头，以前武汉三镇地面上，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
一直到武汉解放前，大约四月底五月初的样子吧，才第一次听说“杜康四君子”。
我向人打听，说他们原先是在外国轮船公司当水手，不久前才回来，想结伴做洋货生意，但见时势太乱，不敢投资，就静观变化，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到处喝酒。
除此之外，再也打听不到其他情况，甚至那四位姓什么，多大年龄我也不清楚。
侦查员问:
他们的酒量真有那么大？如同外面传说的可以喝五斤白酒？
对方答道:
喝五斤白酒我没有看到过，不过我跟他们一起喝酒时，亲眼看到那个“酒神”一小时内喝下了两斤半白酒，而且没有离开过座位；
酒是我家里备下的，货真价实，同一个坛子里，我当时只喝了半斤就觉得不胜酒力。
侦查员又问:
他们喝酒的时候，说过什么引起你注意的话没有？
王炳郎想了想说:
要说有什么话引起我的注意，就是一次晚上，他们到我家来一起喝酒快结束时，我出去买西瓜，回来进了院子，听他们在屋里谈到一个人，称他为“刘将军”，听口气他们听命于那个“刘将军”。
正说到这里时，他们听见了我的脚步声，立马停住不说了。
王炳郎的酒量确实不算咋样，才喝了最多半斤白酒，他说:
这会儿不行了！
很快，伏在桌上鼾声如雷。
王炳郎最后供述的这一段很可疑，如果是酒后茶余所说的闲话，完全不必避着像王炳郎这样的人，“杜康四君子”马上转换话题，这就是在主动表示：
这是重大机密，不能让你姓王的听见！
加上王炳郎亲眼所见的新式美制左轮手枪，不得不使专案组对“杜康四君子”刮目相看，难道这一伙是国民党特务？
佟真汉当即把情况向总局刑侦处领导作了汇报，刑侦处领导对此甚为重视，随即向武汉市公安总局局长朱涤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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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涤新，湖北省阳新县人，1927年十七岁时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
1930年3月，朱涤新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大队文书，后任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大队党支部书记、机枪连政治指导员。
1932年5月，朱涤新入国家政治保卫局训练班学习，从那时开始踏上了政治保卫工作之路，先后担任红军团、师特派员，军和军团的政治保卫分局局长、保卫部部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锄奸部部长。
抗战胜利后，朱涤新先后出任中共西满分局社会部部长、黑嫩省政府常委兼公安处处长、东北军区嫩江军区代理司令员、中共嫩江省委常委等。
1949年春开始，朱涤新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警备区副司令员、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兼武汉市公安总局局长、中共武汉市委社会部部长。
从上述介绍中，我们不难想象，朱局长确是一位政治保卫工作方面的专家。
听了刑侦处关于“杜康四君子”案情的汇报后，朱涤新长期政治斗争所形成的敏锐思维，马上发挥了作用，断定案情后面肯定隐藏着更为重要的内容，多半跟政治有关。
说来也巧，朱涤新正在这么考虑的时候，接到了办公室送来的一封由中共武汉市委社会部转来请朱涤新亲启的机要函件。
这是一封写明“中共武汉市委社会部领导收”的匿名检举信，市委社会部的一位副部长拆阅后，认为应当转呈兼任武汉市委社会部部长的朱涤新，于是让机要通讯员送到了公安总局。
这封检举信，举报了一个重大情况：
有一个名叫刘澄宇的人，正策划组织在武汉地区举行反革命武装暴动!
朱涤新马上唤来资料室负责人，让其迅速查明刘澄宇这个姓名是否在国民党党政军官员中挂着号。
一小时后，资料室有了结果：
刘澄宇曾在国民党陈诚部担任过上校团长、少将旅长和少将高级参谋，1948年秋天后去向不明。
于是，朱涤新马上想起了“杜康四君子”案情汇报中的那个“刘将军”，估计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刘澄宇。
这样，就不得不把“杜康四君子”案件跟检举信中所说的刘澄宇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暴动一事联系起来。
两个小时之后，一道命令下达：
专案组全力侦查“杜康四君子系列案”，需要人力财力物资，都可马上解决!
领导征求佟真汉的意见，问其否需要增加人手，佟真汉说:
不必，六个人搞这样一个案子人手足够，如果可能的话，给我们配辆汽车吧，免得碰上特殊情况时误事。
朱涤新立即指示:
为方便开展侦查工作，给专案组调配小吉普、摩托车各一辆，工作经费不必审批，视情使用，实报实销。
此刻，佟真汉有一种有进无退必须完成任务的感觉，他跟老周等人商量，重新梳理一遍案情。
于是，就在王炳郎喝多了酒呼呼大睡的当儿，专案组仔细查阅了讯问彭阿道和王炳郎的笔录，把尚觉不甚明了的问题一一列出，然后对彭阿道再次讯问。
随后，专案组侦查员聚在一起，能够知晓的案情都已了解，那些想知道但还无法获取的内容，靠讨论不能获得，佟真汉说:
咱们这一会不分析案情，议一议下一步的侦查方向。
一番讨论之后，大家一致认为，应当查摸“杜康四君子”的下落。侦查员诸大康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
释放王炳郎，回家守株待兔，等候“杜康四君子”上门，蹲守侦查员通过秘密跟踪获得线索。
其时，距扒手彭阿道被捕已经二十多个小时，王炳郎被捕也有七个小时。两人被捕是否已经惊动了“杜康四君子”，不得而知。
因此，诸大康的这个方案提出后，其他人都没有吭声。佟真汉也没有表态，想了一阵才问老周：
你看怎样？
老周赞同诸大康的方案，他认为:
即使以王炳郎作为诱饵，没有钓到“杜康四君子”，也没有什么损失。至于彭阿道、王炳郎两人的被捕是否已经惊动了“杜康四君子”，估计应该没有。
因为，根据彭阿道交代的情况来看，“杜康四君子”每隔三天来向他收取一次赃款，今天是第二天，还没有到时限；
至于王炳郎，“杜康四君子”跟他没有这方面的约定，估计没有将其作为一个需要防范的对象，因此暴露的可能更小。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上级虽然没有限期要求侦破本案，明摆着是越快越好。
因此，如果以王炳郎为诱饵没有产生效果的话，起码要耽搁了两三天时间，是否可以在同时还通过其他方法调查“杜康四君子”的下落？
接着，其他侦查员发表意见，最后归纳决定：
采纳诸大康提出的钓鱼方案，侦查员轮流在王炳郎家周围蹲守；同时，以总局名义向武汉市各公安分局发出紧急协查通知，一旦发现“杜康四君子”的线索，立刻向专案组通报。
然后，由佟真汉出面跟王炳郎谈话施行钓鱼方案，王炳郎点头说:
我理解你们的意图，也想立功赎罪，放心，我会全心全意协助政府做好这件事。具体怎么做，您尽管吩咐，一切照办。
佟真汉说:
政策方面既然你已经理解，那我也就不多说了。你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在家里养伤；如果目标登门，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使他们相信骨折偶然造成，不要让他们怀疑就可以。
其他事情，都由我们来做。三顿伙食，由我们提供钱，让附近饭馆给你送上门就行；需要其他的东西，也可请饭馆伙计代办。
紧接着，王炳郎由专案组雇了一辆三轮车，拄着两支拐杖，返回自己家里。
经过他家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德鑫馆时，他跟熟识的老板打了个招呼说:
自己不慎摔坏了腿，一个人过日子，吃饭成了问题，请饭馆派伙计替他送饭上门。
老板回答:
没问题，你需要吃什么，上一顿送过去时对伙计说一声就行了，我们给你准备。
这时已是下午1点半，王炳郎绝对没有想到，他竟然未能吃到饭馆伙计送去的晚饭。
当天下午6点15分左右，王炳郎在侦查人员的秘密监控之中，被杀害于他的住所。
专案组抽调小汪、小吴、老周、诸大康四名侦查员待在王炳郎的住所周围，佟真汉、邓兴两人则在小巷两头守着。
此处分别为马路和一片与另一条马路相连通的长满了杂草的空地，那里已经停放了汽车和摩托车、自行车，以便跟踪。
专案组甚至还跟水上公安局联系，一旦出现“杜康四君子”驾小舟离开的情况，动用他们的船只进行水上跟踪。
当时看来，一切都安排得很是妥帖。可是，意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王炳郎下午1点多返回自己住所，待在家里不能出门，事实上，他那断腿打着石膏，确实也难以出门，侦查员自然很是放心。
一个下午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到了傍晚6点钟，周围监控的侦查员看到从小巷里走来了一个腰间扎着白布围兜的饭馆伙计，手里提着一个竹编的带盖子的提篮。
这一幕，在当时一些城市的街头经常看得到，谁都知道那是饭馆伙计给客户送包饭、外卖。因为事先知道王炳郎的一日三餐由饭馆送上门，侦查员没有在意。
王炳郎的院子大门没有闩，那个伙计走到门前，举手叩门，发现大门虚掩着，于是推门而入，嘴里还唤着什么(侦查员这边无法听清)。
之后，里面没有声音，大约过了三分钟，那个伙计提着食篮出来，仍将院门轻轻掩上，步履从容地顺着原路而去。
这一幕，侦查员觉得很正常，大约过了十五分钟后，随着另一个人的出现，在场监控的几位侦查员感到有点奇怪。
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有着一张稚气未脱的脸蛋，一身中式白色布衫，腰间没有扎围裙，手上提着一个比先前那个伙计所提的稍小但编织得更为精巧的竹制食篮，篮身上用紫绛红油漆写着三个大字“德鑫馆”。
这三个大字，让侦查员顿时一激灵：
饭馆怎么又送饭来了？
随即，又作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前头送的饭菜不合他的胃口，重新又做。对于一个骨折伤员来说，有时胃口不好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推测随着德鑫馆那小伙计进入王宅后的一声惊呼被推翻。侦查员老周马上意识不好，当即从藏身处冲出来朝王宅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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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侦查员小吴离王宅更近，赶在老周前面到达，恰好和正惊叫着从里面逃出来的小伙计撞了个满怀，两人一个按住胸部，一个双手捂脸，双双倚在墙上哼哼。
老周冲进王宅，直奔屋里，只见王炳郎已经倒卧在血泊中。稍一检查，发现王炳郎是被枪杀的，凶手用手枪抵近死者背部开的枪。
佟真汉等人当即进入现场，进行勘查。初步判定先前那个假冒德鑫馆送饭伙计的凶手使用无声手枪杀害了王炳郎，难怪蹲守于附近的侦查员竟然没有听见什么声响。
从王炳郎尸体倒卧的位置来看，凶手能够从其背后突然开枪，可能是跟王炳郎认识。也有可能王炳郎虽然不认识凶手，但对方说出了“杜康四君子”跟王炳郎联络的暗语，使其失去警惕，冷不防被来人从背后开枪杀害。
能够持有无声手枪的凶手，后台显然不会是刑事犯罪团伙，因此之前对于“杜康四君子”政治背景的判断正确。
王炳郎的尸体被总局派来的法医车运走后，专案组在现场进行案情分析：
凶手能够冒充饭馆送饭伙计来到王宅行凶，说明知道王炳郎一日三餐由饭馆送上门这件事。
可是，这个决定除了专案组成员知晓外，连总局领导都没有报告过。不过，如果据此认为内部有问题，难免过于武断。
专案组组长佟真汉在这方面有着一份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成熟，马上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饭馆！
很快，德鑫馆老板潘知兴被请到了附近的派出所，佟真汉和诸大康跟他进行了谈话。
潘老板已经从小伙计嘴里知道了王炳郎被害的消息，正担心是否会牵连到自己，此刻被请进了派出所，很是紧张，说话声音也颤颤抖抖。佟真汉对潘知兴说:
你不要着急，共产党做事一是一，二是二，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把王炳郎怎样跟你说送饭的经过如实告诉我们，说清楚就可以回去继续做你的生意。
诸大康为了让潘老板平静下来，递了一支香烟给他，顺手帮其点着火。
此举，使潘老板觉得共产党的警察跟国民党的警察确实不同，这才不那么紧张，于是就把王炳郎订包饭的经过，作了一番陈述。
王炳郎今天下午1点多来到德鑫馆，坐着一辆三轮车，左腿打了石膏，拄着两支拐杖。
他是单身汉，平时自己基本不开伙，又嗜酒，所以经常光顾，跟潘老板少说也有十年的交情。
潘老板见状自然要询问有加，王炳郎轻描淡写说，修理院墙时不慎摔伤了腿，然后提出让潘老板安排伙计给他送饭。
潘老板说没有问题，王炳郎掏钱要预付饭钱，他没有收，说老主顾了，还是按照老规矩，月底一起结算吧。
王炳郎离开后，潘老板原想对账房先生关照一声，但因为来了生意上的朋友，忙着接待，把这件事忘了。
整个下午的事情特别多，一番忙碌直到晚上，潘老板这才想起从今天开始要给王炳郎送饭，便去厨房跟大师傅说了一下。
按照王炳郎自己所说，准备了一菜一汤一饭，想着他可能要喝点酒，又让加了一个凉菜。
饭菜准备好后，叫来一个跑堂的学徒送去，并对王炳郎说，那个凉菜是潘老板奉送的，不收钱。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佟真汉听后提出两个问题：
一、王炳郎当时来饭馆跟你说送饭一事时，旁边是否有其他人听见？
二、你在历史上是否参加过封建帮会或者反动党团组织？亲戚和社会关系中是否有此类成员？
潘知兴说:
王炳郎来订包饭时，已是中午过后，店堂里没有顾客，账房先生结完账去休息，伙计收拾店堂也去后面厨房相帮大师傅刷洗，就他一个人拿着个苍蝇拍子在打苍蝇。
要说是否有第三人听见王炳郎订包饭的事儿，只有那个三轮车夫，当时他没有进店堂，就在门前阴凉处待着，因为离得不远，有可能听见。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王炳郎自己对三轮车夫说了订饭之事，比如他上车后吩咐车夫往他家拉，快到达时说往德鑫馆拐一下我要订包。
对潘知兴的调查进行到这里，佟真汉、诸大康在潘老板离开派出所后向户籍警了解此人的历史情况，得知其历史清白，是一个老实守法的生意人。
侦查员想想还不放心，又让户籍警陪同着去找居委会干部，了解了潘知兴一家的社会关系，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不过，侦查员觉得不能这样白白把饭馆这条线索放弃，佟真汉、诸大康两人议了议，决定去德鑫馆开一个除潘老板之外的全体员工座谈会，了解一下他没有掌握到的可疑情况。
这时已是晚上9点，饭馆正好刚刚结束晚上的营业，侦查员登门对潘老板一说，后者连连点头，马上让账房先生、厨房师傅和跑堂一共十多人全部集中到店堂，自己回避。
座谈会开了也就不过半个小时，侦查员介绍了王炳郎遇害的情况(当然没有说到相关属于机密的案情)，询问有人留心到他来店订包饭时，除老板之外是否有其他人知晓，结果所有员工都摇头，座谈会不了了之。
这样，唯一泄露消息的渠道，可能真的是潘老板所说的那个三轮车夫，要想寻找，简直可用“大海捞针”来形容。
释放王炳郎时，佟真汉跟侦查员小汪、邓兴三人负责，为防止引起注意，他们先派两人穿着便衣陪同其拄着拐杖从公安局后门出来。
穿过马路后，由佟真汉联系了一辆前来公安局办事的社会车辆，把不知乘客为何人何身份的王炳郎捎一段路，邓兴、小汪陪同。
下车后，由小汪替他拦了一辆路过的空三轮车，让车夫按照王炳郎的吩咐前往目的地。
这时，佟真汉乘着由驾驶员开着的那辆小吉普过来，接邓兴、小汪两人上了车，三人尾随王炳郎转乘的三轮车而去。
此后，王炳郎一直在他们的视线之内。那辆三轮车把其送到德鑫馆稍作停留后，回到住所，收了车钱离开。
佟真汉感到压力很大，决定集中全组人员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看看接下来如何往下调查。
他们返回公安总局，其他几位侦查员也刚刚回来，佟真汉、诸大康去派出所找潘知兴询问情况时，其他侦查员负责进行了两项工作：
一是去法医那里了解王炳郎被枪杀的情况；
二是对王炳郎的几个近邻，进行访问。
法医那边未能提供于接下来的调查有帮助的内容，但是访问邻居的有些收获，邻居说:
昨晚采取的抓捕行动他们听见动静，而且还有人悄悄起床在门窗缝隙间窥视过，知道王炳郎被公安局逮走。
这对于当时生活在每个初解放的城市里的市民来说，并不是一桩稀罕事。
可以说，每个市民，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有出门走走的能力，几个月里都亲眼看见过人民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徒众、流氓恶棍的情景。
因此，这几户邻居看过也就看过了。问题是今天上午10时许，竟然有一位陌生男子来找王炳郎，见铁将军把门，就在门口愣怔着站了片刻，正要转身离开时，一个邻居老太看见，多嘴多舌地告诉对方王炳郎昨晚已经被警察抓走。
那人听了，神色有异，没说什么匆匆离开。
专案组于是对此进行了分析，那个登门来找王炳郎的人，既然做贼心虚不敢跟邻居老太搭话，可能有问题，进一步推理，也有可能是“杜康四君子”派来送信的。
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杜康四君子”就是从这时候获悉王炳郎出事的消息的。
换一个角度，置身于“杜康四君子”那边来考虑，知晓王炳郎出事后，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当然不指望王炳郎能够对付得了警方，什么都没有交代，按交代来计议首先切断跟王炳郎介绍的扒手彭阿道的联系，切断了之后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呢？
如果王炳郎的交代完全属实的话，为什么还要冒着天大的风险派杀手上门来解决呢？
用暴力手段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很有可能会引发同样使自己丧失性命的严重后果。
采取这种方式的人如果不是精神病患者，那就肯定跟被剥夺生命者有一种特别的纠葛：
要么有着深仇大恨，要么死者掌握着对于己方大大不利有可能会危害到己方最大利益的重要机密。
王炳郎跟“杜康四君子”没有深仇大恨，所以，他被剥夺生命应该是属于后一种情况：
隐藏着对方的重大机密!王炳郎被捕后，尽管侦查员向他交代了政策，但他放弃立功赎罪的机会，欺骗警方，保住了“杜康四君子”方面的重大机密。
他原以为这是替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没有想到，这条后路竟是一条绝路，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王炳郎保留的是什么重大机密呢？讨论到这里时，老周在专案组组长佟真汉耳畔悄言数语，佟真汉一下子站了起来，惊叫了一声：
“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