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对佟真汉说了什么悄悄话呢？
刚才，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对手是怎么知道王炳郎仅仅在公安局待了几个小时就被释放了呢？
“杜康四君子”能便利地把已经释放回家的王炳郎解决掉，难道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已经知道王炳郎被释放回家的消息了？
可能的解释是：
上午那个陌生男子有事来找王炳郎，就是“杜康四君子”派来的，得知王炳郎昨晚被捕，大惊之下赶紧回去报告。
“杜康四君子”并非刘伯温式的人物，没有那份神机妙算，不可能估计到王炳郎被捕后的表现，也不可能推算到专案组会安排钓鱼计划。
所以，由此作出判断认为:
王炳郎被捕之后，其住所可能反倒是一个安全处所，他们在不知道王炳郎已被释放回家的情况下，下午悄然派人窥探。
为什么要对王炳郎的空住所进行窥探？是因为他们的重大机密隐藏于王炳郎的住所内，他们需要知道隐是否已经泄露。
这个机密，上午去找王炳郎的男子显然不知道，他回去报告之后，“杜康四君子”才在下午派人去王炳郎住所窥探。
出乎意料的是，前往窥探的人发现王炳郎竟然已经回家。
下午有一段时间，王炳郎坐在院子的树荫下喝茶，院子大门敞开着，外面老远就能看到。
这样，“杜康四君子”对王炳郎产生了怀疑，意识到其可能处于公安人员的监视之下，于是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
化装潜入王炳郎住所，弄清楚那个重大机密是否已经泄露。
看来，“杜康四君子”不乏胆大妄为之徒，很有心机，从王炳郎的骨折想到了吃饭问题，冒充饭馆送饭伙计冒着有可能被监视的公安人员识破的危险，进入王炳郎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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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去后跟王炳郎说上了话，向其道明并未泄露“杜康四君子”密藏于其住所的机密。
王炳郎没有想到，他走到这一步，对于“杜康四君子”的利用价值已经降低到零，留着他这样一个活口是一个隐患，只能是死。
“杜康四君子”在王炳郎住所到底隐藏了什么机密？很有可能与朱涤新局长收到的那封检举信中所说的反革命武装暴动案有关。
所谓重大机密无非是跟暴动相关的花名册、武器、旗帜、袖标之类。花名册这样的机密，王炳郎还没有那份资格受命密藏，而且一本花名册体积微小，“杜康四君子”自己完全可以密藏。
因此，最有可能密藏于王炳郎住所的就是武器和旗帜、袖标之类，杀手最多在王炳郎住所内待了三分钟，出来时只提了那个送饭的食篮，里面装不下武器等物。
所以，如果确实存在着机密的话，当时并没有时间转移。
凶手行凶之后，可能没有逃远，因为他还有任务在身，需要弄清公安发现之后，是否迅速反应，发现了王宅隐藏着的机密。
所以，凶手在附近待着，看见王炳郎的尸体被抬出来，警察一个个地全都离开，这才通知也在附近不远处隐蔽着的“杜康四君子”。
这样，就发生了使专案组长佟真汉惊呼“不好”的事情：
密藏于王宅的机密被迅速转移!
佟真汉听了老周这一推断，心里顿时一个激灵，马上决定全体出动，赶往王炳郎住所。
果然，这里已经有人光顾，还没走到大门口，侦查员的手电筒光扫过去，发现他们先前离开时上的那把大挂锁已被撬开，耷拉在一侧门环上。
入内一看，屋里一片狼藉，橱柜、抽斗都已打开，衣服杂物丢得满地都是，酷似遭了窃贼光顾后的现场。
专案组事先已经对此有过分析，现场的这种景况，不能牵引着他们的思路往“刚刚遭受过窃贼光顾”的轨迹上去考虑，“杜康四君子”藏在王宅这边的机密只能是武器、旗帜、袖标等物，这些物件显然不可能藏在小小的橱柜、抽斗里。
几个人交换了意见，大伙儿动手开始搜查，把所有家具一一移位。当他们将房间里那张五尺大床移开时，发现床底下的木板有被移动过的迹象。
掀开木板一看，地下露出了两口大缸，里面空无一物。老周和诸大康伏在地上，把脑袋伸进缸里闻了闻，有一股机油气味!情况很明了：
这两口大缸里原先藏着涂了机油以防止生锈的金属物件，应该是武器弹药，刚刚被人取走。
专案组迅速赶到离现场最近的派出所，用那里的电话向总局值班室报告了情况。
总局值班室当即向全市各分局和水上公安局值班室作了通报、布置，能否截住要看运气。可是直到天明，也没有任何跟此情况相关的消息传来。
次日上午，总局派来的刑侦技术人员进行技术鉴定，认定缸里不但有机油气味，而且提取到了那种被民间俗称为“牛油”的专门用于金属防锈的固体油脂残留物，由此可以认定这两口缸里确实密藏过武器。
这时，专案组长佟真汉的沮丧心情可想而知。他对刑侦处领导说:
我犯了大错误，请求立刻免去我专案组长的职务，并且给予严厉的处分!
领导说:
此刻连我都晕了，什么都先不考虑，临阵换将不适宜，小佟你还是继续把这个案子侦查下去吧，努力工作，取得成绩，将功补过。
朱涤新局长获悉这一情况后说:
不管怎样，这几位专案同志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现，最起码从发现藏有武器这一点来看，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有利，可以初步确定，那封检举信件中的内容很有价值。
由此，局党委就作出决定，对检举信所举报的关于国民党少将高参刘澄宇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暴动一事正式予以立案侦查。
该案侦查由总局政治保卫处负责组建专案组，与“杜康四君子”专案组没有工作关系，如果两个专案组侦查中发现有跟另一专案侦查有关联的内容，互相及时予以通报，必要时进行密切合作。
佟真汉虽然没有受到处分，心里却非常郁闷。他意识到，自己只有努力工作，侦破“杜康四君子”系列案，才能对得起组织，对得起“人民警察”这个光荣称号。
很快，佟真汉召集全组同志开了一个会，检讨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失误，请大家群策群力，分析案情，如何才能尽快查摸到“杜康四君子”的踪迹，将其一网打尽。
专案组其他五名成员心里也不好受，特别是老周，责怪自己的脑筋动得太慢。为表歉意，他掏钱去买了两包好烟，散在桌上请大家随意抽着讨论案情。
这次案情分析会，开了整整七个小时，所有人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观点不同还进行争论，终于达成了共识：
回头从已经调查过的案情中，找出益泰布号被劫一事，作为案件侦查工作的切入口。
益泰布号被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午，车行那辆被劫的大车被人发现，倾翻在离案发现场大约一里多地的一条小河旁边的泥地间。
车行老板由此而产生了另一个念头，强盗既然不要大车，可能也不需要牲口，但是牲口没有发现，有可能被卖掉，只要肯把价格往下压，总会有人买下。
于是，大车行老板便带了当事人车夫老朱前往地藏王庙后面的牲畜易市场去撞运气。
没想到，还真让他撞着了，那匹被劫的枣红马竟然就在那里的一株大树下拴着。
车行老板又惊又喜，大叫一声“我的天”，一个箭步上去，抱住了枣红马的脖子，那马也认出了主人，发出了长声嘶鸣。
此举自然惊动了前来销赃的家伙，待老板和老朱回过神来想找那个卖家时，那个汉子早已不见影子。
大车行老板找回了牲口，喜不自胜，牵回去后也没去向派出所说一声，还是老朱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个熟识的民警提起此事。
警方这才知道，于是找到车行老板做了一个记录，并将此事作为当日的治安动态上报了分局，分局因为此事涉及“杜康四君子”系列案，报给总局，专案组也就知晓了此事，切入口因此设定。
那天，抢劫了一车龙头细布的案犯按照以下路线逃离现场，他们打昏益泰布号账房先生张修身和车夫老朱后，为防止被夜间军警联合巡逻队发现，未将张修身、老朱两人抛在现场，将他俩放在大车上，运往预定的转移点，即后来发现被抛弃大车的小河旁。
到那里后，他们把赃物转移到了已经停在那里的船上，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把张修身、老朱两人也带到了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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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车和牲口显然无法用船只来运走(以小河的深度来判断，那条船不可能很大)，于是，把大车就地抛弃，牲口舍不得放，留下一人专门处理。
然后，案犯驾船逃窜，逃到了东湖那边，把张修身和老朱两人送上岸，绑在柳家庄河边的牛棚里。
两人之所以会昏迷较长时间，可能案犯在打昏他们后，施用了麻药。专案组估算:
从抢劫案犯抛弃大车现场，到张修身、老朱两人被捆绑的牛棚所在地的那段距离，至少有二三十里水路，其中三分之二是郊区。
这样，问题出现：
既然三分之二是郊区，所过之处肯定有船只可以停靠并适合将张修身、老朱固定捆绑的位置，除了牛棚，还有树木、电线杆和木桥，可能还有破庙什么。
那么，案犯为何偏偏要把两人弄到柳家庄那里去呢？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个答案：
那两个实施抢劫的案犯，当时在船上睡着，而摇船的人仅仅是由于某种原因负责摇船而已，没有资格知道作案计划。
船至柳家庄附近时，可能目的地即将到达，他(或者他们)唤醒案犯，询问如何处置张修身、老朱两人(也有可能先前在大车抛弃地把张修身、老朱弄上船时，案犯说过“半路上处置他们”的话头)，案犯一看，马上停船，把张修身、老朱两人绑在河边的牛棚里。
如果以上推断准确，案犯用于窝赃的地点应当就在柳家庄或者柳家庄附近的另外两个村子——张河村或者虎啸岭。专案组决定：
将这三个村庄作为侦查目标，开展周密的调查。
柳家庄、张河村和虎啸岭是三个独立村庄，呈品字形分布，互相之间各有乡间小路和小河汊相通。
三个村子中，虎啸岭稍大，约有六七十户村民，柳家庄、张河村只有四五十户。
根据区农会提供的资料，这三个村子以贫困户居多，够得上后来搞土改时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大约只有五六家。
那里的村民尽管贫困，由于生活在湖河江汊之间，除非替人打工的雇农外，基本上家家都有一条小船，农忙时作为交通工具去那些位于河汊间的田块耕作，农闲时则赖以捕鱼捉虾维持生计。
这种小船，载重量不过两三个人，被称为小划子，不在调查范围之内。
专案组根据益泰布号被劫的那车布匹的重量以及还要搭载数人来推算，那条木船的载重量，应当在一吨半以上。这样一来，调查目标很明晰：
冲着符合载重条件的船只进行。
为防止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化装成调查水质的卫生防疫技术人员，摇身一变成为“水质调查工作小组”，特地还去武汉市人民政府卫生处开了一纸证明。
鉴于解放伊始敌我斗争形势相当复杂，侦查工作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专案组一行六人前往区政府接洽时，即使对接待他们的副区长，也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当时区政府未设置卫生管理机构，分管副区长兼管，副区长看了介绍信问:
你们有什么要求？
专案组里年龄最大被指定为“水质调查工作小组”组长的老周说:
我们不熟悉这一带农村的情况，希望区政府能给我们配备一名熟悉那三个村庄地理人文情况的同志，便于开展工作。
副区长说:
这很容易，我让区农会派一位同志陪同你们下乡吧。
随后，专案组由一位姓郑的年轻干事陪同下乡。本来，调查一下这三个村子的船只是一桩比较简单的事情，一天就能解决，即就是了解一下每个村庄有多少条木船，每条船的载重量，符合涉案条件的船只近日夜间是否离开过本村。
但是因为涉及保密，这工作就不能这样公开进行，而且，侦查员还要让所有村民相信真的是来调查水质情况。
因此，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反而得花费在“抽样化验”、“登门访问”方面，并且装模作样认真记录。
而属于正道儿的船只调查，反而只能打擦边球似的顺带着悄然进行，调查时先问人家：
你们家有多少人？成员结构？年龄？生过什么病没有？
然后，这才似乎漫不经心地问:
家里有船吗？几条？平时使用得多吗？
如此进行，进度当然很慢，当天他们没有回城，住在张河村。
次日，侦查员又调查了半天，把三个村子都过了一遍，在虎啸岭发现有一条木船符合涉案条件，是该村一个名叫印宗景的富户家的船。
印宗景是虎啸岭的一个外来户，1928年从江西迁到虎啸岭。土改运动时，查出他是江西的一名土豪，为逃避红军和苏区政府的打击举家逃到武昌，变卖了部分细软，选择虎啸岭买了几十亩土地定居。
他除了把部分土地出租给穷苦农户收取租米外，本人以及家人也下田干活，还学会了驾船打鱼，打造了一条三吨木船、两条小划子，闲时跑运输和捕鱼捉虾。
所以，后来印宗景就被评为地主，加上其之前在江西的土豪身份、罪行，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枪决，此系题外话。
专案组发现印宗景家有这样一条符合涉案条件的木船后，开始调查发生益泰布号抢劫案的那天晚上这条木船是否在虎啸岭。
这件事跟“水质调查”没有关系，也不搭界，只好另外设法。
区农会干事小郑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出身雇农，七岁给地主放牛，解放军打过来时，还给部队带过路，要不是地方上看中了他一定要他干农会工作，早就当兵去南方打仗，如今已经参加共青团，并且写了入党申请。
佟真汉对小郑亮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请其相帮协助调查印宗景家里木船之事，小伙子又惊又喜，连连点头。
小郑在虎啸岭有个亲戚，他的一位堂姑姑就在这个村子，嫁的那户人家也是穷人，堂姑姑家的一门亲戚正好是印宗景的佃户，男主人姓傅，排行老三，村里人都唤他“傅老三”。
傅老三是虎啸岭最穷的人，穷得没有房子，也讨不起娘子，带着义子傅六儿租种印宗景家的几亩水田，因为没有房子住，印宗景让他们父子俩住在“船坊棚”里。
“船坊棚”是一种用毛竹和稻草搭建于河上的草棚，底下是停泊着的木船。木船不用露天停泊，日晒雨淋破损很快，所以要有替木船遮阳挡雨的“房子”。
傅老三父子在这种河上草棚的一个角落，用毛竹架设了一层类似阁楼样的东西，三面用草帘子遮挡，留出一面，用可以活动的竹帘子作为进出的门，成为一个近似于原始人居住的窝棚。
小郑认为，傅老三父子住在“船坊棚”里，底下就是那条涉案的三吨木船，那天晚上是否出动，他们肯定知道。
侦查员听他这样一说，觉得言之有理，于是请其前往打听。小郑去了“船坊棚”，傅老三不在，只有那个十一岁的义子傅六儿在那条木船的船尾，趴着钓虾。
傅六儿认识小郑，管他叫“阿叔”。小郑给了傅六儿几块糖果，也要了一根竿子钓虾，接着两人聊了起来。
三两句话后，小郑就把话题转到了本意上，傅六儿想了想说:
你说的那天晚上，我早早睡觉了，睡觉时那两条小划子在，大的这条木船没停在“船坊棚”里啊！
小郑问:
没停在“船坊棚”里？那么停到哪里去了呢？
傅六儿说:
不可能停到别处去，停在露天里东家舍不得，肯定摇出去了。
小郑又问:
是你爹爹摇出去的？
傅六儿答:
没有，我爹爹一直跟我在一起，晚上呼噜打得我醒了好几次。
侦查员闻讯，顿时兴奋：
有戏！
不过，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子说的话是否可以当真，有待于进一步核查。随后，小郑决定直接跟傅老三接触。
为防止惊动了印宗景，他让堂姑夫出面，悄悄把傅老三约到了堂姑姑家里，先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告诉对方:
他是代表公家来找其了解情况的，希望对方能如实回答，并且严格保密，否则影响了公事，人民政府就是要找你说话。
傅老三说:
我知道，如今的政府是为着咱穷人奔好日子的共产党政府，我是虎啸岭最穷的人，当然要向着咱们的政府，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小郑开口一问，傅老三的回答却跟傅六儿相反，他说:
那条木船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离开过虎啸岭。
可是，傅六儿怎么说那天晚上睡觉时，“船坊棚”里没见那条船呢？傅老三说了原因：
今年，印宗景决定给那条三吨木船涂刷桐油，这是保养木船的常用方法，一年一次，也有两年。
印宗景家的这条木船已经三年没有涂刷桐油，今年必须涂刷。因此，最近半个多月这条船一直没有使用过。
你说的那天，白天刚刚涂刷过桐油，晚上如果停在“船坊棚”里，那桐油气味，熏得我们就没法睡觉，所以就把船停在那边桥下。
小郑听着，心就凉了半截。小伙子内心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个说法，毕竟年轻，脸上就露出了些许怀疑的神情。
傅老三读懂了这一点，笑着说:
你可以跟我上船去看一看，就可以知道我说的是没错的，一条船如果有一段时间没使用过，船上的那支橹上会有痕迹，橹孔里会生锈。
木船的动力靠橹提供，主橹架设在船尾，船尾的某个位置有一个固定的金属橹销，其顶部是一个凸出的圆球状，橹的后部镶嵌着一个与之大小相配的凹进的圆形橹孔。
使用时，橹孔压于橹销上作左右晃动，伸进水里的橹片就摇摆着提供动力，驱动木船往前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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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橹孔和橹销始终不断地摩擦，其接触部位的金属就变得亮光闪闪，为了让这种摩擦的阻力处于最小的状态，每次航行前，通常都会往橹孔里注一点油，同时也就起到了防止生锈的作用。
因此，如果哪条木船有一段时间不用，橹孔和橹销既不上油也不摩擦，就会生锈。傅老三以此作为证据提出，当然最有说服力。
紧接着，小郑跟着傅老三上船去看了看，橹孔橹销果然已经生锈，说明其所言不谬。
耗时两天的调查以毫无收获而宣告结束，傍晚专案组撤回区里，众侦查员一个个心情沉重，连晚饭也没吃好。
晚上，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大家议来议去，觉得原先的调查思路和方向都没有问题，之所以未能取得成绩，可能是由于调查范围过于狭窄。
于是，他们把小郑请来，介绍柳家庄、张河村、虎啸岭周围的水路情况，发现那三个村庄的品字形右上方，还有一处应当调查的地方——三善寺。
三善寺建于清朝光绪末年，距1949年不过四十来年，当时算不上古刹，传说是由一个靠在长江中当水盗发家的老头用赃款所建，取名“三善”，想来是有着一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思。
当初择址时，那强盗老头可能担心会有江湖上的仇家来寻他算账，所以挑选了位于河汊间的一处小小的陆地，四面环水，出入必须靠船，相当于一个极小的孤岛。
这座庙宇占地不大，寺内僧人更少，据说，初建时只有那自任方丈的出资盖庙的老头和他的两个徒弟，后来渐渐收留了一些慕名前来投奔的身份可疑之徒，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第一代方丈死时已有十多名和尚。
日本人占领武汉的那几年里，僧人又有增加，最多时达到将近三十人。一时间，附近乡里的百姓都来三善寺烧香拜佛，连日本军官也慕名前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统”局称三善寺僧人勾结日军，充当汉奸，派出和尚以化缘为名替日本方面搜集情报，便派员将该寺僧人悉数逮捕。
后来据说枪毙了数人，判刑关押了十几人，只有六人被释放，仍回三善寺当和尚。
经此折腾，三善寺从此一蹶不振，几乎没有什么人去烧香，那几个和尚靠在孤岛上种植和捕鱼捉虾谋生，日子过得很不滋润。
次日，专案组由小郑领路前往三善寺察看。临走前，佟真汉正好遇见驻扎在区政府驻地一位当营长的老乡，跟对方商借了一个望远镜。
接下来的情况表明，这个措施很有必要。一行人到了三善寺附近，钻进了一片竹林，从几十米开外悄然观察这座寺庙。
庙门前有一块篮球场大的空地，空地尽头就是水面，靠岸处拴着三条木船，其中一条符合涉案条件的载重量大约在三吨左右，估计已经两三年没有涂刷桐油，看上去比印宗景的那条旧些；
另外两条，一条是小划子，还有一条是载重量大约一吨左右的可以架设两支橹的“快船”。
刑警邓兴看着看着，心有所动，从佟真汉手里取过望远镜，对着那条“快船”看了片刻，把望远镜递给老周：
“你看看！”
老周一看，脸色马上两样：
“这不是上次我们在贾必诚酒馆跟踪‘杜康四君子’时，他们在长江边上的那条船吗？”
望远镜马上又到了佟真汉手里，他一边看着一边问：
“是这条船？”
老周说:
“没错，就是这条!我记得很清楚，两支橹，船尾的缆绳是用竹子和棕丝混编的。”
佟真汉问:
“难道，这座寺庙跟‘杜康四君子’有关系？”
老周说：
“不但有关系，我估摸可能‘杜康四君子’就藏在庙里也难说!”
这样一来，专案组反倒不敢轻举妄动，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觉得此刻不能直接去庙里，应当采取更加稳妥的办法。
又议了一阵子，当过排长并在战场上代替阵亡的连长指挥过百来号人，冲锋陷阵的佟真汉呈现出过人的胆魄和智慧，他想出了一个“引蛇出洞”的法子，众人听了都说好，于是付诸实施。
此时，三善寺根本不知道他们从这时起，已经被悄然监视，不但被监视，还要受惊一下：
一个多小时后，从区里来了两个干部，站在河边招呼寺院，派人划船过来渡他们去庙里，有公事要交待。
很快，一个和尚用小划子把两人接了过去，肥头大耳的方丈出面接待，吩咐沏茶。一位干部说:
不必了，工作忙，立马要走，这次来跟贵寺说一件事：接到部队方面的通知，准备在我们这一带举行军事演习，部队首长看了地图，决定把指挥所设在三善寺。
先期人员明天晚上9点前进驻；征用贵寺的全部时间大约是七十二小时，原则上不使用寺里物品，如果使用，则按市价折算补偿，损坏东西也是照价赔偿。
不知贵寺是否有不便之处？
方丈答道:
没有什么不便，欢迎大军首长光临敝寺。
干部说:
那就这么说定，我们去回复部队首长。
所谓“军事演习”当然子虚乌有，按照专案组的推断，如果三善寺确实有问题，窝藏着赃物甚至“杜康四君子”的话，此举肯定会迫使他们转移，转移的时间应该就在今天晚上。
当晚，天黑后不久，前来支援的驻军两个班悄然控制了三善寺通往外面的几个河汊拐弯处。
稍远处，临时征用来的十几条小划子，悄无声息地堵住了每条河汊的水面，武装民兵持枪埋伏于岸边；
专案组六人个个持枪，分别隐藏于河汊离三善寺最近的岸边。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跟预计的没有什么差别：
9时多，三善寺那边有了动静，听声音是在往船上装货。一会儿，夜空中传来了轻微的“咯吱”声，那条三吨木船出现在埋伏者的视线中。
一声哨响，两颗照明弹射上夜空，把河面照得如同白昼，原以为船上如果待着“杜康四君子”的话，可能会发生枪战。
但是，待在船上意欲转移的“杜康四君子”却随着四下里一迭声的“缴枪不杀”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诚如专案组所料，那条木船上装着益泰布号被劫的那车龙头细布和其他一些赃物，还有从王炳郎家转移出来的两大缸武器弹药。
此外，还有一部带着小型发电机美国制造的收发报机。“杜康四君子”的身上，都带着左轮手枪，其中一支配有消音器。
三善寺六名僧人全部被拘捕，寺庙搜查后，没有发现武器，但却搜出了几大桶染料。
专案人员起初还以为是炸药，就地讯问涉案僧人才知道，原来是“杜康四君子”让他们购买准备将抢劫而来的龙头细布进行染色。
染色干什么用？涉案僧人并不知晓，又问了“杜康四君子”，方知是准备把白布染成黑色，用于制作反革命武装暴动时，暴动人员所穿的统一服装。
专案组连夜进行讯问，终于揭开了“杜康四君子”的神秘面纱。
四人原为国民党海军的情报人员，武汉解放前夕，转到“国防部保密局”，作为潜伏人员留了下来，他们的任务是：
收集情报，制造混乱，伺机配合光复大武汉。
其藏身地是三善寺，那里的方丈是“保密局”几年前发展的特务。
根据事先的策划，他们以“杜康四君子”的名号在武汉全市露面，意欲通过喝酒和“国际海员”的名头，扬名立万，在社会上广泛结交朋友，便于开展工作。
但是，没过多久就接到了上峰的秘密通知，让他们听命于刘澄宇。接着，刘澄宇派员联络，传来了指令：
准备组织武装暴动，并做好上山打游击的准备，要求“杜康四君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为暴动和打游击准备经费和物资上，指派王炳郎配合。
这样一来，“杜康四君子”就跟王炳郎挂上了钩，研究了一个通过喝酒名声，组织扒手大肆作案的方案。
刘澄宇很欣赏，派来一个特务主持扒窃活动，此人很是神秘，“杜康四君子”不知道其任何情况，只知道所有扒手除了王炳郎推荐的那个彭阿道外，都是此人所招，也弄不明白这人跟黑道怎么这样稔熟。
扒手所获得的赃款赃物，“杜康四君子”从不经手，都由那个不知姓名的特务直接处置。
那天，“杜康四君子”突然接到刘澄宇派人送来的通知，让他们当晚化装抢劫益泰布号从码头货栈提取的那车龙头细布，得手后染色准备制作暴动时用的统一服装。
于是，“杜康四君子”动用藏身地三善寺的那条三吨木船，方丈派了两个和尚替他们摇船和卸货，一行人化装后，驾船而行，顺利完成任务。
根据潜伏特工“能不杀人，尽可能不杀人”的工作原则，车夫老朱和益泰布号的账房先生张修身未曾丧命，但是，为推迟抢劫案被发现的时间，他们将两人弄昏后顺路运到郊区再释放。
可“杜康四君子”在途中瞌睡，摇船的和尚又不知道如何处置张修身、老朱两人，所以也不吭声。
直到快要到达三善寺时，“杜康四君子”醒来，这才赶紧把张修身、老朱两人抬上岸绑在牛棚里。
贾必诚酒馆事件后，“杜康四君子”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跟踪，但彭阿道的被捕惊动了刘澄宇，派人给“杜康四君子”和王炳郎送信让他们密切注意。
可是，警方已经抢在前面逮捕了王炳郎，刘澄宇非常失望，这批武器对于即将发动的暴动实在太重要，于是异想天开地指令“杜康四君子”检查密藏的武器，是否已经被警方起走。
如果王炳郎没有交代武器一节，就地将其解决并把密藏的武器抢运出来，转移到三善寺去。
前往美国接受过特训的“杜康四君子”接受任务后，大胆行动，化装潜入王炳郎住所，由精于化装的“酒徒”实施，顺利完成。
专案组接着果然出现失误，没有发现王炳郎家密藏的武器，从而使他们在这个回合中获胜。
不过，由于彭阿道和王炳郎的暴露，“杜康四君子”也就失去了活动条件，只好隐藏于三善寺静候形势发生变化，参加刘澄宇领导的反革命武装暴动。
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前面作案时已经露出破绽，专案组直接找上门来。
朱涤新局长闻知“杜康四君子”已经被捕，指令政保处“刘澄宇暴动案专案侦查组”直接讯问，追查刘澄宇的行踪以及反革命暴动计划等情况。
但是，狡猾的刘澄宇事先已经考虑到“杜康四君子”出事的可能，所有联络非常谨慎，四人根本没有见到过刘澄宇，连他长得什么样子都不清楚。所以，头几次讯问并没有取得进展。
专案组侦查员经过反复分析研究，调整讯问方案，以启发方式跟“杜康四君子”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终于从四人的口供中获得了极有价值的线索，据此制订新的侦查方案，终于将刘澄宇一伙悉数缉拿归案。
经审理查明，刘澄宇曾任国民党军队陆军少将高级参谋，武汉解放时受命潜伏，策划组织“武汉守备区突击第二纵队”反革命武装组织，自任纵队长，在武昌、阳新、大冶一带频频制造抢劫、盗窃、暗杀、破坏金融等现行反革命活动。
该案破获时，刘澄宇已经制订了反革命暴动的具体计划，准备同时袭击武昌县人民政府和流芳区政府，制造轰动效应，然后视情在“继续扩大战果”和“上山打游击”两个方案中作选择。
不久，刘澄宇和“杜康四君子”等一批反革命分子被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