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边往事 | 武汉支青援疆的历史背景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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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的支青援疆工作是从1961年开始的。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为适应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经国家农垦部批准，成立了由原兵团政干校政委彭我予为组长的招生工作组，成员由兵团机关干部和各师派出的干部组成，共约40余人。他们在上海完成招生工作后，于1961年11月来到武汉市，招录应届高中毕业生，以补充兵团基层单位的干部队伍。

在武汉的招生工作由兵团司令部劳资科长李建明负责，招生组设在解放大道西头的某兵站内。武汉市政府积极配合，指定工作组在硚口区进行招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武汉市向新疆兵团输送了4批约100多名高中生，他们是武汉市知识青年援疆的先驱，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分配到兵团驻乌鲁木齐各单位；少部分人经过兵团政干校培训后，下派到石河子农八师及奎屯农七师各单位，全部作为干部使用。

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援疆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援疆，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在1958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国家又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致使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都以为在短时间内能“赶英超美”。此后，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出现了“亩产万斤”的浮夸风。这些运动式的“冒进”，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巨大，直接造成全国性粮食短缺的严重情况，加上随之而来的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更加导致饥荒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同时还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口号，这标志着国家经济发展方针上的重大改变。而作为大办农业的有力措施之一，就是坚决认真地清理城镇人口，把多余的劳动力加强到农业第一线中去。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说：“要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非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不可……要把精简职工队伍，下放城镇人口当作一件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来抓。”

196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各大城市，相继实行精简城市人口的政策，开始着手进行工业生产的调整，下马了相当一批仓促兴建的、能耗大、产值低的工厂。据有关资料显示，1961年至1965年，全国共精简城市职工约1887万人，压缩城镇人口2600万人；至1965年，全国城市数量从1961年的208座减少至171座，减少17．8%；中国城市化水平大幅回落，从1960年的19．8%下降到1964年的14．6%。在这种背景下，武汉市也同样有大批企业下马，加之精简人员，导致城市就业问题非常突出。

与此同时，入学难也成为城市的重要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武汉市的教育发展相对迟缓。据《武汉市志·教育志》记载：1963年，中学有106所，其中完全中学46所，初中60所。1965年，重建和新建一批中学后，武汉的中学也仅有165所，其中公办122所，民办29所，企事业办14所。而当年，武汉有高中生18 201人，初中145 612人；公办中学139 586人，民办中学11 369人，企事业办中学12 858人。由此数字可知，当年高中学生的升学率只有12.5%，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那时，武汉的大学仅有22所，1964年面向全国只招生7 913人，1965年扩招，也只招收9 355人。所以，武汉市内高中生升入大学的只有凤毛麟角。

一方面，应届毕业生升学的比例太小，造成了升学难；另一方面，因大批企业下马，工厂企业基本上不招工，又造成了就业难。几年间，积累了大批滞留在家，被称为“社会青年”的闲散人员。

由于国民经济困难，导致城市压力不断增加，粮、棉、油等物质供应短缺，更加增加了城市、家庭和个人的压力。为了精简城市人口，1963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动员“社会青年”下放到农村去的决定；同时，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也向中央提出了组织动员内地城市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获得批准。支援边疆工作开始转入了以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为主的阶段。

此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在迅速扩张，人力缺乏，急需支援。动员城市知识青年援疆，既能及时有效地为兵团补充大批的劳动力，又可以减轻内地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缓解粮、棉、油等生活物资供应短缺的问题；而且大批“社会青年”进入兵团，既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减轻了他们的家庭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也化解了特殊年代的社会矛盾。

由于兵团招生简章上明确说明：兵团实行工资制，享受公费医疗和所在单位规定的劳保福利待遇；且工作三年后，可回家探亲。探亲期间的工资、路费按国家规定执行。这些内容表明，只要加入兵团，就意味着解决了工作问题。对于众多生活困难的家庭来说，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也解决了子女就业的大问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研究员张红彦在《武汉知识青年支边口述史研究》一文中就提到“还有一些青年因家庭兄弟姐妹多，生活十分困难而主动要求去新疆，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还有的青年因家庭关系紧张，而希望远远的离开家到新疆去”。张红彦的这个结论，是基于2012年对部分援疆青年的访谈记录和他们撰写的回忆录得出的。

所以，1964年至1966年，武汉市向新疆输送8000余名支青，确实对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武汉市成立援疆工作领导小组，有序地开展援疆工作

（一）1964年输送两批援疆支边青年

1964年，经中央批准，武汉市将招收2000名知识青年参加兵团的建设，其中高中毕业生800名，初中生毕业生1200名。

武汉市十分重视这一工作，10月5日，武汉市城市人口管理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动员本市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报告》。报告提出：这次招收对象为年满16岁至25周岁、在本市有正式户口的非农业人口中的社会青年和本年未能升学的高、初中应届毕业生，男女比例原则上为男性45%、女性55%。 10月6日，武汉市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委）办公厅召开各区区长、各有关局长、市人口管理办公室、团市委、市妇联负责人会议，研究本市知识青年及有关人员参加新疆建设的问题。会议确定“全面动员，双管齐下，重点突出，自愿选择”的工作原则，决定分两批进行动员，第一批对象为应届毕业生，组织工作以学校为主，家庭为辅；第二批对象为城市社会青年，组织工作以街道为主，学校为辅。同时成立了由中共武汉市委、市人委负责的武汉市援疆工作领导小组，由副市长熊飞任组长，组员由市人口管理办公室、体育局、公安局、劳动局、民政局、卫生局、团市委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但是，当大规模的向新疆输送支边青年（以下简称支青）的宣传工作开始后，街道和学校几乎同时行动起来了。

市援疆工作领导小组和市城市人口管理办公室陆续下发《关于兵团招生工作中有关报名、审查、录取等工作的安排》《关于动员本市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宣传工作安排》《关于动员本市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宣传提纲》《武汉市知识青年在新疆（好人好事）》《新疆建设及本市知识青年在新疆图片》等文件及宣传资料。10月20日，市城市人口管理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行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安排》，对迁送入疆途中的组织领导、支部工作、思想工作、群众生活作出具体规定，倡导途中进行“政治思想好，团结互助好，遵守纪律好，艰苦朴素好，安全卫生好”五好个人和小队评比活动。

此后，武汉市大街小巷都贴有新疆兵团的招生简章，各区都组织街道办事处召开由兵团招生工作组负责人和成员参加的座谈会，各街道都组织挑选知识青年代表参加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招生组成员都详细介绍兵团的具体情况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热情洋溢的介绍天山南北的秀丽风光以及新疆多个少数民族的人文风情。当然，重点是强调兵团在屯垦戍边和反修防修方面的重大作用，希望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青年积极报名，到新疆去、到兵团这片广阔天地去施展才华。所以，每一次的座谈会，都让在场的青年人热血沸腾，很多青年当场表示，要把青春和热血献给祖国边疆。会后，这些参会的知青代表便成为本街道动员、组织辖区内知青报名援疆的生力军。

为配合兵团招生，市内各大电影院都放映《天山的红花》等和新疆有关的影片，剧院演出话剧《年青的一代》等，展现的都是兵团热烈的劳动场面和农场喜人的丰收景象。青年们心中的新疆，就是蓝天、是白云、是羊群、是毡房、是雪峰、是林海构成的美丽画卷。

援疆宣传也是省、市各大媒体的重点报导内容，几乎每天都有兵团、新疆的消息见诸报端。10月21日，1961年援疆的、武汉市第四十一中高中毕业生李忠模发表《我在新疆三年》的文章，用亲身经历告诉武汉青年，新疆是富饶美丽的地方，兵团是温暖的大家庭：“一到达目的地，就如同到了自己的家。兵团的同志們敲锣打鼓地欢迎我們，为我們安排了舒适的房間，做好了湖北口味的饭菜，首长和指导员亲临宿舍，向我们问寒问暖，招待员送水端茶。夜里，指导员悄悄地到寝室给我們盖好被子。我深深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现实生活给我们打消了许多顾虑，这里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荒凉，乌鲁木齐和其他新建起来的城市，有宽广的柏油或水泥路，有漂亮的工厂、学校、商店、电影院和剧院；有自来水吃；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冬天，人们照样的工作、劳动，业余可以到外面溜冰；室内生着火炉，十分温暖，更没有看到有谁冻掉鼻子……”1961援疆的支青，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援疆宣传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武汉晚报》还发表一封远方来信《我爱上了第二故乡——新疆》，信中详细介绍了新疆的迷人景色，广阔的大地上有排列成行、高插云天的白杨，有婀娜多姿、迎风招展的榆树；天山山脉的博格达峰，沐浴在晚霞的金色之中！

在轰轰烈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中，武汉市有大批知识青年报名，援疆工作卓有成效。武汉市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和街道的动员、组织分不开，大批援疆青年都是在街道报名得到批准的。仅以1964年汉阳区的街道报名为例，便可见一斑。

从这份不完全的记录中可知，通过街道招录的支青有126人，通过学校招录的支青只有57人。被录取的支青都有正式的录取通知书。武汉市二十中学的李雨平通知书上写着：

李雨平同志：

你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生产建设。根据你的志愿和条件，已经被新疆建设兵团招生工作组审查批准。为此，特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希望你去疆后，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好儿女志在四方”的革命志向，积极劳动，努力学习，艰苦奋斗，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既有文化知识又有政治觉悟的劳动者，为建设祖国的边疆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招生工作组

1964年10月24日

注：1.请凭此通知于10月29日 午 时办理报到手续。

2.报到地点：劳动里街办事处。

3.有关出发日期及准备事宜，在报到时另行通知。

大红的喜报也会送到被录取的支青家中，他们同时会领到一套军装，一只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字样的搪瓷茶缸。每个支青都会收到《武汉青年给参加新疆生产建设的青年的一封信》，信中有一段毛主席语录：“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这封信成为很多支青的座右铭。

被正式录取的支青，被各区政府组织起来，进行学习和训练。各区都有自己的集训地点，如江岸区的集训点在蔡锷路铁工俱乐部，硚口区的集训点在硚口区文化馆（原武圣路口观音阁内）。各区集训的内容大致相同，除了听领导讲话，学习纪律之外，要像军人一样喊口号、走队列，高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歌曲。其间，硚口区政府还在崇仁路老大兴园，用丰盛的中餐招待过第一批录取者。这些内容，对支青而言，都是新奇又新鲜的。他们的全新生活，从集训时就已经开始了。

10月27日下午，市人委在武汉京剧院举行隆重的欢送会，武汉市长刘惠农、副市长熊飞、驻汉部队首长刘玉堂少将等军政领导、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支青、部分支青家长等两千多人参会，首批援疆支青身着军装排队前来。副市长熊飞在会上讲话，向参加新疆建设的青年祝贺，向支持子女援疆的家长致敬，勉励支青们在革命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后代。会上，支青代表李玉红、家长代表张日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武汉市京剧团为大会演出了革命现代戏《节振国》。

这次欢送会场面之宏大、气氛之热烈、规格之高，都是很少有过的，这表明武汉市政府对援疆工作的高度重视。欢送会后，支青们披戴红花，在锣鼓声中乘车游行。

1964年10月28日，是武汉市第一批支青踏上征程的日子。汉口满春街支边青年龚乃盛的父亲因为要上班，嘱咐二哥送弟弟，并告诉二哥：“你去送他，再对他说一遍，到了新疆，一定要依靠组织，明辨是非，站稳立场。”荣华汽车修配厂工人马之斌夫妇起的很早，因为他们的两个女儿马若桂、马若梅都要进疆。他们一边为女儿清点行装，一边再三嘱咐女儿：到新疆，要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如果姊妹俩不能分配在一起，要以革命事业为重，不要闹情绪。 

这一天，《武汉晚报》头版刊发了3篇和援疆支青相关的文章。其中头版头条以《我市隆重集会热烈欢送赴疆青年》为新闻标题，报导了27日的欢送大会；同时发表《祝贺赴疆青年踏上革命征途》的社论，社论摘要如下：

你们怀着远大的革命理想，并且大都经历过一次严重的思想斗争，怀着欢欣的心情，迈开走向人生的第一步。这一点对你们，对全市青年和全市人民，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回想一下：近半月的短短时间，成批青年，争先恐后，报名奔赴边疆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次叱咤风雷的革命行动。应当说，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是一场广泛的兴无灭资、移风易俗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每个青年，每个父母，都必须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作出正确的抉择：是革命第一，以国为怀，高瞻远瞩；还是享受至上，个人第一，鼠目寸光？是经风雨，见世面，到艰苦的实际斗争中去锻炼；还是图舒服，贪安逸，做温室里的花朵？是热爱劳动，把它作为革命化必由之路；还是轻视劳动，企图像剥削阶级那样骑在人民头上？是热爱农村，热爱边疆，背起背包走天下；还是留恋城市，留恋小家庭，不敢越家门一步？是从根本利益上考虑，真诚爱护子女；还是只看到眼前一点点小利，将欲爱之，反而害之？总之，是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当坚定的革命促进派；还是停滞不前，落在伟大革命时代的后面？

正是你们，还有积极支持你们的父母，都迅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正确地选择了前者。困难吓不倒你们，斗争艰苦，不怕；路途遥远，不怕；气侯寒冷，不怕。各种旧的思想习惯势力的阻碍，也拦不住你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你们的正确选择，说明你们敢于同旧思想决裂，敢于向困难挑战；证明你们有积极参加革命的胸怀；反映了你们愿意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决心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走革命化的道路，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社论最后激励他们，既然巳经迈出了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就一定要走到底。鼓励他们在党的敎育下，在新疆成长：“但是，你们成长的每一步都将是战斗，首先是思想上的战斗，在战斗中你们要毫不动摇，遇到任何困难，也毫不改变自己的革命意志和决心。你们立志在新疆干一辈子，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谆谆告诫他们：“你们是热爱武汉的，这里是你们出生的地方；你们更要热爱新疆，你们将在那里战斗和成长。”

第三篇文章用热情洋溢的笔调告知市民《武汉首批援疆青年今日下午出发，有关部门和亲友热情送别》。

同日的报纸上，还有武汉市第十二中学的高中毕业生程忠琪的《投身革命建设边疆，身在甜中不忘过去》的文章。在文章中，程忠琪表示：“我一定听党的话，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劳动，艰苦奋斗，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锻炼成出色的革命战士。”武汉市第十五中的高中毕业生杨石修也在《赴疆前夕，畅叙激情》一文中表达自己的意愿：“我看见外面的建设，搞得轰轰烈烈，人们在辛勤的为祖国出力……我想为国家出点力，正好新疆需要青年人去建设，我积极报了名，并得到了批准，我的理想开始实现了。”新闻媒体的报导，营造出了浓厚的援疆氛围，使支青及其家庭感到光荣与自豪，也促使更多的青年立志加入兵团，走上援疆之路。

为体现党和政府对支青的关怀，当日上午10点，全体支青分别到各区政府集合，如硚口区组织支青到街道办事处集合，然后集中在硚口电影院参加欢送大会，王爱香(进疆后分到农四师七十一团）代表支青在会上表决心。欢送大会后，支青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到大智门火车站附近的春明楼饭店集中用餐；武昌区的支青是在江汉剧场和武昌电影院之间的生香餐馆和彭刘杨路的大中华餐厅集中用餐。

下午2时，武昌、汉口的支青们到市人委礼堂门前集合，然后整队向大智路火车站进发。他们身穿没有领章、帽徽的黄军装，胸前佩戴大红花，还有黄底红边红字的“武汉市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队员证”，整齐地行走，一边走一边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的蔡鄂路、车站路两旁，随处可见“发扬武汉青年志在四方的革命传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祝青年们红在边疆，专在边疆！”的标语。街道上的高音喇叭也在播放《我们新疆好地方》《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歌曲。此时，天下起大雨，中共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熊飞，副市长唐午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干部部副部长邸舟，市人民武装部第二政委巴方廷等负责人来到车站，和两万多市民一起冒雨欢送支青。

这一天的车站内外，人山人海，都是前来送儿女、送同学、送朋友的市民。锣鼓喧天中，夹杂着欢笑声、叮嘱声、哭泣声。下午3点40分，第一列满载支青的专列缓缓启程，车厢内外流泪、欢笑、挥手的场面，定格在很多照片中。

一批媒体记者也踏上这趟西行的列车，一路跟踪报道支青们的路途状况，不断发回通讯。

10月29日，《武汉晚报》又详细报导了28日下午首批援疆支青告别武汉，市民欢送他们的情景；报导了副市长薛朴若、熊飞等领导到车站送行的情景，报导了熊飞“希望援疆支青们勤勤恳恳地劳动、踏踏实实地工作、刻苦顽强地学习”的讲话内容。

11月3日6点20分（武汉时间8点16分），专列抵达乌鲁木齐车站。兵团副参谋长杨宗胜、基本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申玉坤和兵团机关各单位的干部和战士组成的300余人的欢迎队伍，聚集在乌鲁木齐车站的月台上，月台上有“热烈欢迎武汉青年参加兵团建设”的红色横幅。面对欢迎的人群，武汉支青们唱起《建设边疆》《新疆好》等歌曲。歌声响起时，欢迎的队伍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此时，乌鲁木齐正大雪纷飞，兵团当即给支青们分发棉衣和其他防寒用品。

10月的援疆工作非常成功。接着，武汉市城市人口管理办公室又提出《关于动员和组织第二批支青赴疆建设的几点意见》：贯彻“全面动员，双管齐下，重点突出，志愿选择”的方针，计划再动员1172人援疆，出发时间初步定在11月6日。《意见》中还强调：“虽然时间很紧，但审批工作仍然要严肃认真，要按原则录取。第二批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以街道为主，学校为辅。”

第二批的组织工作很快结束，部分学校组织欢送会，给本校学生送行。如11月4日，武汉市第十一中学为马名刚、王志成、张成泉、石志勇、李宗保等6名援疆同学举行欢送会，6位同学身穿新军装，胸佩大红花，端坐在台上，手里拿着学校赠送的笔记本。

11月6日上午，武汉市各界隆重集会，欢送第二批赴疆青年，熊飞在会上讲话，勉励青年们红在边疆，专在边疆。（图2-7）欢送会后，各区均组织支青聚餐。硚口区人民政府在“老林川”餐馆为支青们举办聚餐会。餐后，支青们步行到汉阳火车站上车。 下午，在父母亲朋的欢送下，武汉市如期输送1108名支青奔赴新疆。

1964年武汉市各区援疆人数情况统计表

从上述武汉档案馆藏1964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统计表》中所显示的两批数据看，武汉市仅仅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向新疆输送了2232名支青。其中硚口区451人，江汉区503人，江岸区550人，武昌区437人，汉阳区184人，青山区107人。在2232人中，大学文化程度的有29人，占全部人数的0.13%；高中文化程度的627人，占全部人数的28%；初中文化程度的1396人，占全部人数的62.5%；高小文化程度的有180人，占全部人数的0.8%。

在欢送的过程中，有一批热血青年因为没有报上名，便自行随队前往新疆，使得全市实际援疆支青人数超过了2232人，有数据认为是2459人。 据此数据可知，当年还有227人临时报名，得到批准，随队进疆。 

（二）1965年输送6批支青援疆

1965年8月3日，武汉市人民委员会批转城市人口办公室《关于动员本市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准。依据报告，武汉市当年要招收4 000名支青援疆，其中高小以上文化程度3400人，高中毕业生600人。招收对象为年龄16至25周岁，有本市正式户口的“社会青年”和本年应届毕业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男女比例原则上男性45%，女性55%。

招生人数虽然在8月3日才得到确认，但从1965年3月初开始，武汉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媒体已经围绕“动员支青支援新疆建设”的主题紧锣密鼓地开展宣传活动。3月18日，《武汉晚报》刊登《立志做边疆的邢燕子》一文，报导了清水河农场五连的萧爱华、吕玉珍、李秀兰、胡早仙、汪英雄、吴美珍、王巧莲、吕云兰、邱新梅9位武汉女支青，以邢燕子为榜样，不畏艰苦严寒，与老同志一道，迎着暴风雪，修渠道、挖冻土、下戈壁、整田地，早出晚归，超出定额完成任务的事迹。5月25日，又刊发了《家长们鼓励亲人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的报导。

8月15日，《武汉晚报》又以《晒黑皮肤炼红心、誓作革命接班人》为题，报导了1964年援疆的2400余名青年在新疆健康成长的经历，告诉市民，援疆支青在兵团各级党、团组织教育下，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锻炼，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掌握了许多生产技术，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政治上健康成长，已有78人加入共青团，419人成为五好工人或生产能手，167人被选拔为农业、工交、文教、财贸等各条战线上的基层干部，317人进入兵团举办的各种学校训练学习。

1965年8月，兵团为更好的完成招生计划，组织了“武汉支青返汉招生团”回到武汉，招生团18名成员都是1964年援疆的、表现优秀的骨干人员，他们是佟雅洁、项惠琴、杨五梅、韩文峙、袁秀兰、孙云琳、蔡静、郑雪芬、王建、周一萍、高菊云、李忠义、周金生、陈光彩等。（图2-9）与此同时，还派出了一支以武汉支边青年为主组成的兵团文艺代表队，返汉进行文艺宣传。

8月16日下午，招生团应团市委邀请，和报名援疆的部分青年欢聚一堂，举行座谈。在谈到自己的亲身经历时，招生团成员都认为：到新疆去，就是为了干革命，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人，他们做到了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且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支边新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也以《边疆天地广阔、在那里大有作为——去年赴疆的武汉青年座谈八个月来的劳动收获》为题在《武汉晚报》登载。佟雅洁、项惠琴、韩文峙、袁秀兰等支青的现身说法和一系列的宣传报道，吸引了全市大批热血青年踊跃报名。

8月17日，武汉市妇联也联合招生团在汉口召开支边青年家长大会，副市长熊飞到会，发表讲话：父母都爱自己的子女，但怎么爱法，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把自己的子女留在身边，怕他们吹一点风、淋一点雨、吃一点苦，这是溺爱；另一种爱，是让他们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让他们经风雨、接革命的班。熊飞举例说，去年的援疆青年，今年回来了十几个，大家都看到他们各方面都进步了，家长很满意。熊飞还介绍了新疆发展的情况和这支有老部队传统的生产建设兵团对年轻人的关心与培养，比做父母的还想得周到，让家长们放心。兵团干部部副部长邸舟在会上全面介绍了新疆的建设情况、兵团的生产情况和第一批武汉支青的成长情况，受到家长们的热烈欢迎。招生团成员项惠琴，在大会上向家长们汇报了武汉支青在兵团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在老同志的帮助下，不断成长的经历。会后，兵团文艺代表队为家长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18日，《武汉晚报》以《家长们，积极支持子女到新疆去！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为题，对这次大会进行了报导。

部分中学也邀请招生团成员，配合学校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教育，组织武汉支边青年回汉报告会。如孙云琳回到母校武汉市第二十一中学，袁秀兰回到母校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做汇报演讲。当年，第二十一中学有15名应届毕业生援疆，第二十五中学有28名应届毕业生援疆。

为进一步加强援疆宣传，武汉市文化局、共青团市委、市人口管理办公室三家联合，在汉口合作路武汉市文化俱乐部内举办《武汉知识青年在新疆展览》，展览分为“新疆是个好地方”“祖国边疆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简介”“武汉知识青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健康成长”“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四个部分。8月18日，三家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接到通知后积极预约登记，凭所发参观券前来参观。 从8月20日起，每天都有大批社会青年、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包括学生家长前来参展。

兵团在武昌和汉口都设有工作站，武昌的工作站设在民主路的陶陶旅社，汉口的工作站设在滨江的汉口饭店。这两个工作站一度成为热血青年频繁出入的地方，部分支边青年就是在这两个工作站报名后得到批准的。

街道居委会在招生工作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为使招生工作顺利进行，各街道也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生报名站”，在动员、组织青年援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大批援疆青年都是在街道报名得到批准的。如关帝街居民委员会主任王忠秀，为推动援疆工作的顺利进行，积极支持已经工作的女儿鲁美云报名援疆。1965年8月下旬至9月初，关帝街召开两次座谈会，第一次主要进行援疆宣传，王忠秀在会上告诉大家，自己的女儿已经报名援疆，以此鼓励与会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赢得一片掌声。为增进与会者对新疆的了解，座谈会在大力宣传支援新疆、建设新疆的同时，还传看了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地的部分照片；第二次座谈会召集的是已经被批准的、准备9月3日进疆的29名（男15人、女14人）支青，主要内容是强调组织纪律，成立关帝街支青小组，指定余大春（男）担任组长，鲁美云（女）担任副组长，借此会议让支青们互相认识。

1965年8月24日，《武汉晚报》在头版刊登了《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报导本市已有7100多名青年报名援疆，且报名的人数还在不断增长中。

被兵团初步录取的社会青年，会接到去辖区卫生院体检的通知。如硚口区在建乐卫生院、江岸区在福建卫生院、武昌区在司门口的武昌卫生院体检。但部分在学校报名的应届毕业生不需要体检，因为他们在中考前就集中体检过，档案中有健康体检报告。有些在街道报名的初中生，被归于社会青年一档，也要参加体检。因为新疆条件艰苦，对身体状况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体检通知上明确说明：录取与否，另行通知。也就是体检合格后，才会发出正式录取通知书。

1965年的录取通知书和1964年相比，略有不同，但注意事项和1964年完全相同。录取通知书内容如下：

     同志：

你光荣的被批准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建设。希望你去新疆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劳动，努力学习，艰苦奋斗，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既有文化知识又有政治觉悟的新型的劳动者，为建设和保卫祖国边疆贡献出自已一切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组

                     1965年9月17日

全市上下的通力合作，保证了武汉市超额完成1965年4000余名支青的援疆任务，大红的喜报贴到了4000户家庭的门口。

支青们进疆前，各区、各街道仍会组织支青参与一些集体活动。如在中山公园露天剧场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观看专场电影《军垦战歌》，组织支青集训等等。江岸区的支青仍然在蔡锷路铁工俱乐部集训两天；大部分街道都设有兵团招生报名站，支青进疆前，街道也会为支青举行欢送会、聚餐会，并和支青一起合影留念。9月3日，关帝街在江汉公园电影院为进疆的29名支青召开欢送会，会后聚餐。

8月31日，武汉市召开1965年第一次各界人民欢送支青参加新疆建设大会。1965年9月3日、9月5日、9月11日、9月13日、9月17日、9月19日，全市共有4048名支青分6个批次相继开赴新疆。三镇的街道上，先后行进着各批次进疆的支青队伍，他们穿着新军装，胸戴大红花，肩背军用挎包，依然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引来市民驻足观看。火车站内外，每次都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尽管为了防止人群太拥挤，政府给每位进疆青年家庭都发放了入站券，但欢送的亲人们仍然挤满了站台内外。“武汉支青返汉招生团”成员，也陪同新战友陆续返回兵团。

支青离汉前，大多都由副市长熊飞、本市有关方面负责人、援疆青年家长及亲朋到火车站欢送。由熊飞发表热情洋溢的欢送词，副市长华煜卿也几次前来送行。支青们登上火车后，会拥向靠近站台的窗口，有的拉着父母的双手，有的轻声与兄弟姐妹交谈。

9月3日，是1965年第一批支青启程赴疆的日子。通往大智门火车站的街道上空悬挂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沿着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大道高歌猛进！”等大幅标语。在车站站台上，江岸区支青陆威威对《武汉晚报》记者说：“我的心去年就飞到新疆去了。”1964年，她和姐姐陆莉莉同时报名援疆，姐姐批准了；今年她再次报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一天，有许多亲兄弟、亲姊妹一起踏上援疆征程。“到新疆去干革命！”是他们的共同誓言。1965年3月退伍回家的革命军人陈春台，也对记者说：“我到新疆，不但要参加建设，而且要握紧手中枪，保卫边疆。”下午3点30分，汽笛长鸣，专列在锣鼓声中缓缓驶离大智门火车站。当时，没有直通乌鲁木齐的列车，增开的援疆专列都需要7天的行程。为了使青年们旅途愉快，每批支青入疆时，兵团招生工作组及各区都安排专人护送。9月9日清晨，专列抵达乌鲁木齐，在车站广场上宣布分配名单后，支青们便乘坐解放牌卡车去往各自的师团。

9月5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着雨，副市长熊飞和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兵团招生工作组、赴疆青年家长和亲朋好友，冒雨到大智门车站，为来自武昌区和江汉区的800名支青送行，并祝他们在革命的大道上，展翅高飞，鹏程万里。他们于9月11号清晨抵达乌鲁木齐。

9月11日进疆的支青来自江汉区和江岸区，只有204人。因为人数不多，特设的两节车厢挂在武昌至西安的旅客列车后。到达西安后，支青们在解放饭店住宿一晚，又转挂到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之后。

9月13日进疆的支青来自武昌区、江岸区，全部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由于人数仅有219人，也仿照11号的进疆支青，特设了两节车厢，第一节车厢本来只安排了100人，但原定9月17日出发的陈明楚，想和同学刘汉庆一起走，就提前乘坐了这趟车，使人数变成了101人；第二节车厢中安排的118人，大多都是放弃了武汉师范学院的学习报名援疆的。

9月17日是第五批支青进疆的日子，这批支青来自武昌区、江岸区、硚口区。武昌区委仍然在大中华餐厅和生香餐馆组织支青聚餐。出发前，各学校都为本校的赴疆支青送别。在车站，褚义正的母亲拉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武汉市第二十五女中的28名同学一同援疆，留下了灿烂的笑容。

支青熊昌金在自己的《西行日记》中留下了这段历史：

9月17日，星期五，晴。……吃过了早餐也快8点了，告别了街坊邻居，我只身到武昌区委集中(父母和送别的人在武昌车站等我们)。我们按事先编队集结，带队的石谨同志给我们讲了路上要遵守的纪律和注意的事项……1点钟我们出发了。前面一幅“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横幅，后面是市三十三中的军乐队，头排是女生，后排是男生，浩浩荡荡行进在马路上，一、二、三、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很是响亮。

路上的行人驻足观看，如同为我们送行。我们经过解放路、紫阳路，过千家街来到了武昌南站。早已等在这里为我们送行的亲人们一下子涌了过来，场面真是热闹……集合上车的哨子响了，气氛到了高潮，广播喇叭声、军乐声、哭喊声响成一片，组成了世上最壮观的音乐。随着火车一声长鸣，列车开动了，亲人们的身影渐渐远去，大家都还沉浸在激动之中……

到了汉口，又有更多的支边青年从这里上车，几乎又重复了武昌的一幕，我们又被激动了一次。因为人多，在武昌上车的我们部分人员下车，和汉口的战友们一起聆听了副市长熊飞的讲话。

9月19日，是当年最后一批支边青年援疆的日子，支青来自江岸区、汉阳区。9月15、16日两天，江岸区的这批支青便集中在蔡锷路铁工俱乐部集训。19日下午，他们整队步行到大智门火车站上车；汉阳区支青在区委聚餐，餐后排队步行至汉阳火车站上车。由于送行的亲人们都去汉口火车站送行，火车进入汉口站时，因寻找亲人不易，让站台上稍显混乱。副市长熊飞到来后，与援疆青年热情握手，鼓励他们到新疆后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思想改造，积极劳动和工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青年们也向党表示：一定听党的话，在新疆扎根、开花、结果。

截止到1965年9月19日，全市已有4000余名支青进疆。《武汉晚报》报导了支青们在路途中的情况，说到“青年们沿途不断地写信回武汉，说他们在路上生活很愉快，有学习，有文娱活动，生活上互相关照，列车上充满革命的温暖。”硚口区汉正居委会的唐巧云、戴秀珍、窦碧珍等人来信说，他们小队被评为行军五好小队，还有不少青年评为五好行军战士。易富珍给妈妈来信说：“我被评为行军五好战士，这还是个开头，今后，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在生产中争取更大成绩。”

9月25日清晨，专列抵达乌鲁木齐。在简短的欢迎仪式之后，支青们按分配方案被卡车送往各自所在的师团。

（三）1966年输送两批援疆支青

1966年，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根据武汉市的工作情况，一次性给武汉市下达了7000名援疆任务的指标。6月1日，武汉市城市人口管理办公室、武汉市劳动局下达《关于动员本市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工作安排》，计划上半年安排2000人，下半年安排5000人援疆。

1966年6月29日，武汉市再次召开“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动员大会”，次日《武汉晚报》又以“青年们，到新疆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题，以“听毛主席的话，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为副标题介绍大会盛况。与此同时，相继推出了《武汉进疆青年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茁壮成长》的系列报导，报导武汉援疆青年积极投身三大革命运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晒黑皮肤炼红心，誓作革命接班人的事迹。18岁的武汉支青程葆珍，在新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被群众选为副连长的事迹在《武汉晚报》刊登，同时配发了她在休息时间和同伴们一起学习焦裕䘵事迹的照片。这些声势很大的宣传报道，在武汉知识青年心中掀起很大波澜，相当一部分初中生，甚至大龄小学毕业生都心生向往之情，跃跃欲试地报名援疆。

1966年，武汉市没有就招收工作出台新的政策规定，而是延用了1965年的招生简章，明确规定：本年只招收“非在职在校人员”。

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招生简章（摘录）

……

一、招收对象和条件：

对象：必须是居住在武汉市的常住户口和非农业人口，非在职在校人员，男女兼收。

（一）政治历史清楚。

（二）思想进步，有志边疆建设事业并服从分配者。

（三）身体健康，经指定医院体检合格者。

（四）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

（五）年龄在十六岁至二十五周岁者。

（六）未婚。

二、工资和福利特遇：

（一）支青参加劳动后，实行工资制，每月按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工资满一年后，执行国营农场定额记分制。

（二）享受公费医疗和所在单位规定的其他劳保福利待遇。

（三）劳动满三年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国家及兵团探亲规定，结合生产及具体情况，或先或后，经过批准可以回家探亲，探亲期间的工资、路费按国家规定执行。

（四）这次录取进疆时，每人免收布票发给单军装一套，费用在本人工资中分期扣除，赠送“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口杯一只，进疆后，冬装补充按国家统一规定给予补助。

……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武汉招生工作组

1966年 月 日

因为本年的招生任务量很大，兵团于当年4月便组织了赴汉招生工作组来汉招生，成员有察布查尔一场的孙彩玲、马桂花、高尔基农场的陈新玲、清水河农场的张承媛、农四师工程处的李健康、七十一团的刘丽霞、二牧场的郑祖贤等12名武汉支青。武汉市长刘惠农、副市长熊飞、薛朴若等人专门接见了招生团代表，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武汉晚报》对此进行了报导。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学校停课，升学考试停止，招生工作受到影响，招生条件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并没有按《招生简章》中规定的招录“非在职在校”人员，而是在当年的5、6月份，就开始在初级中学的在校生中进行动员，号召学生积极报名支援新疆。所以，招生团成员也开始深入到学校进行宣传。

由于宣传效应和从众心理叠加的效果，市立学校的在校学生，就三五成群、争先恐后的结伴到街道报名。如武汉市第三中学、汉阳铁中，当年都有22名在校生报名，武汉市第十九中学有12名在校生报名，武汉市第二十八中学有28名在校生报名，武汉市第四十六中学、第三十八中学、第三十九中学等初级中学都出现了几十位在校生报名的情况。 

民办中学也成为动员学生报名援疆的重点地区。江汉区新华路民办中学、江岸区南京路民办中学、丹水池民办中学；汉阳区建桥中学（后改为三十二中）等学校都有大批学生报名。如马桂花就曾到新华路民办中学汇报演讲。在民办中学的动员效果很好，6月30日进疆的800名支青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民办中学。多年以后，有些支青回忆说：当时看到同班同学穿上黄军装，心里羡慕极了，便按捺不住也去报名。有些支青打趣的说：当年，是马桂花、郑雪芬等人，把我们骗到新疆来的。

1966年招收的援疆支青，也来自硚口、江汉、江岸、汉阳、武昌5个中心城区。无论是市立中学的学生，还是民办中学的学生，都既有修完高、初中学业的学生，也有非毕业班的学生。

1964至1966年，还有板厂小学、利济路小学、江汉桥小学、易家墩小学、义烈巷小学、辛家地小学、三五零六子弟学校等校的一批大龄小学生成功报名援疆。因此，武汉支青的年龄差异比较大，大的达到25、26岁，一般都在16岁至19岁之间，最小的只有15岁。以农业第七师（以下简称农七师）工交处为例，该单位的武汉支青，年龄最大的1940年出生，最小的1951年出生，相差11岁。

6月30日，第一批800余名来自硚口区、汉阳区、青山区的支青启程进疆；8月2日，第二批来自武昌区、硚口区、江岸区、江汉区、汉阳区的600多名支青启程进疆。（图2-22）当年共向新疆输送了1400余名在校生。当天，还有武汉市第一、第二轻工业局、手工业管理局的在职职工100人援疆，他们是由时任兵团参谋长陈实指示，特招到兵团设计院牧区水利队的，待遇为学员，他们特挂一节车厢进疆。

1966年8月14日，武汉市开始着手下半年5600人的动员招生计划。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该计划未能执行。此后，《武汉晚报》《湖北日报》等报刊都停止了援疆招生的宣传报导。

9月16日，湖北省武汉市人民委员会赠送给了支青们一套《毛主席语录》，并附赠一封信：

武汉支边青年同志们：

现将赠送给你们的《毛主席语录》送上，希望你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努力实现思想革命化，在新疆生根、开花、结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贡献自己的力量。

致 革命的敬礼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

1964年至1966年的三年间，各区都有学生从家中偷出户口本报名支边，如崔啟建、路光星、王自琮、李光汉、高丽华、童美英等等，都是这样报名的。

据相关统计资料：从1961年到1966年，兵团相继安置了上海、武汉、天津、北京、浙江、江苏等省（市）知识青年共计12.7万人。其中，上海市支青9.7万人，武汉支青7900人，天津支青7900人，北京支青4400人，江苏支青2900人，浙江支青4800人，其他省、市支青1752人。实际上，武汉支青援疆的数量超过8000人，超过了天津，仅次于上海。

（四）1976年的小规模援疆

武汉支青援疆结束于1976年。

1976年，武汉市汉阳铁中等几所学校的17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联络了湖北省襄樊、黄石、黄冈、鄂州、沙市等城市的41名高中毕业生，自愿报名，投身新疆“屯垦戍边”事业。时任武汉市农科所党委副书记、23岁的温建国闻讯后，向市委提出申请，坚决放弃干部身份，以“不当干部当农民，不拿工资拿工分”的决心报名援疆，使此次援疆的武汉支青增至18人。

他们报名到新疆，得到了湖北省、武汉市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和关怀。有关部门为他们举办学习班，组织他们参观武昌毛主席旧居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8月24日，湖北省暨武汉市还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市委、革委会负责人、武汉驻军代表、省市工会、贫协、共青团、妇联、有关单位负责人、工农兵代表及支青家长共1500多人出席大会。

欢送大会上，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代表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委会，向援疆支青表示亲切问候，并向积极鼓励和支持子女扎根边疆干革命的家长表示崇高的革命敬意。他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为我国青年运动制定的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是革命青年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必由之路。他勉励知识青年到新疆后，要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农村的三大革命斗争，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要向兄弟民族学习，搞好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

武汉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谢滋群高度赞扬了知识青年赴边疆扎根的革命行动，号召到会同志向赴边疆的知识青年学习，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向共产主义奋勇前进，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进行到底。在热烈的掌声中，湖北省赴新疆插队落户知识青年组组长温建国发言，表示要做“雄鹰战天涯”，立志当一辈子农民。

8月25日下午，武昌火车南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当59名援疆支青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车站广场时，乐队奏起了进行曲，一万多名前来送行的市民敲锣打鼓，挥舞花束，少年儿童载歌载舞，高举标语。（图2-23）前来欢送的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负责同志和赴疆青年一一握手，在月台上的家长、亲属和欢送的市民纷纷把手伸向赴疆支青，人们互相勉励，场面激动人心。

26日，《湖北日报》以“我省五十九名支青奔赴新疆插队落户”为标题，报导武汉支青怀着满腔热忱发表的《决心书》和“思想汇报”，报导了他们立志扎根边疆，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坚决拧在边疆土地上的雄心壮志。这批支青中，有的是独子，按政策可以留城，但他们选择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和60年代中期很多援疆的热血青年一样，有激情，也有冲动。到新疆后，他们全部分配到新疆昌吉五家渠的农六师一一一团当农工，该团团部驻地在呼图壁县头道湾镇。

1976年的援疆，是武汉援疆史的最后一抹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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