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风云激荡的武汉，汉口这栋杏黄色的小楼见证了宋庆龄为理想奋战的关键岁月。
今日是宋庆龄诞辰133周年，我们一起重游故地，倾听这段理想与现实激烈碰撞的故事。
在汉口沿江大道的黎黄陂路路口，有一座杏黄色外表的4层塔楼。小楼的圆拱形大门正上方悬挂着一块黑色牌匾，上面写着10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宋庆龄汉口旧居纪念馆。
这座小楼始建于1896年，最初是一家专为俄茶商交易而开设的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大革命时期，这幢建筑成为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在地，后又成为民国中央银行武汉分行。
1926年12月10日，宋庆龄到达武汉，随即住进了这幢小楼的二楼，并在此生活、工作了8个月。
宋庆龄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被周恩来称为“国之瑰宝”。宋庆龄最初是作为秘书走到孙中山身边的，相同的教育背景和革命信念使他们携手。
从1913年9月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宋庆龄参与孙中山的全部生活，包括政治生活以及思想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因此，宋庆龄能够比他人更多、更全面地体会孙中山的所思所想。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投身于其未竟的事业。1926年1月，宋庆龄作为广东省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同年11月，随着北伐军占领武昌，国民革命重心由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正式决定迁都武汉。宋庆龄和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顾孟余、鲍罗廷等60余人作为先遣人员，离开广州前往武汉，为迁都做调查和具体部署。
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前，由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蒋作宾以及鲍罗廷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各项重要工作。此后，宋庆龄每日都到临时联席会议所在地——汉口南洋大楼办公，为革命兢兢业业地工作。
1927年3月7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宋庆龄、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被选为全会的5人主席团。3月10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3月1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新增加5个部，宋庆龄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3月20日，宋庆龄和谭延闿、宋子文、徐谦、孙科、陈友仁、经亨颐、彭泽民、吴玉章等出席在武昌举行的国民政府委员宣誓就职典礼。
宋庆龄在武汉国民政府工作期间，始终遵循孙中山的遗志，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旗帜，对蒋介石的态度经历了从开始的出于公心而礼貌相待，到因为迁都问题和解聘苏联顾问而存有异议，再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公然敌对的转变。
宋庆龄与蒋介石因为孙中山的关系而相识，在公事上能够和平相处。两人矛盾明朗化是在迁都问题上。
起初，蒋介石提议和支持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当他得知宋庆龄等人为迁都要从广州到武汉考察时，颇带期盼之意。1926 年12月4日，宋庆龄、徐谦、鲍罗廷等先遣人员与蒋介石、邓演达等人同赴庐山牯岭，举行军政会议。会议结束后，宋庆龄先行离开，蒋介石亲自送其至九江。蒋介石态度十分殷勤，宋庆龄与之相处则十分平和。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成为武汉与南昌之间矛盾的起点，也埋下了蒋宋不睦的种子。1926年12月13日，当得知自己在刚刚成立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上没有位置时，蒋介石十分郁闷暴躁。他自恃军权在握，转而主张迁都南昌，并截留第二批北上路经南昌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1927年1月5日，蒋介石向武汉方面发电文：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召开第六次临时会议，决定中央与政府暂时留在南昌，二届三中全会后再决定去向；并令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组织湖北省政府。这实际上取消了武汉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对此，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告知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不宜变更中央政治会议关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决定，没有同意南昌方面作出的决定。
1927年2月中旬，迫于各方的压力，蒋介石同意迁都武汉，但同时他提出两个条件：发给扣下的军费、解聘苏联顾问鲍罗廷。对于后一条，宋庆龄无法接受。她认为鲍罗廷是孙中山请来的顾问，其他人没有资格驱逐他。而蒋介石对鲍罗廷则痛恨切齿，必欲去之。因此，他们之间又一次出现矛盾。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克复南京。蒋介石准备另立中央，想借助宋庆龄的社会声望，于是多次采取规劝或警告的方式，督促宋庆龄到上海。宋庆龄看穿了蒋介石的用意，皆不予理睬。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捕杀大量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17日，宋庆龄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除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22日，宋庆龄与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责蒋介石“反抗中央、自立中央”，“以反共产口号”博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欢心，号召革命军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彰显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宋庆龄反蒋的正义立场。此后，在通电的号召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推动下，武汉等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宋庆龄与汪精卫的关系良好。宋庆龄也曾热情“迎汪”，但终因汪精卫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而与其分道扬镳。
在孙中山最后的日子里，汪精卫作为秘书一直陪伴着他，并负责起草遗嘱。1926年1月4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因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的支持，宋庆龄得以脱颖而出，担任主席团主席。“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离职出国。10月18日，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各特别区和海外党部联席会议致电各级党部，决议请汪复职，掀起了一场波及面广大的“迎汪”运动。汪精卫于1927年4月1日由法国经莫斯科回到上海。5日，宋庆龄与谭延闿、孙科等致电汪精卫，邀请他来汉。9日，“众望所归”的汪精卫终于到达了武汉。
汪精卫的到来使国民党左派一时感奋。汪精卫对蒋介石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谴责，定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叛变”，要求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名义电令各军，查办此事及负责人，以示自己与蒋介石完全不同的立场，一度给南京方面增加了压力。同时，汪精卫也曾一度帮助宋庆龄摆脱谣言的攻击，以政治委员会的名义肯定宋庆龄的所作所为，为她正名。但是，汪精卫到武汉后的表现，却越来越令宋庆龄感到失望。夏斗寅叛变和许克祥镇压革命，汪精卫以“军队错误居多，农民协会也有错误”为理由，只是派许克祥的上级唐生智前去处理，力图和平解决问题，显得十分软弱。对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汪精卫则表现得不耐烦和反感。宋庆龄与汪精卫彻底“分手”，则是因为“分共”。
1927年7月14日晚，汪精卫秘密召开会议，确定“分共”和大屠杀计划，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宋庆龄拒绝出席会议，并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即“七一四”声明），郑重宣布她是“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表明政治态度的，明确表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公开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宋庆龄秘密离开武汉。
1998年2月，两位部队退休老人雷正先和胡传扬在遇见了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宋庆龄故居主任何大章后，萌生了寻找宋庆龄在汉居所的想法。他们经过辛苦的考证和寻访，最后确定1927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武汉分行大楼的旧址，也就是现在的汉口沿江大道162号，即是宋庆龄当年在汉口的旧居。
雷正先、胡传扬找到旧居后，随即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重视。之后，宋庆龄汉口旧居被移交给湖北省南方集团公司，由湖北省国资委管理，武汉蓝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租用，并于2001年将旧居辟为武汉蓝光艺术博物馆和宋庆龄旧居陈列室。2010年旧居被湖北省国资委划归武汉市国资委，由武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接管。旧居复原修缮工程于2011年9月26日正式开工，2012年4月5日通过验收。“宋庆龄汉口旧居”被定名为“宋庆龄汉口旧居纪念馆”，并于2013年5月8日对外开放。
如今走进纪念馆，我们会看到纪念馆1楼到2楼的楼梯转角处有电子献花屏，2楼正中是宋庆龄汉白玉雕像。雕像旁边有一个小型剧院，播放一段时长15分钟的纪录片《宋庆龄在武汉》。
正对雕像的左手边，就是宋庆龄史迹史料展厅，里面展示着她在汉口的活动、《民国日报》关于她的报道、她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等资料。2楼的另外一个套间是宋庆龄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分为会客厅、书房和卧室。卧室内摆放着整套红木家具，其中包括五斗柜、梳妆台、床和大衣柜，里面还摆放着电风扇、收音机、台钟等物品。会客厅里只有一套桌椅，一套茶具，一旁是一个屏风。全部家具都是深咖色，古色古香。
宋庆龄是20世纪中国的璀璨明珠，她为中国乃至世界所作的贡献，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着恒久的光芒，而且将永远铭刻在世人的心中，给人以启迪：她爱国，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她坚强，秉承孙中山的遗志独自走完革命的征程；她明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深明大义的抉择；她勇敢，追求民主和团结的步伐不因威胁和恫吓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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