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每天不一样

武汉，我去了三次，跨度刚好十年。

19岁的武汉，是莽撞而鲜活的。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旅行去找在武体读书的好友，新奇感远大于对未知的恐惧。那年，我的偶像科比还在，武体体育馆里珍藏着他中国行时的纪念照，看门的大爷全凭心情开门，而我运气超好，打卡成功。我们看了午夜场的《X战警》，散场后想吃顿海底捞，结果两个路痴盯着导航在光谷广场生生绕了三圈。兜里揣着不多的钱，住在学校门口的廉价酒店，半夜时不时传来的敲门声，如今想来仍心有余悸。

27岁，是疫情结束后的两年，生活表面回归常态，但人心与节奏已在悄无声息中重塑。坐在出租车上和师傅聊起四年前的武汉，师傅说：“疫情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申请了志愿者。有一天晚上，我从一个医院载着一位医生到另一个医院出诊。驶过长江二桥，平时那么多车、那么繁华的桥面，那时却一辆车、一个人都没有。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医生也哭了。”四年前的武汉，城市封锁，水深火热。如今的武汉，灯火璀璨，人潮涌动，充满活力。很难想象，武汉人民是如何坚强地挺过来的。永远铭记那些为武汉拼过命的人们。

      古德寺：“心性好古，普度以德”。

     湖北省博：是历史行过万水千山， 缱绻低吟的浪漫。     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江汉关：近代中国现存最早四座海关大楼之一。以钟声回荡，记时光流转。       江汉路：全长约1600米的百年老街，见证了武汉近代商业的兴衰变迁。        粮道街：人在武汉，不是在过江就是在过早。     这一年我换了工作，身边的同龄人也陆陆续续结婚生子，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而我依然时不时的在路上，闲时写写字，看看书，喝喝茶。任世界继续喧闹，而你还是你。 

29岁，是一场慢下来的重逢。“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不再像19岁时那样匆匆赶路，而是放慢脚步，用漫步去丈量城市的肌理。昙华林：武汉的“文艺心脏”，这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洪武年间，但真正形成独特风貌是在1861年汉口开埠后。当时英国、美国、意大利、瑞士等国的传教士在此传教、办学、施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建筑。      喆舞：当地最火的网红酒馆，闲来无事，勾栏听曲，体验了纣王的生活。      肥肥虾庄：武汉是“码头城市”，码头文化造就了武汉人豪爽、不拘小节的性格，这种性格非常适合小龙虾这种需要“上手”、重口味、热闹的吃法。      山海关路：清晨的碳水战场，一碗糊汤粉配油条的“过早”仪式，用最滚烫的烟火气唤醒沉睡的胃与灵魂。        漫步于汉口沿江大道，一侧是波涛滚滚的长江，另一侧则是鳞次栉比的欧式建筑群。自1861年汉口开埠，英、俄、法、德、日等国相继在此设立租界，建立起一个个“国中之国”。这些租界，是西方列强经济掠夺与政治渗透的据点，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缩影。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总是充满悖论。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同时，近代化的浪潮也随之涌入。租界内，西式的城市规划、建筑技术、市政管理被引入，电灯、电话、自来水等现代设施相继出现，这里成为了近代中国最接近世界前沿的区域之一。凭借长江与汉江交汇的“九省通衢”之利，加之京汉铁路的贯通，汉口迅速崛起为内陆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到20世纪初，这里商贾云集，贸易额占全国内地贸易总额的六成，金融、工业、物流高度发达。其繁荣程度，堪比当时美国的第二大城市、工业心脏与交通中枢——芝加哥。于是，“东方芝加哥”的美誉不胫而走。       屈原在东湖“泽畔行吟”；李白在东湖湖畔放鹰；刘备在此祭天；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东湖情有独钟，在此接待了64个国家的94批外国政要，东湖是建国后主席除中南海以外居住最多的地方。      磨山脚下的樱花园，是世界三大赏樱胜地之一。东湖的水，沉淀的不止是时光。      江城夜景，不负千里迢迢。

我相信，有趣的灵魂终将这个公众号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