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的母亲节文案翻车了，这事儿不新鲜，每年节日总有几个品牌想搞个大新闻，结果往往搞成了大笑话。那句“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确实透着一股子为了流量连亲妈都不要的“机灵劲儿”。品牌方滑跪道歉，连夜删帖，这本是互联网的标准流程。但紧接着发生的一幕，却让我这个看了十几年新闻的人都愣了三秒——武汉大学文学院，跳出来了。
校方发了一纸声明，言辞凿凿，不仅确认了涉事员工余某是自家校友，还特意补了一刀：这孩子当年可是“思想端正”的好学生，甚至还扶过老奶奶过马路。言下之意很明确：他在学校是君子，怎么进了社会就学会了这套下三滥？我们很震惊，我们不认同，我们要切割。
这一刀，切得那叫一个快准狠。
说实话，看到这则声明，我第一反应不是觉得学校“三观正”，而是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这哪里是声明，这分明是一份“投名状”。学校急着向公众展示姿态，急于和“低俗”划清界限，于是，那个刚毕业没几年、在职场上摔了跟头的年轻人，就成了最好的祭品。
咱们把话说明白点：余某写烂文案，是职业道德问题，是审美水平问题，充其量是打工人的“工伤”。他为了KPI，为了博眼球，把脑子写抽了，公司开除他、扣他奖金，那是天经地义。但母校跑出来踩上一脚，甚至还要把他当年“扶老奶奶”的好事翻出来做个对比，这就有点欺负人了。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在外头打架输了，鼻青脸肿地回家，结果亲妈不仅不递毛巾，还拿着大喇叭在村口喊：“大家别误会，这孩子小时候挺乖的，是现在的社会把他带坏了，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这不仅仅是冷漠，这是“拜高踩低”。
我最想问武汉大学的是：这种“切割仪式”，是标准流程吗？
我闲着没事去搜了一下武大的校友名单。这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国家烟草专卖局原纪检组组长潘家华，那是武大中文系的系友吧？这位老兄贪腐受贿，把国家利益当自家提款机，最后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这性质，比写个烂文案严重一万倍吧？这价值观，比“两个老公”扭曲一亿倍吧？
那时候，武大文学院发声明了吗？
没有。
那时候，学校怎么不跳出来说“极感诧异和震惊”？怎么不把潘某当年的成绩单翻出来，痛心疾首地问他“为何堕落”？怎么不号召全校师生“不认同其价值倾向”？
因为潘家华在位时，是“大老虎”，是手握重权的领导。那时候去切割，那是给自己找不痛快。而现在的余某，只是一个在私企打工、犯了错的“小喽啰”。踩他，安全，而且能博得一片“大义灭亲”的掌声。
这就是典型的势利眼。
所谓的“立德树人”，在权力的光环面前，似乎可以暂时休眠；而在一个落魄的打工人面前，立马就变得无比坚硬。这种选择性的“正义感”，不仅廉价，而且恶心。它传递出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母校的庇护是有条件的。你飞黄腾达了，哪怕你犯了法，母校也是你沉默的背景板；你一旦落魄了，哪怕你只是犯了个错，母校也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把你钉在耻辱柱上，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
文章里提到，余某当年扶过公交车上受伤的老人。这个细节特别讽刺。学校特意提这个，本意是想说“他变了”，但在我看来，这恰恰证明了教育的无奈。
一个在学校里被教导要温良恭俭让、要“学为君子”的孩子，为什么一进入职场，就变成了写出“两个老公”这种烂梗的营销号写手？
这难道不是教育的失败吗？
学校只教了“君子”的皮毛，却没教“君子”的风骨。或者说，学校自己都没搞懂什么是风骨。当教育者自己都在玩“看人下菜碟”的把戏时，你指望学生能坚守什么底线？余某写那个文案，大概率是为了讨好算法，为了讨好流量，为了讨好老板。这不就是学校里教的那套“听话哲学”的变种吗？只不过，这次他讨好的对象，大众不买账罢了。
现在，学校跳出来指责他“价值倾向”有问题。可这价值倾向，不正是这个流量至上的社会耳濡目染教给他的吗？学校作为象牙塔，没能帮他挡住社会的污泥浊水，反而在他被污泥弄脏后，嫌弃地把他推得更远。
真正的教育者是什么样？
是刘道玉老校长那样。当年他的学生张二江犯了事进了监狱，刘校长没有发声明切割，而是提着水果去监狱看他。刘校长说：“你是犯了错，但你还是我的学生。”
这才是教育。教育不是在你风光时锦上添花，也不是在你落魄时落井下石。教育是在你走歪路时，拉你一把；是在你掉坑里时，给你递根绳子。
武汉大学这次的声明，看似维护了学校的声誉，实则丢掉了大学最宝贵的东西——对人的关怀，和对道义的坚守。他们赢了舆论的点赞，却输了教育的良心。
那个曾经扶老奶奶过马路的少年，看着母校发来的这纸声明，心里会想些什么？
也许他会明白，在这个讲究“站位”和“切割”的成人世界里，当年的善良，终究是错付了。
当我们还在讨论谁的文案烂，谁的声明假的时候。那个被母校“公开处刑”的年轻人，明天还要继续在这个对他并不友好的城市里，寻找下一份工作。
只是不知道，以后填简历的时候，那一栏“毕业院校”，他还会不会敢写“武汉大学”这四个字。
10个月宝宝每天需要喝多少奶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