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4日 星期日 记于武汉
连日来筹备合奏演出事宜，今日下午演出，大梦一场，极为疲倦。演出结果虽不尽如人意，但亦未出大纰漏，观众寥寥，不以为意。得此消息为一周前，每天中午均花费一小时余，原有写作计划近于搁浅。看未来数周日程，毕业生欢送、聚餐、课程结课报告如丝如麻，难以厘清。吾朴拙，一心不可二用，今日演出后，与友人饭毕，即回宿舍长睡3小时以解疲乏。今日与友人约演出后聚餐，友人为本科四年级应届毕业生，与吾相识于学生乐团，并以聆听交响乐相契。友人为一严肃听者，嗜交响乐尤深，且熟悉各种指挥与版本，可谓吾之良师也，渠尤好晚期浪漫派，自勃拉姆斯至马勒、布鲁克纳及施特劳斯，及俄罗斯之强力乐派。武汉琴台演出颇多，吾辈多有约定共同欣赏，会后总不免一番评价。今日友人做东，品尝佳肴外，兼及总结校园生活。友人言，四年学生生涯如梦，毕业之际，回首四年行旅，遗憾颇多。无论历史教学实践与历史专业研习，均与入校之意气有相当距离。渠之愁苦，吾听之恻然。余校虽以师范挂牌，吾院亦以培养规范之历史任课教师为任，但“重研究、轻教学”之意识根深蒂固。此种意识形成，有主客观多方面因素，客观因素，乃学科评价体系侧重于量化研究成果及培养历史学专业研究者，主观因素，即历史学院之掌舵者多为专职研究者，所思所想为专业领域内之事，不免有厚此薄彼态度。不过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大环境困难，主管者将分出更多精力处理学生就业及学院就业率之工作，“厚此薄彼”情况或有改观乎？不过所谓改观，大抵在求职中端发挥系友深厚之网络，建立各种“校友会”“院友会”，联络熟悉之中学罢，于学生历史学教育与专业知识之平衡，课程之调整究有何建树，尚属模糊。两日来阅读，可谓从闲暇中抽时间阅读矣。《旧邦新造》陆续读完，体系清晰，结构工整，决不令读者有想入非非之处，可惜历史之“毛边”裁剪过于整齐，资治意味过浓，于基本史事处积累不够，作者非历史中人，而吾或以“历史习气”咎之，未免不平矣。总而言之，作者旨在说明，自清代至中华民国，如何在政治体制的剧烈变动之下重新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与法理依据。作者对于康有为“主权在国”理论的发覆，极有意义，颇可观之。读《球王》书将毕，看昨日最新书评，号称为名记者所写，读来绝不令人满意。读此书时，能感觉书中蕴含之感情，及以历史人物之口告诫现实之意味，作为一名体育（非足球、乃篮球）爱好者，深深感觉观众与体育人物关系，绝非一种单纯的欣赏与被欣赏关系。诚如书中所说，由城市文化及消费娱乐包裹着、传递着的体育人物生活，吸引了体育内外不同的观众，调动着他们的兴奋点。这种“火热”超出了单纯的竞技本身，而构成了近代城市文化兴起的表征与一环。这里有“崇拜”、有“盲信”、甚至有暴力的“骂战”与精巧的“算计”，这些纷纷扰扰，是被称为“球王”之李惠堂的多面角色。如今回顾这段历史时，多将这些复杂而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细节忽略掉，历史学者，应当承担起恢复的角色。但进一步说，此书之优秀，又不在于仅仅恢复“李惠堂”的复杂“球王”人生。足球、中国足球，曾经给人带来无数次的期待与失落，本人并非球迷，但在年少时也经历过中国足球之余晖，如恒大时期捧起亚冠之兴奋时刻，犹在眼前。足球如何能吸引我这种不知战术的门外人呢，恐怕亦即在于其在调动人心、凝聚国族意识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吧。故而，目前中国足球势力的所谓“不堪”，往往令“球迷”及吾辈“淳朴之中国民众”气短。有识之士，往往问出足球界一种“体用之争”似的问题：究竟是中国的制度难以培养一个十一个会踢足球的人，还是中国人的体制难以适应此种球类运动？有些人戏谑，即在球场上放上十一个囚犯，以自由为目标换取胜利，想必都能比专业球员踢得好得多罢？此论在书中看来，不值一驳。通过此书（我自己理解），作者大概有一种愿望，李惠堂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与城市文化兴起过程中一个代表性人物，他是一种卡里斯马式的魅力人物，他的成名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他致力用自己的影响力，将体育精神与体育文化灌输到国民性之中，以剔除其中的“焦躁”“贪婪”“暴力”等落后之成分，形成国族（包括华侨）精神在体育上的近代化改造。何为一种近代化的体育精神呢？概括言之，文明化的观众、专业化的球队、国际化的视野矣。李惠堂的构建任重道远，至今为之，中国尚缺一种体育的氛围。胜利则将之捧在高处，失败则弃之如敝履，评价体育的“价值”，在于能不能争取国际上的荣誉，并以他者之成功反思己辈之“缺憾”。此种态度，殊不利于体育精神之配置。当今体育界或足坛，有如李惠堂旗帜一般之人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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