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商业航天,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北京亦庄的“火箭街”,或者是上海松江G60的“卫星工厂”。
相比之下,武汉的“中国星谷”在全国牌桌上,存在感不算特别强。
但你要是仔细扒一扒全国商业航天基地的底细就会发现,武汉其实有自己的节奏。
我国商业航天真正意义上的政策破冰是在2015年前后,各地开始跑马圈地。
北京背靠国家队和民营头部,把全国七成以上的商业火箭整箭企业收入囊中。上海G60基地内外近百家企业聚集,松江卫星互联网产业规模已做到230亿元。广州、海南、成都也都各有招数。
就在这场激烈竞逐中,武汉凭着全国首个国家级商业航天产业基地的身份,早早抢到了一席之地。
它的产能并不小——年产50发火箭、240颗卫星,产值两年翻两番,正在从“蔬菜园”往“星箭街”快速转身。
但为什么它的城市感召力远不如长江存储呢?答案倒也不复杂。
长江存储那种是“一夫当关”的链主型企业,一个龙头盘活成千上万的上下游厂家。而武汉航天基地更像一个“合唱团”模式,快舟火箭是领唱,航天科工打头阵,加上卫星、材料、行云等多个方阵一起发声。
好听,也整齐,但缺一个能被全国家喻户晓的明星独唱。
有人可能会由此断定武汉商业航天分量不重。我倒觉得并非如此。
武汉航天最大的价值不在火箭做得多漂亮,而在于它的产业化能力在国内算首屈一指。
快舟系列火箭是全国最早搞商业化的型号之一,早就不是科研样机,而是一套完整的设计、制造、总装、发射能力。
更关键的是有全国首条小卫星智能生产线,它已捷足先登,从2021年下线首星到现在,已经实现了像造汽车一样批量产卫星的构型,生产周期能从30天压缩到7到10天。
批量制造能力在未来的卫星互联网时代会变得极其重要。道理很简单,“千帆星座”和“国网星座”要布几万颗卫星上去,一年得造几百颗甚至上千颗卫星。
这种体量下,谁掌握了量产能力,谁就掌握了主动权。武汉的小卫星智能制造线,正好踩在鼓点上。
至于和其他商业航天基地相比较,武汉的处境也比较微妙。
北京的优势在研发与政策,上海胜在制造与应用融合,广州、深圳是终端市场化的急先锋。
而武汉夹在三者中间,论火箭研发不如北京,论卫星集群不如上海松江,更谈不上沿海发射的区位便利。
不过,武汉也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快舟火箭和卫星产业园隔路相望,总装车间里的零件能直接送进隔壁厂房的卫星系统。
这种全链条紧密衔接的模式在全国独一份。
这就像一家夫妻店,门对门开铺子,省掉了路上奔波的时间和成本。
这种优势外人不太容易看到,但对压缩发射成本、提高迭代效率来说,是实打实的好处。
站在武汉这座城市的整体产业布局中看,商业航天的排序并不靠前,至少在当下是这样的。
如果未来武汉冲刺3万亿GDP,最大贡献无疑来自以长江存储为核心的存储生态、光电子和生物医药等支柱产业。
商业航天更像武汉手中的一张“待翻的底牌”。它属于中长期赛道的种子选手,而不是今天的现金牛。
但“种子”若种好了,迟早能长成大树。
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把它纳入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体系。
商业航天也从“新增长引擎”一路升格为“新兴支柱产业”,政策框架越搭越稳。
卫星互联网应用一旦铺开,手机直连、物联网、即时遥感等场景都会释放出巨大的市场空间。
到那时候,武汉提前布局的量产能力就会派上大用场。
所以,不应对武汉航天基地急于求成。
这个赛道本质上是个长跑,比的是谁底盘扎实,谁能把成本降下来,谁能把批量化闭环走通。
武汉现在做的不是抢热点,是打地基。虽然做得不张扬,但干得挺实在。
有人说,阿里改变了杭州,华为改变了深圳,长江存储也许能改变武汉。
但商业航天这种产业集群模式,注定不会一蹴而就。
如果说长江存储是武汉已经亮出来的“王炸”,那么“中国星谷”更像是攥在手里的一张王牌,还没到翻牌的那一刻。
给这个基地10年、20年甚至30年。它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模样更为宏大,也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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