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曼伴学指南——专注解读学科政策,分享学习方法,为您的教育决策提供清晰、可靠的「指南」。伴学路上,与您同行。昨天晚上刷手机,看到央视新闻发了一个视频。
标题挺有意思:高考试卷一开始其实没有选择题。
我愣了一下,心想不是吧?高考还能没有选择题?那考啥?
点进去一看,是撒贝宁在采访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叫郑日昌的心理学教授。
视频里说,80年代以前的高考试卷,真的没有选择题。全是主观题,填空、简答、作文、论述,全靠阅卷老师打分。
那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
因为1983年,这位郑日昌郑教授做了一项研究,发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
我顺着又去查了查,发现这个故事不光有意思,还让我想了很久。
说实话,当了这么多年老师,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选择题是这么来的。以前只觉得它好阅卷,今天才知道,它的初衷是公平。
今天借这个故事,跟家长们聊聊我做老师这些年的一点感触。
1
33分,就这么没了
1983年,郑日昌教授做了一项研究。
他从全国随机抽了5套卷子,复印之后,发给28个省市的阅卷组,让不同地方的老师分别打分。
结果出来了,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同一份语文卷,不同省份的评分,最大差了33分。政治卷差了23分。理科卷也差了十几分。
33分,在高考里是什么概念?可能是重点本科和专科的区别。
问题出在哪?出在主观题上。
同一篇作文,这个老师给50分,那个老师给40分,全凭个人判断。没有统一标准,误差自然就大。
郑日昌把数据写成论文,核心建议就一个:增加客观题,推行机器阅卷。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英语和数学两科率先加选择题。
三年后发现,加了选择题之后,城乡考生的分数差距缩小了12%。
这意味着农村孩子,不再因为阅卷老师的主观判断而吃亏。
这就是选择题的初衷:不是为了方便,是为了公平
2
同样的问题,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也天天遇到
看完这个视频,我坐在椅子上想了一会儿。
不是因为历史多有趣,而是因为郑教授做的事,跟我每天做的事,本质上是一样的。
他面对的问题是:同一个答案,不同老师打分不一样,凭什么?
我每天面对的问题是:同一个孩子,不同老师教,效果不一样,凭什么?
家长来问我:张老师,为什么孩子在A机构能进步,在B机构就不行?我该信谁?
也有家长问我:张老师,为什么同一个老师,有的孩子进步快,有的孩子进步慢?到底谁的问题?
这些问题,跟郑教授当年面对的,其实是一个问题:教育里的不公平,到底怎么解决?
3
郑教授解决了高考的公平,我解决了这三件事
这么多年的一线教学、家校沟通,让我有深有感触。
第一,用数据说话,而不是凭感觉
郑教授能推动改革,不是靠说我觉得不公平。他是拿出数据:差33分。这个数字一出来,所有人都没话说了。
我做老师,每天也在做判断。这个孩子为什么没进步?家长说的没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果只靠感觉,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现在的方法是:用数据说话。
这个孩子入学时多少分,学了多长时间,进步了多少分。涨了就是涨了,没涨就是没涨。
数据可能不完美,但它比感觉靠谱。
第二,把模糊的问题拆成具体的环节
家长说孩子没进步。那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是老师讲得不好?还是孩子没听懂?还是课后没练习?还是家长没盯?
如果不去拆,你就会卡在一个模糊的问题里,谁都解决不了。
郑教授当年做的是:把阅卷公平这个问题,拆成了每一步的评分差异,然后找到了解决方案。
我现在做的是:把孩子没进步这个问题,拆成课堂、课后、家庭三个环节,一个一个排查。
找到那个真正卡住的地方,然后想办法解决。
第三,好的制度,保护的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公平
郑教授推选择题,不是为了为难学生。是为了让一个偏远地区的孩子,不会因为阅卷老师心情不好,就丢了几十分。
好的制度,保护的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公平。
我做老师,每天面对几十个孩子,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孩子。
不管他基础好还是差,不管他听话还是不听话,不管家长是不是重视。
这是我的责任。
5
不用赌运气
41年前,一位心理学教授用选择题解决了高考最大的不公平。
41年后,我作为老师,每天在做的也是同一件事:
用标准和数据,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看得见,算得清。
这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厉害。
是为了让每一个把孩子交给我的家长,不用赌运气。
这就是我做老师的一点初心。
如果你也关心孩子在教育中能不能被公平对待,或者你正纠结孩子的问题到底出在哪、该信谁,欢迎来跟我聊聊。
我不是什么大咖,只是一个愿意较真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