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岁来武汉，是赶着年关的。腊月里，车站的人像潮水，一个浪头打过来，人就卷进去了。那时候心里是热的，想着弟、妹，想着老娘。老娘和老妹照例要煨一罐排骨藕汤，藕是粉的，排骨炖得离了骨，满屋子都是那种厚实的香。推门进去，老妹围着围裙从厨房探出半个身子，脸上是笑的，老娘嘴里却要先埋怨一句：“怎么才到？”那语气里，没有真正的责怪，全是等得心焦的欢喜。
今夏又到武汉了。
仍是那趟高铁，仍是那个站台，人却不像潮水了——人像浮在水面上的叶子，看着轻，脚底下全是沉甸甸的东西。
老娘病了。这话说起来不过几个字，落到日子里去，却是一连串的、细碎的、磨人的声响。病后的她，心境大不如前。原来那样爽利个人，现在常常坐着发呆，眼睛望着窗外，半天不动一下。我猜她在想些什么。也许在想，年轻时那样拼命，把我们一个一个拉扯大，风里雨里的，怎么到了老，竟连一个可以自由归依的地方都没有呢？
不是我们不肯养。是养不起她想要的那种日子。
我这里是不成的。我在上海，满眼都是秩序和规矩，连走路都是快的。老娘来过一回，住了三天就嚷着要走。她说，在你这里，连麻将都不会打了——上海人搓麻的规矩跟老家不一样，什么“清混碰”，她听都听不懂。她说，你们那儿的人，走路都像小跑，赶着去开会，赶着去挣钱，赶着去讨生活……她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可那笑里头，有真真的慌张。一个在乡下灶前慢悠悠生火、慢悠悠煨了一辈子汤的人，在上海是会迷路的。不是找不到路，是找不到自己。
老二那里呢？一大家子人，工作又忙。两口子都是早出晚归的，老娘去了，白天一个人对着一屋子家具，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老三倒是有闲些，可他住处逼仄，一间房摆张床就转不开身了，加上他生活没规律，晚上不睡早上不起，饮食口味重，老娘跟着他也养不了病。
最后，是妹硬着头皮把她接过去了。妹其实也忙，要讨生活，要管女儿的学习。接老娘过去那天，她在电话里跟我说：“哥，我试试吧，不行再说。”声音不大，像在跟自己商量。我知道她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这话说出来，我心里是酸的。四个儿女，养得齐齐整整，到头来老娘却像件行李，从这个手递到那个手，哪里都放不下，哪里都放不安稳。这不是谁的错。是日子变了，变快了，变挤了，变老的人跟不上了。老娘大概自己也在想：我年轻时那么能干，怎么老了倒成了累赘了呢？她嘴上不说，可我看得出。病后的她，眼神里少了从前的光，多了些说不清的、软塌塌的东西。
老娘年轻时是硬朗的。我们家的生活，一直是走在村里前面的。几兄妹走出去，衣裳是干净的，书包是新的，出现在别人面前永远是让人羡慕的。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老娘一双手勤奋出来的。我至今记得，大热天中午，她去山上砍柴火的身影，她的背，就是那样一点点弯下去的。她的身体，就是那样一天天熬坏的。我们总觉得她永远不会倒，像老屋后面的那棵老樟树，年年发新芽。谁知人不是树，缺了陪伴的日子，无声无息地，就病了。
如今，我的工作告一段落，趁机来看看生我养我的老娘。
坐在高铁上，一路往西，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田埂，从田埂变成水塘，从水塘又变成矮矮的山。我的心里乱七八糟的。想起小时候，冬天赖在被窝里不肯起，老娘就把棉裤在灶上烘热了，一把拽起来给我穿上，热烘烘的棉裤贴着腿，那一整天都是暖的。想起她为我上学做的柚子皮，想起有一次她与老爸赶几十里路到县城看望我和老二——后来知道她和老爸听说邻村有小孩念书不好而轻生、害怕我们的压力也太大。走十几里路，到了校门口，她递上她亲手做的炒芝麻米糊，老爸递上的是生活费，他们说：“好好念。考不上我们也不怪你呢！”然后转身就走了，老爸慢悠悠的，老娘却走得很急，我知道她是怕我看见她的泪。
车过麻城，暮色渐沉。我没有想好见到老娘的第一句话说些什么。以前回家进门就喊“妈，我回来了”，自然得像呼吸。现在不行了。现在我得先想想，是说“妈，您瘦了”，还是说“妈，我来看您了”？想来说什么都不对。瘦了，她听着觉得自己病得不轻；来看您，又像是走亲戚，不像儿子回家。
我只想这几天，就好好陪她。坐下来，泡杯茶，听她说话。说她记得的旧事，说她心里的委屈，说她想说又一直没机会说的话。我不打断她，也不安慰她——安慰是最没用的东西。我就听着，像小时候听她讲故事一样，睁大眼睛，认认真真地听。
可是，回不去了。回不到那种情景：灶膛里的火一跳一跳的，映得她脸上红红的，她一边往灶里添柴，一边翻着锅里的菜，一边跟我说话：“你要好好念书，念出来就好了。”满屋子的烟火气，满屋子的踏实。
那样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火车快进站了。武汉的天灰蒙蒙的，跟往年一样。我收拾好东西，站起来，深吸一口气。
我要去见我的老娘了。我要告诉她，儿子来了。也许什么都不说，就抱抱她。病后的她瘦了很多，抱起来大概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有依靠，可那是我老娘，是那个在灶前一边做饭一边教育我的人，是那个在大热天中午还要去山上砍柴的人，是那个把一辈子的力气都花在了我们身上的人。
又到武汉。
这一次，心境真的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