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防宜昌

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中旬，部队接获命令移防宜昌。郭悔公嘱咐政治部先派遣数名人员随同一八五师和五十五师两师行动，负责纠察军纪及慰问沿途民众工作。我也深以为这些工作确属必要，乃派政治部秘书李宴平率一部分人员与纠察队一班，尾随一八五师和五十五师之后，向宜昌方向前进。据政治部李秘书报告，商何场原为警备团驻地，该团于开拔前夕，曾有少数士兵敲诈人民三案。第一起是李陈氏被敲诈三十元，其余两起亦分别被敲走十四元、十三元，这两位失主均已他迁。

得知上述情形以后，我除了立刻呈报郭悔公外，并即派政治部李秘书前往慰问，并赔偿李陈氏所损失的三十元。至于另两位他迁的失主，只好嘱咐当地联保主任迅速通知，请他们回来领取损失的金钱。实在是因军队人多，组成分子又过于复杂，难免有些莠劣之徒违法乱纪。政治部的工作除了预先防范外，事后的抚慰与赔偿甚为重要。商何场警备团违犯军纪案一事，郭悔公已下令彻查，并将该团二营八连连长李某押到军部审讯。这是我在移防宜昌途中所发生的一件事。

民国二十七年底，郭悔公从重庆来电咐我留驻宜昌，他即将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长江上游江防司令。民国二十八年元月，郭悔公自重庆来到宜昌，指示政治部的重点工作为：发动防区内各县民众动员和督导正在整训的各师部队。至于其他县市民众的动员，则希望第九战区动员委员会改组时，我能加入该会，以便于与各方协调共同办理。元月十日，军部召开改编会议，郭悔公勖勉同志今后工作的重点为：1.平时仍应实施战时生活；2.办事要彻底负责并注意维持联系；3.保守秘密，确保安全；4.提倡节约，充实国力；5.用人须适才适任，宁缺勿滥；6.命令要能贯彻执行。这是郭悔公在武汉撤退后，戍守宜昌时有关防务的训示重点。

疏散至黄陵庙

自武汉会战结束，我们进入抗战的第二期，在战略上改为持久战，而在战术上则以运动战为主。民国二十八年冬季攻势至二十九年三月终止后，敌军与我在第五战区的部队恢复对峙态势。为了解除我第五战区对武汉的威胁，日军于二十九年四五月间，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击作战，在我们抗日战史上称作“枣宜会战”，日本人则称为“宜昌作战”。枣宜会战期间，我刚辞卸封锁团团长一职，回到宜昌担任江防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兼特种党部书记长，对整个宜昌撤守的情形，知之甚详。

“枣宜会战”之前，由于情报显示，敌军进犯的迹象已非常明显。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长官，为了达到持久消耗敌人的目的，除以一部兵力发动敌后游击，以增加敌人的消耗外，特别重新部署，将战区正面划分为左、中央、右集团及江防军等四个防区，以张自忠、黄琪翔、孙连仲、郭忏等分任总司令。我们江防军辖有第二十六、七十五、九十四军及第一二八师等部队，担任荆门、沙市、宜昌地区的防备。

“枣宜会战”非常惨烈，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总司令，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壮烈成仁。我与张总司令曾有一面之雅，有一次在郭悔公处与张将军同席用餐，记得当时他谈吐之间，即充分表现出他忠勇耿直的性格，殊不料天丧斯人，真是国家莫大的损失！因为日军进逼愈紧，准备强渡襄河西岸，为了确保宜昌及襄樊地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令将第五战区分为左、右两个兵团。左兵团由李宗仁司令长官统辖，右兵团则由陈诚部长指挥，我们江防军归陈辞公调度。陈部长于六月三日抵达宜昌，四日下午召见地方各界负责人。我奉命在司令公馆照顾一切，并代陈部长拟电稿致冯治安（第五十五军军长）、黄维纲（第五十九军军长）等，勉其努力作战。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初，敌机经常飞抵沙市滥炸滥射，沙市战况吃紧，我深以留沙人员为念。幸蒙郭悔公准拨“宝泰号”轮船一艘，由袁树松率枪兵两员到沙市接运经济封锁团的人员，以及仍然存留在沙市的货物。六月六日他们安全撤出沙市，距离八日下午二时沙市失陷，已经不到四十八小时，足以想象当时紧急抢救的情形。后来清查发现封锁团仍然还有一百余件的货物来不及抢运出来，我立即将上述情形向郭司令报告，悔公指示于必要时将剩余货物沉毁，以免资敌。

沙市失陷以后，宜昌就成为敌军全线攻击的总目标。九日凌晨，日军乘夜向我部进攻，湖北省政府的人员已开始撤向三游洞地区办公，我们政治部人员也向三游洞方向转进，由我率领部分工作人员驻守在三游洞下安济桥头。十一日，在宜昌城内已可听到隆隆的炮声，情势非常危急，严代主席（立三）曾面谕我有关伤兵伤员的收容问题，可以直接与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吴良琛专员商洽，我与吴专员讨论后，乃决定星夜赶运一百石粮食至南津关，以救济逃难过往的军民。当天下午炮声此起彼落，陈辞公与严立三主席在山上镇静如常，而第十八军已有两个师在宜昌外部署完毕，准备为保卫宜昌而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晚上，严代主席向我谈及陈辞公嘱咐对于离队的官兵设法收容，并妥为设置临时收容所。就在我们晤谈之际，我记得大约是晚上七点钟左右，忽然接到委员长命令，委员长令辞公以下所有人员均必须死守宜昌。为此，参谋长杨业孔乃召集江防部各单位负责人开会，会中决定将所有留守人员，除极少数必要人员外，其余人员准备疏散，并且由民安轮负责运输，政治部亦在全部疏散之列，我本来要自己留在前方，不过杨参谋长仍然嘱咐我先暂时到黄陵庙。因此，我只好率领全部人员于夜间九时下山，登上民安轮，大约凌晨三点钟启碇，翌日拂晓即抵达目的地——黄陵矶。

在民安轮未启碇之前，曾有谣传指称敌人已有少数部队窜至美孚码头，我军正努力激战以求歼灭中。六月十一日这一天敌机不断飞行宜昌上空轰炸，在宜昌近郊投弹不计其数，甚至在低飞时以机枪向我军民扫射。幸好三游洞附近山洞甚多，临时省政府所在地未被敌人发现，否则将不堪设想。敌机在河西大桥边一带投弹扫射最多，可能是判断我军向该处撤退。而第一八五师补充团叶昆（醉白）团长奉令向河西移进，在十里红一带担任警戒，幸好在敌机狂炸时还没有渡河，否则损失将极为惨重，叶昆就是后来以画马闻名的叶醉白。宜昌失陷后，叶昆被解送到重庆接受军法审判，军法机关认为他所率领的第一八五师补充团没有按时抵达防卫战线，准备以贻误军机的罪名起诉叶昆，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幸好在我的日记上曾有详细记载第一八五师补充团确实曾向河西转进，没准时抵达十里红担任防卫警戒的任务。就因为我的日记上记载证明叶昆没有贻误军机，使其免受惩处，这是抗战期间宜昌撤守时的一段小插曲，也是我平常写日记所想象不到的一点效用。

政治部奉命转进到黄陵庙，我们搭乘民安轮抵达该处后，我一方面嘱咐本部同仁寻找宿营的地方，另一方面派遣周伯翔科长等人找寻办公的处所，以便本部人员可集中一处办公。除了这些烦琐的杂事外，最重要的任务是协助维持地方秩序。因此，我一到黄陵庙马上派人去邀请水陆两保长前来政治部商洽维持地方秩序事宜，结果只有一位甲长张君来见，保长都不在家，其中水上保长因案被送往区署法办。我立即吩咐该位甲长张君速令沿街居户准备茶水，以便招待过往的难民与散兵，另设法准备粮食，供给这些难民散兵食用。事实上，黄陵庙这个地方多山坡地，粮食生产仅能自给自足，若过往的难民、散兵众多，势必搜刮殆尽，日子久了之后一定难以维持，但因此关系重大，实在不是这位甲长所能解决。所以我只好再派人到三斗坪，去通知联保主任出面洽商此事，不过由于黄陵庙一带平时粮食均依赖宜昌输入，现在宜昌战况吃紧，根本不可能有余粮运往黄陵庙，在当时我内心一直记挂着如何妥善解决这一件事，这也是政治部的主要工作。

转进至石牌

我率政治部同仁抵达黄陵庙后，鉴于江防部驻黄陵庙各单位精神散漫，彼此又缺乏联系。我乃要求各单位推定负责人到政治部举行联席会议，并召集谈话会，以便于各单位保持联系与一致行动，对于地方秩序的维持发挥了一定的效果。就在召集谈话会之际忽然接到郭司令命令，嘱咐附黄陵庙留守人员立即转进到前线——石牌工作。接奉命令后，我马上要求除了特务营及高射机枪连仍留在黄陵庙待命外，其余人员马上整装集结登轮，转进到石牌，在六月十三日晚上八时许船抵石牌。到了石牌后，得知敌军已占领宜昌东山寺，不过宜昌城仍由国军死守中，而陈诚部长与郭司令均已安全离开三游洞，郭司令并且来到石牌。

我刚抵达石牌不久，就接到特务营报告：共拿获汉奸嫌疑犯两名。这两名嫌疑犯经我详细讯问后，发现都只是落队的士兵，并不是真正的汉奸。其中一人名为余秉桂者，他是奉命押运所属团团长的行李到后方，途中在船上发生一位连长持枪杀害第十八师军械处长一事，他只好退回石牌，经查讯并无汉奸嫌疑，只好饬其回前方继续工作。

江防部原本在石牌设有“江防宜万区要塞守备总台”，我抵达石牌之前，已奉命改组为“指挥部主任政治指导员办公室”。我与负责的指导员张嗣杰君晤谈后嘱咐他必须积极办理三件事，即：防止汉奸、救护伤兵与招待茶水等。因为政治部同仁没有从黄陵庙转进到石牌，只好先委由该办公室负责办理，等到政治部同仁抵达石牌后，就可以协助处理上述工作。为了妥善处理伤兵问题，我们曾在石牌设置招待所，以便救护招待过境的伤兵。又为了增加粮食供应，我曾派遣“同德轮”赴安安庙抢运军米，抢运军米过程中，轮上有位伙夫不幸被机枪扫射身亡，郭司令特颁抚恤金两百元。

我在石牌期间听说黄陵庙、三斗坪一带，秩序非常紊乱，抢劫、强奸之事，时有所闻。这可能是因为前方散兵退下来后，无人管理收容的原因。为了恢复秩序，郭司令已责令由第二十六军焦副军长在三斗坪负责收容散兵游勇，另一方面在石牌设立盘查哨，凡是过境的散兵中，只要携带武器者，一律解除武装后，才准过境。等过境后再由各部前来具领，即可发还，这种措施可以减少地方造成混乱的情形。为了妥善照顾过境的伤兵，我指派政治部同仁到石牌招待所帮忙，除了救护伤兵外，亦兼办茶水、稀饭的招待事宜。

就在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晚上，我在郭司令处获悉宜昌已完全沦陷敌人之手，我军守城的一整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该营营长杨君，过去曾担任辞公的侍卫，此次宜昌守城之战，秉着大无畏的精神，艰苦支撑，终至弹尽粮绝而以身殉国，诚为抗战期间可歌可泣的一事。为了应付前线战况吃紧，特别是宜昌陷敌后，石牌地区的秩序更需要维持。我乃与刘止鹏指挥官商讨应变的紧急办法，特别是当前需办理的工作，如组训民众、清查户口与组织侦探网等。经郭司令核准后，我立即召集张嗣杰指导员等人，商定以保为单位，分保调查、分保组训、分保布置侦探网。

自从宜昌撤守后，伤兵的收容与治疗成为我们政治部的主要工作。我们以石牌为中心，另于平善坝、南沱两处设单位，专门负责各地零散伤兵的收容与治疗。尤其沿着长江两岸行走伤兵特别多，又因石牌附近山地多，粮食缺乏，大多数居民且因为逃难而走避一空，所以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购买粮食，秩序显得极为紊乱。这么多伤兵“吃”的问题亟待优先解决，我遂向郭悔公建议在沿江两岸设立茶饭站，供给伤兵们饮食，所需要的食米，拟请由江防兵站监部价拨。我的建议经悔公核准后，即马上发电请后勤部暨湖北省政府派员速办，另一方面电话巴东、万县等地调遣人员来石牌候派工作，因为此间招待伤兵、清查户口、办理茶饭站与防制汉奸等工作，至为繁剧，需要增派人手援助。

至于伤兵的收容与治疗，亦以石牌招待所为中心。“新长安轮”、“建夏轮”等，均由三游洞附近载来我军伤兵，除了由招待所负责照料饮食外，并由第四十五卫生船舶换药，且即转由第十九卫生船舶运到三斗坪安顿治疗。以上所述的情形，都是我们由宜昌转进到石牌的工作情形。在这段期间宜昌已完全沦陷，后来郭司令曾为宜昌失陷而遭到处分，这已是后话，我先说说宜昌刚沦陷的情形。

宜昌失陷后情形

六月十五日深夜，我在郭悔公处获知敌人已完全攻陷宜昌的消息。十七日据报，日军于十六日晚上将宜昌城内的重要建筑物悉数破坏，并且纵火焚烧民房，而其主力已陆续撤出宜昌城，退至鸦雀岭附近。照当时迹象显示，日军可能是因为兵力不足，无法巩固宜昌外围，所以不准备固守宜昌。基于敌军退却情形，我军除了由第十八军尾随追击外，并拟定全线反攻计划，我在日记中对于当时的反攻计划有如下的记载：

（六月十七日）深夜于郭司令处得悉，自本晚起，我军全线反攻。计汤集团（第三十一集团军）以荆门、十里铺为目标；第七十五军以当阳为目标；第三十二师以鸦雀岭为目标；第十八军以宜昌为目标；其余第二军、第三十军等各有指示，以游击式分途进攻。此后为我生死存亡的关头，且静候佳音。

我军自十七日晚上实施全线反攻计划，十八日晨间我在石牌即听到隆隆的炮声，敌我双方正为争夺宜昌外围阵地而激烈的战斗中。据报敌人利用百余辆汽车运来两千余人，依日军增加兵力的情形显示，敌人似乎有固守宜昌的态势，这与前一天敌军退却的情形不甚符合。听说前天日军从宜昌退却时，曾经散发传单致郭（忏）、萧（之楚）两司令，传单内容说明其到宜昌的目的在破坏我军主力，既已攻陷宜昌，目的已达成，故全部退走。传单中还说和平并非要打仗才能求得，不打仗也能求得和平，等等。只可惜当时我没有亲眼见到传单内容，只能凭传闻得知上情，不知道是不是敌人的一种欺骗伎俩。

在宜昌的反攻作战中，由于制空权完全为敌军所掌握，因此战况更为惨烈，三游洞附近的伤兵人数急速增加，我乃先后派遣宝泰、新大利、建夏、新兴泰和陆大等轮，负责进行抢救伤兵的工作，前后抢运到石牌的伤兵计有三四百余人。石牌招待所无法完全容纳这么多的伤兵，记得有一次宝泰轮在敌机空袭时，于枪林弹雨之下，从三游洞抢救一百余名伤兵抵达石牌，因无处收容只好暂时安顿在宝泰轮上，并指派第四十五卫生船舶负责帮忙伤兵换药及招待三餐。可见当时我们在石牌的困境。另外还有一次是新兴泰轮由三游洞载运伤兵八十余人抵达石牌，其中已有二人伤重身亡，只好由第四十五收容所分别收容殓埋。当天下午新兴泰轮又赴三游洞载运伤兵，所以就将船上原有较严重的伤兵二十余人，搬至趸船上暂住，偏巧适逢下了大雨，使这些伤者被大雨淋得狼狈不堪。此一情状被郭悔公亲眼看见，悔公大发雷霆，尤其对政治部副官处及第四十五收容所等负责单位，均严予斥责。事实上发生这种事的主要关键，我认为是伤兵收容的工作缺乏负责统一指挥调度的单位，以致彼此无法密切配合，第五战区的卫生处及分监部的卫生科都没有派人到前线指挥伤兵救护工作。经过这件事后，第十九卫生船舶主任龚理诚，才搭乘建夏轮抵达石牌，准备驻石牌办公。

宜昌失陷后，随着反攻作战的惨烈，伤兵收容、救护与政治部的主要工作之一。除了救护换药工作外，粮食问题亟待解决。在战争期间，各地普遍缺乏粮食，石牌附近居民亦有粮食短缺的现象，当时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及政治部同仁们，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有几件印象较深刻的事，我简单叙述如下。有一天我在石牌接到政治部同仁由黄陵庙来电告知，在南沱上下南溪的地方，发现有运米的船只三艘及运煤炭的船只两三艘，且都没有人押运。我一听到这件消息，马上派政治部同仁白英龙等二人，会同分监部运输科派员前往查看。当时我给他们的指示是必要时把船拖回石牌处理，结果隔天他们就把这些煤船、米船只押回石牌。经我向悔公请示后，除将船交由运输科处理外，米船由政治部及分监部会拟办法，以便转拨难民伤兵食用。另外还有一件于江中捞米的趣事，有一天我接到分监部通知，于前一天有艘载运军粮的木船沉没，船上约有六百余包军米散落江中。我立刻指示各保甲长派人打捞，以便用来赈济难民，结果第一八七、一八八两保共捞起三百余包，按规定打捞人员分得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平均发给该保人民。此外，船民也捞起了一百余包，特务营则捞得二百余包，所有水中的军米大概已全部被捞起。至今回忆当时那种捞米的景象，仍让我觉得紧张有趣。还有一次我们查扣了白糖三十六斤，乃通知特务营、通信连、无线电排、分监部、码头工作队、第十九卫生船舶、第四十五卫生船舶、收容所、运输队等九个单位，各分配四斤。三十六斤白糖由九个单位均分，今天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却足以说明当时物质短缺之窘状。

石牌居民粮食短缺现象已如上述，更遑论前线将士与难民，据第十八军政治部袁主任告诉我，前方将士缺乏菜蔬，难民则根本没有食粮，而且新闻来源完全中断，军民均感到非常痛苦。我当时心想在那种情况下，实在无法给予济助，况且粮食短缺是全面性的问题，实在无法马上解决。经我考虑再三，乃发动江防部各单位组织消费合作社，由消费合作社派员到万县采买，运回石牌转卖以资供应。至于新闻来源问题，一方面向第九十四军留守处调用配属该部之第四十八无线电队；另一方面专函万县速订《大公报》、《扫荡报》各一份寄石牌，以便摘要翻印分发，稍解前线军民的苦闷。可见在宜昌失陷后，我们政治部在石牌的工作之庞杂与烦琐。当时我曾经召集政治部全体职员、特务营、宜万区要塞守备指挥主任、政治指导室全体工作人员等训勉，除将抗战情势加以分析外，并对政治部的工作有所阐明。我所提出三项中心工作，正可代表我们政治部在抗战期间所负的主要任务，这三项工作即：招待伤兵、救济难民、防止汉奸及异党活动。至于整个政治部训练，我要求做到以下四点：维持军队风纪、注意环境卫生、重视机会教育、代替伤兵书写家信。我勉励所有政工人员均须勇敢热忱、镇静沉着，以协助部队长完成任务。

谈到防止汉奸及异党活动一事，抗战期间各战区对于类似的工作均非常重视，经常有解送到政治部的汉奸嫌疑犯，但经我审讯的结果，很多人根本不是汉奸。记得有一次解送秦、杨、张等数名汉奸嫌疑犯到部，经我审讯后发现这几人都是从儿童保育院逃出来的难童，并无从事汉奸活动的证据。可见当时捉拿汉奸的草率，也幸赖我明察秋毫才保住许多人的性命。至于难民的救助，则在沿江两岸设茶饭站，食米的供应由后勤部俞飞鹏部长转伤兵站供给。各茶饭站的工作人员，由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先生饬湖北省动员委员会及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至此我们政治部策动各界重视伤兵、伤兵救助及难民救济的目的已达到必要时才再派员协助。

在宜昌撤守期间，还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军队到处拉伕。在政治部驻守石牌时，我曾派部内人员彭浩、万桐书等负责押送大米到三游洞前线散发。据他们回来向我报告，三游洞附近秩序非常混乱，难民人数超过千人，而部队拉伕情形非常严重，使民众大都畏兵如虎。还有民伕因为年纪老迈，行走迟缓即遭某班长以扁担殴打，该民伕忍受不住，竟投江自尽，最后虽经救起已气绝身亡。该班长隶属分监部第二中队，一听到此一不幸消息，我马上以电话通知该分监部查明严惩，以维人道。另外有一位特务营的班长唐印，不仅劫夺人民货物，更强取船上衣物，诚属罪不可恕。经我审讯后，证据确凿，呈奉悔公令示判处枪决，马上就交给特务营执行，以昭炯戒。甚至还发现一散兵成为盗匪者，如在南沱至两河口线中间有第二军工兵营排长龚某率领之盗匪，他们拥枪十八枝，手榴弹四十枚，后由第九十四军李及兰军长派队往剿。战争已够残酷，素质低劣的军人更使百姓受苦，这也是我们政治部一直强调维护军纪的重要性。

不知是战乱盗匪特别多，还是奸人从中构煽，我在石牌期间据报江北岸地区（石牌），有奸人企图利用民众私自组织自卫队。这是政治部防止汉奸及异党活动的工作范围，因此我立即面告宜昌县政府路秘书，希望他转饬各区长注意防范，另一方面派政治部周达仁协同宜万区政治指导员室，一齐前赴江北岸清查户口，并发给百姓居民证，以避免私人自卫队的组成。基于战乱期间，维持地方秩序的需要，设立盘查哨及清查户口也是政治部的重点工作。当时我们的具体做法有：（1）无居民证之人民，一律驱逐出境；（2）虽有居民证而非当地土著人民，则限期迁徙；（3）小贩以土民贩运日用必需品者为限，由政治部核发许可证并且集中营业，其他小贩一律取缔；（4）盘查哨以严查难民及散兵为主要工作，每哨站均派政工人员参加办理；（5）巡查人员应日夜加紧巡防工作，杜绝奸人异动。后来我由石牌转抵三斗坪，再搭轮船抵达巴东与郭悔公会合。以上所述都是宜昌撤守期间，我们政治部的主要工作。除此之外，为便民之故，我曾力争在石牌开办军邮局，便利军民通信，亦获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