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距离第一家万亿市值企业还有多远？
答案可能比想象中更近：5月19日，长江存储正式启动IPO辅导，最快有望在年内登陆资本市场。
1600亿人民币的估值已经被远远抛在身后，业内普遍认为，在当下硬科技投资热潮中，长江存储上市后突破万亿市值并非奢望。
在另一个热门赛道光通信领域，武汉坐拥光迅科技、华工科技和长飞光纤三家头部企业，市值均破千亿。
一手存储一手光。一时间，这座在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时代几乎“隐身”的城市，突然站到了中国科技圈的聚光灯下。
人们惊讶地发现，AI时代最关键的几块拼图——芯片、光模块、光纤光缆，几乎都被武汉牢牢攥在手里。
新时代的牌桌上，武汉的手气好得令人眼红。
看似是个逆袭的爽文剧本，但现实真有这么简单吗？
武汉“追芯”的起点，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2000年，国务院发布“18号文件 ”，引发了第一批芯片创业潮。武汉敏锐地嗅到了机会，开始筹划发展集成电路相关产业。
两年时间里，武汉先后与10多家国内外知名厂商接洽合作的可能，直到中芯国际的出现，棋局才开始落子。
2006年，在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的推动下，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三级政府共同出资，武汉新芯在光谷破土而出。两年后，一条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投产。
在此之前的数十年，中部地区在这个领域上的积累为零。武汉新芯打破了这一空白。
但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看来，这都是一场豪赌——项目一期投资额高达107亿元，接近当年湖北省内国有经济投资总额的1/10。
万事开头难，现实的困难就摆在新芯眼前：工艺尚不成熟，本土配套寥寥无几，专业人才缺乏，量产经验更是无从谈起。
初期，武汉新芯便交由中芯国际代管运营。
长江日报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形容武汉新芯初创时的窘境：“在一片荒草地上为存储器产业保留了自主知识产权的火种”。
可以想见的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武汉新芯这个“第一”的日子并不好过。金融危机席卷，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动态存储器价格雪崩、盈利遥遥无期。
为了活下去，武汉新芯只好为美国闪存厂飞索代工。然而不过半年，飞索便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申请了破产保护，武汉新芯再次陷入绝境……
最艰难的时候，武汉新芯不是没有动过卖身的念头。
但这座城市最终没有放手。
2013年，中芯国际退出。武汉东湖开发区力邀原中芯国际首席运营官杨士宁加入武汉新芯，出任首席执行官。杨士宁在英特尔工作过十多年，后来又担任过新加坡特许半导体首席技术官，拥有丰富的国际半导体研发经验。
杨士宁到任后着手搭建自主研发体系，推动武汉新芯向“自研”转身。在武汉“国家队”资金的支持下，公司逐步拿下兆易创新等重要客户的订单。局面虽未完全扭转，但公司经营状况已经开始逐步趋于稳定。
武汉的坚持，守住了存储芯片自主化的一颗“火种”。华中科技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与系统研究中心主任邹雪城留下了这样的评价：“如果不做这件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版图上，就没有湖北武汉的名字。”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站在当时的时间节点，这次“豪赌”的分量，还需要一段时间才真正显露出来。
时间来到2014年，这是蝴蝶扇动翅膀的时刻。又一个历史性机遇摆到面前，武汉不会任其溜走——再搏一次。
当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设立，中国半导体“自主可控”上升为国家战略。不久，“国家存储器基地正在选址”的消息不胫而走，北京、合肥等地相继加入竞争。
为拿下这个项目，武汉倾尽全力。据当时亲历者回忆，湖北省、武汉市和东湖高新区都成立了工作专班，将该项目列为“一号工程”，竞标方案前后经历了30多轮修改。
2016年，方案胜出，总投资1600亿元的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落地光谷。在武汉新芯的基础上，国家大基金、紫光集团和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共同出资，成立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从成立之初，长江存储就被寄予了破局的厚望。但横亘在它面前的，却是一座几乎看不到缝隙的铁幕——全球存储器市场被韩美日厂垄断。要在巨头把持的高壁垒赛道里，硬生生撕开一道口子，注定是一场硬仗。
不过，长江存储开局就展现了极强爆发力：
2017年，首颗32层3D NAND闪存芯片研制成功，实现了中国存储芯片从零到一的突破；2018年，自主研发的Xtacking®架构发布；2019年，64层3D NAND闪存量产，与头部大厂技术差距缩短至两年以内。2020年，128层QLC 3D闪存研发成功，直接跨过96层节点，拥有当时最高存储密度和读写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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