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古称晋阳，地处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的交汇地带，既是民族融合的重要腹地，也是文明交流互动的前沿阵地。东汉末年，大批“胡人”迁居太原盆地，形成了势力雄厚的“并州之胡”，成为左右中国北方政治格局的关键力量。北魏后期，权臣高欢依托“并州之胡”的势力，平定流民之乱、剿灭尔朱氏集团，就此称霸北方。此后，晋阳相继成为东魏的“霸府”、北齐的“别都”，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历经魏、齐两朝的悉心经营，晋阳从一座军事重镇，逐步蜕变升华为具有全国战略意义的锦绣都会。而后“唐兴晋阳”，武则天时期又将此地立为“北都”，这座历史名城再度迎来发展高峰。在北魏至隋唐五代的四百余年间，晋阳始终是北方地区闻名遐迩的都会名城，唐代诗人李白亦曾以“天王三京，北都其一。雄藩巨镇，非贤莫居”的诗句，盛赞晋阳的雄伟。
公元6至10世纪的晋阳，金戈铁马在此逐鹿征伐，迁客骚人于此流连吟咏，英雄豪杰在这里留下千古传奇。这里是北齐王朝的权力中枢，是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与北都名邑，更是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明深度交融的典范之城。昔日霸府的荣光虽已尘封于岁月，这座名都却依旧屹立于世，登览此间风物、追思往昔岁月，其历史底蕴依旧熠熠生辉。
晋阳城自诞生便是中国北方重要都会与军事重镇，北朝时期地位尤为显赫。北魏后期朝政腐败，523年六镇起义爆发，北魏内乱纷起，尔朱荣、高欢、宇文泰等群雄崛起，尔朱荣率先雄踞晋阳、遥控朝廷。尔朱荣之后，高欢因晋阳地势险要建大丞相府于此，军国政务皆归相府，晋阳获“霸府”之称。534年，北魏孝武帝西奔关中，高欢立孝静帝，迁都邺城建东魏；次年宇文泰立元宝炬为帝，定都长安建西魏，北魏正式分裂。后高洋代东魏建北齐，宇文觉代西魏建北周，南方为梁、陈相继执政，中国重回三国并立。北齐定都邺城，仍以晋阳为政令中心，立其为“别都”，开创两都制，晋阳凭“霸府别都”威名荟萃精英，繁盛更胜邺都。
公元396年，北魏攻占晋阳，据为重镇。公元528年，秀容（今山西忻州）酋豪尔朱荣以晋阳之甲，发动“河阴事变”，驻军晋阳，遥制朝政。东魏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高欢以大丞相之位坐镇晋阳，号称“霸府”。公元550年，高洋代魏，建立北齐，晋阳号为“别都”。
“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北齐书·帝纪第一》卷一
“高祖（高欢）以晋阳戎马之地，霸图攸属，治兵训旅，遥制朝权。”——《北齐书·孙腾传》
“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北史·齐本纪中》
北齐在晋阳设置并州尚书省，下辖太原郡，新置龙山县、东受阳县，汾河之东新建晋阳县，并对前朝属县有所裁撤。郡治设在龙山县，管辖七县：龙山县、晋阳县、受阳县、中都县、东受阳县、平遥县、阳邑县。
北齐建立后，晋阳成为国之陪都，文宣帝高洋在此为母亲建“大明宫”，宫外建大明城，城高四丈，周四里。大明城内鳞次栉比，有宣光、建始、嘉福、仁寿、宣德、崇德、大明七殿，以及德阳、万寿二堂。此后，北齐后主高纬又建“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清河四年（565年），北齐后主高纬改晋阳城为龙山城，置龙山县。迁晋阳县治于汾河之东（见《北周地理志·太原郡》）。可见，最晚在此年之前，与龙山县隔河相望的汾河之东已有一座城池，它便是北齐天统年间的晋阳县城。这正是后来唐代“太原三城”的早期雏形。
“（后主）承武成之奢丽，以为帝王当然。乃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台……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凿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北史·齐本纪下》卷八
“请于并州置晋阳宫，以处配口”。——《北史·齐本纪上》卷六
“未有别所，诏子琮监造大明宫”。——《北史·冯子琮列传》卷五十五
“又一城，南面因大明城，西面连仓城，北面因州城，东魏孝静帝于此置晋阳宫，隋文帝更名新城，炀帝更置晋阳宫。城高四丈，周回七里。”——《元和郡县志》
“齐晋阳宫南门，东景明门，次北日福门。……殿院，东少阳院，西射殿，次西院，太液池亭子，亭在池东南九曲池。”——《永乐大典》卷5204洪武《太原志》引《晋阳行记》
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山西太原西南的晋源区晋源镇附近，面积约20平方公里。遗址西靠太原西山，东邻汾河，地势西高东低。晋阳古城遗址考古工作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近些年，先后被国家规划为“十一五”至“十四五”重点保护的大遗址。2010年10月，晋阳古城遗址列入国家首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涌入并州，与汉族杂居一处，促进了并州地区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并州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新的变化，呈现出多民族经济共同发展的特点。到北齐时，晋阳已是“仓廪充实”“王府冲积”，冶铁、陶瓷、纺织、酿酒等百业发达，经济繁荣，这也是晋阳成为大邑名城的重要经济物质保障。
北齐时期的晋阳农牧产业兴旺发达，畜牧业方面尤为突出，朝廷为支撑军务发展，在此专设牧田饲养马匹，晋阳也成为重要的畜产品转运中心，从河西运往内地的马匹大多在此饲养。《北齐书》中也曾记载，晋阳的牧田自神武帝时期便用于种禾饲马，数千匹马匹的养殖皆为应对寇难、保障军务，足见其养马业的重要性。同时，自曹魏以来牛车便深受各阶层喜爱，达官显贵皆以牛车代步，农牧兴旺的晋阳也延续了这一习俗。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当地的墓葬遗存中，彼时的大型墓室壁画常以牛车为描绘主题，多数墓葬还会随葬陶牛车，牛车已然成为当时晋阳民众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
《隋书·百官志》载：“北齐于太府寺下设‘诸冶东西道署……诸冶西道，又别领晋阳冶、泉部……四局丞’。”北齐在晋阳设有专管冶炼业的机构，其不仅规模大，而且冶炼技术也达到较高水平，保障了北齐军事的强盛与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
北朝是铅釉陶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环，器形主要包括各式壶、罐、瓶、盒、灯和莲花尊等。北齐时期大量生产瓷土作胎的低温铅釉陶器，该类器物常被误认为北方青瓷。
北朝的酿酒业发展较快，北齐时出现了山西名酒——汾酒，当时名汾清酒。《北齐书》载：“初，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及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两杯，劝汝于邺酌两杯’。”
镇墓武士俑，北齐，太原市万柏林区义井村贺拔昌墓出土。
晋阳既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要地，也是各民族交流融合之中心。它既是中原王朝北进靖边的军事重镇，又是游牧民族南下逐鹿的桥头堡垒。此外，晋阳深受北方游牧民族剽悍善战、精于骑射的风气影响，形成“人性劲悍，习于戎马”“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的尚武精神。尤其是自东汉末年大量“胡人”迁居太原盆地后，逐渐形成“并州之胡”，成为一支左右北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北魏后期，高欢凭借“并州之胡”称霸北方，其后晋阳作为东魏“霸府”、北齐“别都”，渐入黄金时代。
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战乱与民族大融合推动了军事技术的交流与发展。甲骑具装（即人马均披挂铠甲的重骑兵）达到鼎盛，战马的防护装备“具装铠”已十分完备，包括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寄生等部分，可全面保护战马。步兵则多身着两当铠或明光铠，装备形制多样，体现出胡汉交融的特征。
两当铠，《释名·释衣服》曰：“两当，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两当铠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大甲片的多为皮甲，前后两片甲在肩部，左右两侧不相连接，背甲上缘钉有两根皮带，穿过胸甲上的带扣系束后披挂于肩。胸甲上缘左右两角微出，宽度超过胸宽，这是为了扩大胸部的保护面积，背甲上缘中间突凸形成一个三角形，用于保护项部。腰部以下是用皮革制成的筒形短裙以代替腿裙，一般没有披膊。
大批南北朝时期的墓中出土的武士俑，都穿一种胸前背后有两面圆护的铠甲，这是明光甲。明光甲其名，可能与胸背甲上的圆护有关。其是一种比较精良、贵重的铠甲，不仅有披膊、腿裙，还有由原来的盆领变化而来的护项，防护面积明显比其他各种甲都大。除了胸背甲是整块的甲片外，其余都用小甲片编缀而成。
甲衣武士陶俑，北齐，太原市万柏林区大井峪村韩祖念墓出土。
晋阳墓葬区遗址主要分布在古晋阳城两侧的西山山前坡地与东山山麓缓冲地带，这片区域出土了大量北朝时期皇族贵胄、达官士族的纪年墓葬。其中，王郭村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王家峰村武安王徐显秀墓，大井峪村武功王韩祖念墓，以及东山岗头村刘贵墓，东山南坪头村口悟墓等惊世墓葬的发现，对中国北朝考古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这批墓葬的墓主多为北齐军功勋贵和政权核心人物，地位显赫。这些墓葬的发掘与发现，也印证了晋阳城作为北齐军事重镇、霸府别都的重要历史地位。
娄睿，鲜卑望族，北齐太祖高欢妻娄昭君内侄，历封北齐东安王、太尉、大司空等职，武平元年（570年）卒，墓葬位于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娄睿地位显赫，墓葬规模宏大，一经出土即轰动四方。
墓道、甬道、天井和墓室五部分组成。封土在地面上积土夯筑，残存高6米余，顶部面积5×6米，底部东西长约17.5米、南北长约21.5米。墓道长21.3米，南北向，南口距地表深约0.9—1米，斜坡形，坡度15°。甬道全长8.25米，由天井中分为前后两段。墓室为砖构单室，平面呈方形，四壁中部稍向外弧凸。东西宽5.7米、南北长5.65米。四壁在高2.8米时开始向内斗合叠涩，聚成四角攒尖状，高6.58米，顶券三重，厚1.55米，砖顶距地表土深1.65米。墓内葬具已毁坏，散乱叠压在一起，经分析应为一椁二棺。
墓内壁画呈长卷多栏式布局，残存220余平方米，描绘出行、回归仪仗等，内容极其丰富，技艺精湛，表现了墓主人生前的显赫场面以及死后飞升的空幻境界，填补了中国美术史北齐实物画作的空白，真实地反应了北齐皇室政要的生活面貌和社会现实，同时也印证了北齐晋阳城霸府别都的军政地位。
其陪葬品包括陶、釉陶、玉、石、金等多种质地器物，计848件。是我国北朝考古的重大收获，也是迄今为止太原地区出土的最高级别北齐墓葬。东安遗珍之精美，类型之丰富，足称一绝。
执物骑马陶俑，北齐，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娄睿墓出土。
骑马鼓乐陶俑，北齐，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娄睿墓出土。
甲骑具装陶俑，北齐，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娄睿墓出土。
三棱风帽陶俑，北齐，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娄睿墓出土。
韩祖念，字师贤，昌黎郡龙城县人，生于北魏永平三年（510年），卒于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其出身于名门望族昌黎韩氏，而神武帝高欢生母亦为昌黎韩氏，学界考证其实为六镇出身的胡族，系冒籍昌黎。他一生仕途显赫，累任将军、刺史、大都督、司徒等职，因武功卓绝被徙封武功王，是北齐政权中举足轻重的武功勋贵。即便在北齐皇位更迭频繁的动荡局势中，韩祖念始终备受重用，为高氏集团的核心成员。其墓葬的出土，也为研究高齐政权的兴衰历程与北朝韩氏的发展脉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
韩祖念墓出土了32.39平方米的精美壁画。其中（后室）顶部绘星宿图，西壁绘牛车出行图，东壁绘鞍马回归图，北壁绘墓主夫妇坐帐图、坐帐图上方的莲花图及东（西）壁上方的莲花图。
韩祖念墓出土遗物合计351件，其中陶质遗物315件，铜器20件，琉璃器9件，金器1件，银器2件，石质碎片4件。另有石墓志2盒。尤其是墓主头部位置分布着较多随葬器物，棺内墓主脸部位置出土一件银质下颌托，棺外南侧分布一些小件器物，有来自西域的琉璃高足杯及其他琉璃器。另外在后室中部靠近棺床处堆放一组小型铜器。这些器型多样，精美异常的稀世奇珍也可一窥当时晋阳经济发达、交流频繁的名都风采。
螭柄鸡首陶壶，北齐，太原市万柏林区大井峪村韩祖念墓出土。
镇墓武士俑，北齐，太原市万柏林区大井峪村韩祖念墓出土。
垂臂执盾武士陶俑，北齐，太原市万柏林区大井峪村韩祖念墓出土。
戴幞头执物武士陶俑，北齐，太原市万柏林区大井峪村韩祖念墓出土。
甲衣武士陶俑，北齐，太原市万柏林区大井峪村韩祖念墓出土。
长颈球腹铜瓶，北齐，太原市万柏林区大井峪村韩祖念墓出土。
北齐刘贵墓志铭，2003年4月出土于东山岗头村。志盖已失。志石高58厘米，宽59厘米。志文22行，行24字。隶魏字体，颇多异别，杂间小篆。据墓志记载，刘贵历任奉车都尉加中坚将军、镇远将军、步兵校尉、征虏将军、安北将军、抚军将军、高都太守、长平太守、使持节都督东夏州刺史等职。河清二年（563）五月九日葬于黄陵城西北。
□憘墓志铭28行，行29字。墓主人姓氏不详，名憘，字符乐，代都平城人。祖世达，任安南将军；父众德，为仪同三司恒州刺史。憘东魏时任虎贲中郎将、亲信别将、京畿帐内都督、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亲信都督等，北齐时任大贤真内备身都督、益州刺史、瓜州刺史、假仪同三司转大贤真内备身都督、骁骑将军、北肆州六州都督加仪同三司等。武平二年（571）四月廿四日薨，年六十三，武平三年（572）葬于晋阳县皇陵城北四里之山。
晋阳既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要地，也是各民族交流融合之中心。东魏北齐时期，晋阳作为中国北方军政中心，政要云集，使节络绎，胡商纷至，商贸发达。彼时的晋阳，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文化昌盛，社会繁华。各民族习俗、文化在这里融合汇通，滋养中华文明的根脉，造就了晋阳文化的多样性，晋阳由此从一个军事重镇升华为具有全局意义的锦绣名都。其后“唐兴晋阳”，“天王三京，北都其一”，这座锦绣名都迎来又一次发展高峰。
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贡献最大的贸易之路与文明交流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和提升。晋阳是北齐时期“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之一，中外交流频繁，经济繁荣，商贸发达。在晋阳城遗址及其周围发现有丰富多彩的丝绸之路物质文化遗存，各类墓葬中出土的珠宝首饰、琉璃杯、金币、骆驼俑等遗物，呈现出东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因素，印证了当时晋阳城是一座文化融合的“驿站”，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以及发展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金币，东罗马，拜占庭希拉克略王朝（公元610—717年）。
虞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奉茹茹国王之命，13岁便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20岁后，由波斯出使北齐，随后便在北齐、北周和隋为官，在北周一度任“检校萨保府”，职掌入华外国人事务，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卒。
根据文献及碑刻墓志资料记载，北朝以来，像虞弘这样来晋阳定居的粟特人很多，著名的如安吐根、翟楷、翟突娑等。这些沿着丝绸之路的西方来客通过丝路贸易，将异域的商品特产、文化艺术带到晋阳名都，并定居于此，成为中西的交流使者，也正是晋阳的包容开放，让中西文化得以在此碰撞融合，形成了灿烂多元的晋阳文化，书写了晋阳历史的锦绣华章！
大量粟特人活跃在并州，促进了并州的文化和生产，推动了并州葡萄种植业的发展，带来葡萄酒酿造业。虞弘墓图像中许多葡萄叶蔓和成串葡萄，既是粟特人喜爱的图案纹饰，也是北齐、北周种植葡萄的反映。
粟特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也称“祆教”“拜火教”，崇拜光明与火，视火为神圣之物。在虞弘墓石椁有圣火坛图像。祆教徒有自己独特的葬俗，死后实行天葬或瓮棺葬，这种葬俗由入华粟特人带到中原，也带到了晋阳。
虞弘墓位于晋源区王郭村，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其葬具为中国传统歇山殿堂式汉白玉棺椁，椁外壁描金彩绘浮雕图案47幅，展现中、西亚地区宴饮、狩猎、祭祀等民俗风情。陪葬品有汉白玉、砂石男女俑、石灯等80余件，是一座中西合璧、文化交融的地下艺术宝库。
晋阳及周边地区遗存有许多带有域外文化元素的文物，反映出晋阳与丝绸之路千丝万缕的关系。韩祖念墓出土文物有许多西域舶来品。器形小巧玲珑，铜质优良，工艺考究，有小瓶、小碗、小盒等精致器皿。
最能印证晋阳在北齐时期中西交流之频繁的是一件玻璃杯。其为翠绿玻璃质地，内敛口，细长柄，喇叭底。杯壁光滑，映出紧密排布的窝状体结构，足见其工艺之复杂。此杯光彩夺目，宛若唐代太原诗人王翰《凉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诗句再现。
这些来自西域的珍品，因中西交流的频繁，在兼收并蓄、包容开放的晋阳名都风行一时。
“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土地平正，出金、银、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琉璃、水精、瑟瑟、金刚……神龟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纳之。自此，每使朝献。”——《北史》卷九十七
《北史》关于波斯对北魏朝贡的记载，分别为太安元年（455年）、和平二年（461年）、承明元年（476年）、正光二年（521年）、正光三年（522年）、神龟年间（518—520年）和恭帝二年（555年）。由此可知，自北魏起波斯已频繁遣使人贡，玻璃即为其中一类贡物。
在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政权更迭的乱世中，晋阳始终是北方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其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为后续中华文明迈向新的发展高峰奠定了重要基础，作出了卓越贡献。公元576年北周攻占晋阳，此后隋代周崛起，并于公元589年一统华夏，开启中华第二帝国时期。在开皇之治的繁荣盛世下，隋文帝杨坚的四子中，杨广、杨俊、杨谅三子先后出镇太原，加之隋炀帝杨广身为晋王时对晋阳的大规模营建，让这座城市重现繁华；隋朝还于开皇十六年筑仓城，大业三年重建晋阳宫城，在晋阳城西北构筑起以晋阳宫城为核心、大明城与仓城为辅的品字形宫城区域，也由此开启了晋阳作为盛世名都的发展篇章。
人形连体镇墓陶俑，唐，太原市晋源区一电厂墓群出土。
隋代末年，全国各地义军蜂起。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太原留守李渊自晋阳起兵反隋，率军直扑关中，十一月攻入长安，立年幼的杨侑为帝，自任大丞相，实际上夺取了隋朝军政大权，史称太原起兵、唐兴晋阳（在今太原市晋祠公园内铸有唐兴晋阳主题雕塑）。义宁二年（618年）五月，李渊废帝自立，改元武德，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近300年的大唐王朝拉开序幕，晋阳古城迎来新的发展高峰。
太原公子、英气非凡——李世民
太原古城，人杰地灵，英才辈出。隋末太原留守李渊的公子李世民少年时随父亲李渊迁居晋阳。十六岁时，从晋阳北上，率军解救被突厥围困于雁门关的隋炀帝，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干。十八岁时，晋阳三谏，促使李渊起兵反隋。登基后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奠定了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基业。
李世民生逢乱世，聪明勇决，识量过人，倾身下士，散财结客，辅佐父辈坐拥天下，而后承启天运。他是中国封建帝王中的“政治完人”，文治武功并盛。正因为有太原公子李世民的横空出世，所以后来“太原公子”一词，成了封建皇族中最有出息皇子的代名词。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执掌政权后，在太原设置北都。虽然后来随着武则天的退位而取消，但不久继位的唐玄宗因太原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再次在太原设置北都，从此一直沿袭至五代时期。太宗李世民称晋阳为“王业所基”，武则天谓其“朕乡里”，玄宗李隆基号其“重镇”。太原之于李唐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晋阳也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京”。
晋阳城的发展在唐代达到鼎盛。北都晋阳，城周四十里，包括西、东、中三城，门二十四，汾水穿中城而过。西城内又有仓城、新城、大明城等，号称“里三城外三城”。
晋阳城中街市坊巷今见于文献者有存信坊、福昌坊等7坊名及干阳门等24门名。晋阳宫中有7殿2堂1楼，大明宫城有3殿2省、2院、2池、10门之名。贞元十六年（800年）左右，江南进士欧阳詹游晋阳，赋《陪太原郑行军中丞登汾上唐全盛疆域图阁》诗曰：“并州汾上阁，登望似吴阊。贯郭河通路，萦村水逼乡。城槐临枉渚，巷市接飞梁……”
晋阳古城遗址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近些年，先后被国家规划为“十一五”至“十四五”重点保护的大遗址。2010年10月，晋阳古城遗址列入国家首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1年，山西省文物局成立了晋阳古城考古工作队，着手考古与遗址保护规划同步进行，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考古成果。
在位于晋阳城址西北部二号建筑基址中，出土的遗物中有带“迦殿”“天王堂”等字样的残碑、《金刚经》残碑、残经幢等与佛教寺院相关的遗物，其用途应为一处佛教寺院。基址在晋阳古城的宫城内部，位置显要。出土的带有“晋阳宫”字样残碑表明基址可能是在隋唐晋阳宫旧址上建设的。
这些考古发现也向世人展示着晋阳古城的千年沧桑，对我们研究晋阳古城城市布局有着深远意义，让我们从考古发掘的吉光片羽中探索这座锦绣名都的蛛丝马迹，探寻它留给我们的文化密码，为今天的太原走向新的发展高峰注入精神力量。
“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如今的我们虽然只能通过考古发掘的“吉光片羽”与所剩不多的建筑遗存来窥探晋阳古城之壮丽，但晋阳究竟留给了后世什么样的文化基因？是文化融合的兼收并蓄，是华戎杂处的开放包容，是面对挫折的坚毅勇敢，是迈向未来的力量之源。
这座历经2500年沧桑沉浮的历史古城，如今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在牢记辉煌历史的同时，坚定理想、锐意进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全局治山、系统治水、强力治气、综合治城，奋力书写新时代优秀答卷，为再现“山如黛染、水似碧玉、蓝天常在、城入画屏、人民富足、社会祥和”的“锦绣太原城”盛景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