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博士生CSSCI《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文:“数字共产主义”的技术想象与反思

一、“数字共产主义”问题的源与流

在西方思想史中，普罗米修斯从太阳神手中偷取火种，为人类带来文明曙光，这一神话象征了技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变革性力量。技术被“盗火者”视为孕育乌托邦想象的种子，同时也伴随着“伊卡洛斯式坠落”的潜在风险。“乌托邦”（utopia）的思想异常丰富、复杂：从柏拉图《理想国》（The Republic）对完美城邦的哲学描绘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工具理性崛起，从工业革命的“电气神力”与“城市乌托邦”再到信息革命催生的“赛博朋克”与“数字乌托邦”，每一阶段的技术跃迁都激发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及对技术的反思。

信息自由运动与纯粹的礼物经济式的分享理想，看似超越了自由市场经济，但依然深陷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而这种内在矛盾恰恰催生了对“数字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想象。共享的流行让人们深层次地展开公共参与，同时有了“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和“赛博共产主义”（cyber-communism）的类共产主义畅想，人们把曾经忧惧的“共产主义幽灵”置换为“自由信息的幽灵”加以言说。

2003年，埃本·莫格伦（Eben Moglen）在《点共产主义宣言》（Dot-Communist Manifesto）中以戏仿的方式作如下表述：“一个幽灵——自由信息的幽灵，在跨国资本主义间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毫不神圣的围剿，‘全球（资本）主义’的一切势力——美国微软公司（Microsoft）、迪士尼（Disney）、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国会（U.S.Congress）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新数字社会的自由的倡导者不被骂为盗版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呢？难道我们还未发现，许多谩骂者只不过是当权的窃贼，他们关于知识产权的言论，也只不过是试图在必然变革着的社会中保留他们并非无可非议的特权？不过，自由运动本身已经被全球主义的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我们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并且拿我们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自由信息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这种对《共产党宣言》的戏仿本身即揭示了“数字共产主义”的非原创性与寄生性特点：它并非凭空生成的新理论，而是有意借用经典革命话语的象征资本，来为信息自由运动赋予历史合法性。

对照《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欧洲旧势力”被置换成“全球资本主义”，“新数字社会的自由倡导者”被类比为当年的“反对党”，“自由信息”某种程度上被化约为“共产主义”，过去“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矛盾转移到“所有者和创造者”身上。阶级斗争从未消失，只是以新的奴役模式重现，即掌控信息流通的资产者所做的依然是剥削与算计，尽管信息过剩的问题有所缓解，但权力关系依旧牢不可破。这一文本号召知识工人团结起来，推翻思想与知识的私人所有制，推动信息自由流通，使文化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公共品，进而构建一个自由发展的公正社会。

《点共产主义宣言》遵循《共产党宣言》的结构，将自由软件运动、现代信息资源争夺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这显然存在话语上的偏差：前者所涉的知识产权、信息结构和开放性等问题难以直接与后者所指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问题一一对应。因此，仅从阶级角度解读可能会加剧政治偏见，遮蔽自由信息流通过程中的技术、法律、经济、政策等问题。

这场“信息自由”的思想运动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加州意识形态”（the Californian ideology）兴起，不同于政府干预的“网络威权主义”，它以市场为导向，塑造了加州自由开放的硅谷和“赛博文化”生态，朝着“人机共存、人机协作”的模式发展。互联网被视为“飞向自由的魔毯”，附着了“嬉皮士运动”的精神遗产。与之相应，同一时期的乌托邦景观是：苏联科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лушков）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通过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管理国家的“全国自动化管理系统”（OGAS），利用技术实现“电子社会主义”，拯救计划经济，推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这一构想仿佛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预言的技术性预演。尽管两种构思的背景与目标迥异，但都试图借助技术力量重新定义社会关系。

参与OGAS计划的苏联科学家们私下创立了自己的“网络空间”，一个名为“赛博托尼亚”（Кибертонии，英译为cybertonia）的虚拟国家：发行自己的宪法、货币、护照、结婚证、新闻报纸和学术期刊等。但这些都是以恶作剧、反主流的方式来幻想一种“逃避式乌托邦”（utopias of escape）的政治空间。这是人的自我困境的投射，即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感到难以解决或完全无望时，会设想离开此地并逃往一个全新的、理想化的空间，寻求安慰、解脱或救赎。

这像极了新公社主义者（new communalists）提出的“法外之地”（outlaw area），一种超越尘世、摆脱日常规则束缚、自由平等、无拘无束的新政治领地，是带有超验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他们暂且将政治和资本权力搁置一边，不仅把计算机技术当作改造社会的神奇工具，还催生了一套改造社会的政治纲领，对计算机技术附着的文化政治潜力寄予厚望。无奈，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彻底放弃了这一尝试，“赛博托尼亚”梦碎。

在后冷战的全球语境中，互联网作为技术奇观的象征，既映射人类对未来的理想期待，也投射深刻而令人迷恋的幻象。其潜在意义被新自由主义叙事不断塑造，赋予了“自由”“民主”和“开放”等文化想象，并揭示了技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构建与权力扩张的隐秘工具。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体化、竞争性和市场理性，“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平台算法和数据垄断形成“认知剥削”，而“数字共产主义”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试图拆解“认知的市场化与商品化”，以一种去中心化的知识论视角重思数字时代的生产和分配逻辑，重建信息领域的公共性与共享理想。

当下的“数字共产主义”话语早已脱离了19世纪中叶“共产主义”话语生成的社会语境。“数字共产主义”概念关乎知识产权、言论自由、合作共享、平等权利、人与人的交流和交往关系等广泛问题。“数字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涉及资本剥削、劳动异化等经济层面有合流，但它缺乏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且带有无法回避的悖论：借用“共产主义”的修辞，又极力撇清与“共产主义”的联系；恐惧“共产主义”历史实践的隐现，又试图把“共产主义”的网络空间设计转化为资本主义工具，默许它幽灵般地与现实发生关联，甚至退回到“技术封建主义”的关系逻辑中；通过“共产主义”批判资本对网络世界的分割与宰制，争取技术与文化领域的“共有”，又使“礼物经济”落入“平台资本”的陷阱。

全球数字空间并非自由平等的空间，而是由科技巨头构筑的“平台帝国”。这些平台重塑知识与劳动的全球分工，重新界定数字公共性的边界，这也意味着“数字共产主义”的共享理想常常被“跨国资本的结构性逻辑”中断。所谓“数字解放”，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全球正义、跨国治理与理性结构重塑的历史进程。因此，“数字共产主义”思潮既是乌托邦思想在技术时代的再生与重现，承继了乌托邦传统中“尚未实现的希望”，又回应了数字时代的社会矛盾与人类困境。

二、有机技术作为一种技术观念：“数字共产义”的价值与认识论前提

18世纪之后，技术成为西方乌托邦叙事的核心。工业革命时期，人们通过技术想象建构资本主义，主要涵盖两种视野：“技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技术”。“技术资本主义”是被制度化了的技术，以服务于资本积累和效率提升，可能走向官僚、统御、机械化的资本陷阱；“资本主义技术”则是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上的技术，资本主义逻辑形态和运作机制被技术主导与形塑。数字时代，这种张力转化为“技术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技术”的思想纷争：前者以人是一种技术现象和存在为前提，在共产主义制度和思想框架内理解和使用，并服务于共同富裕、资源公平分配、减少阶级差异等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后者尝试通过共产主义的开放、多元、共享来想象技术，审视在这个由技术座架定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交流的空间里，被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如何冲破各种藩篱，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

1934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技术与文明》中提出社会有机主义，其思想连接广泛，主要包括马克思关于劳动与自然、技术与异化的关系阐述，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对“有机体”概念的反思，阿弗烈·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过程哲学”所强调的事件和关系的动态网络，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对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团结合作天性的发现等。他批判地接受了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理论，并对“物竞天择”提出质疑，认为自然界的生物之间呈现出“互助、相互影响与共同生存”的现象。他还超越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有机主义”概念，融入人文主义、生态学和伦理学视角，而非单纯的生物类比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思想共同汇入“数字共产主义”的合理想象。

技术的“有机性”并非与生俱来，它是设计理念、社会需求、价值观和实施方式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并非中立的，其偏向受到社会性牵引。真正关键的是技术背后所依赖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即社会权力参与其中为实现自身意图展开斗争的过程。也就是说，技术的核心不是机器属性，而是人性。如芒福德所言：“机器体系就像过去时代的仆人，他的主人越是软弱愚蠢，他的傲慢就越是与日俱增。”这也凸显了人类与技术之间“主仆关系”转换的可能性，从而导入具有生命意味的有机技术想象。

在芒福德看来，有机技术是“民主的生命技术”，应代替“巨机器”的单一技术对知识的垄断和对人的剥削。有机技术不再把追求数量、效率作为目标，而是考虑生命的价值和目标，把机械的世界观转变为有机的、生命的世界观，通过心灵的觉醒、艺术的救赎、技术的转变和政治的控制来实现。芒福德借鉴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基本共产主义”，把它界定为一种全面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一个社会的能源、技术知识和文化传承都平等地属于每一个社会成员。这看上去呼应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就是对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就是要使一切东西从属个人、依赖个人、归个人所有。但芒福德即刻撇清了这种关系，他强调基本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20世纪的事实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意味着有义务在社会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劳动，以提供实现基本共产主义的基础，而不是用有计划的经济把生产的所有过程都囊括进来，并满足一切需求”。在他的畅想里，理想社会应当保持一种全方位平衡的有机状态，不仅包括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还包括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实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观点吻合。“数字共产主义”的认识论延续了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出发”的立场，只是实践的对象由物质转向信息知识与数字劳动，承接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并纳入技术人文主义维度。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技术在资本逻辑中具有双重角色，既是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也是强化异化劳动的工具。芒福德进一步指出，当技术从“有机”走向“巨机”时，社会便走向去人性化的控制与封闭。但两人的思想也有着微妙的关联与错位：一方面，马克思基于早期的技术和社会条件，关注技术的社会关系，芒福德则更强调技术的生命伦理，依据现当代社会的现实来构想社会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芒福德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补充，他认为只改变政治和制度不足以解决资本主义的所有弊病，更重要的是人类文明观念的改变。因所处阶层与时代背景的局限，他的理念是一种精英阶层的有限“共产主义”，这体现了“共产主义”想象的另一种局限性，也削减了技术社会的有机性。因此，在物质与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有机技术提出了新的愿景：在超越物质技术的过程中，实现政治“去阶层化”、经济“去资本化”、人“去异化”的深层超越。

“数字共产主义”继承的正是“反机械-反工具”的技术观谱系，它并不是在“发明一种新的技术”，而是延续一种有机技术观对现代技术理性的反抗传统。技术的社会后果取决于其被嵌入何种理性与价值结构之中，有机技术观所强调的服务于生命节律、嵌入共同体的内涵，与“数字共产主义”对去中心化、自治式技术架构的持续偏爱，以及对效率、控制的高度警惕，形成了恰如其分的思想连接。“数字共产主义”的话语中，极少正面拥抱超大规模的平台及其算法，相反，它不断回到小规模的协作、自愿参与和社群自治。这就将技术从机器性的设定中超越出来，走向一种关系性的有机想象。

有机技术观通过一种关系性与整体性的理解方式，深刻影响了数字共产主义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设想。赛博空间被理解为一种能够通过结构设计与反馈机制实现自我调节的生态环境，从而使“和谐”“平等”与“民主”被想象为系统运行的内在结果，而非外部社会的强制安排。这种对系统整体性与相互依赖性的强调，以及对系统结构、过程、互动模式和反馈循环的思考，使技术被赋予了承载社会制度进步的期待。与此同时，有机系统的生态学想象倾向于将社会冲突理解为平衡失调或反馈失灵的问题，这在强化关系性与系统性分析的同时，也使权力、利益与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不再处于分析的中心位置。由此形成的理论张力，显现出有机技术观与“数字共产主义”发生对话时所内含的分析取向与其局限。

从关系性导向来看，有机技术并非要建立一个“同”的世界，因为“共”与“同”往往是在构造他者的过程中认同，而认同便会制造“他者”，排斥差异。有机技术所追求的，是一个“通”的世界，通过建立人与技术之间的感应与感通之道，消解沟通难题，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与鸿沟。这种“通”是超越对立与分隔的和谐，回归共融的关系模式。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网络化等天然优势，使“有机技术”的理想在新的物质基础上获得了再现的可能。“数字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与芒福德的技术伦理之间开辟新的解放空间，并经由芒福德式的“有机转向”，揭示了数字技术如何在资本逻辑内部孕育出新的社会理性，实现对技术理性的伦理化修正和对实践理性的当代表达。

三、网络社会作为社会形态想象：“数字共产主义”的结构性投射论：数字贞子的降临

20世纪90年代，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信息、资本、权力与文化均通过网络结构进行再生产与流动。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网络社会理论”，认为网络逻辑的本质特征是去中心化、开放互联、可扩展性与流动性，这种特征使其在强化全球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想象奠定了可能的结构基础。这为“数字共产主义”思想的萌发提供了现实语境与技术土壤。

那么，“数字共产主义”是如何获得生长与运作空间的呢？首先，网络社会的崛起产生新的亲近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并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相抗衡。它侧重强调一种公共的、平等的经济关系，希望建立一个共同生产与合作、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和促进个性解放的社会。其本质在于将“关系”而非“实体”作为组织原则，这一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解构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层级与中心化模式。其次，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完全社会化和有机化的，既建立在生产资料共有、协作工作的基础上，又保护个体创造。

"commons"一词源于拉丁语"communis"(communism、communications的词根)，意指某物被许多人或所有人共享。文艺复兴前，西方的巫师、魔术师、牧师和工匠都试图将他们的专业知识保密，或只传授给特定个人。文艺复兴打破了这一传统，使科学成为一个普遍的公共地。而互联网具有得天独厚的“公地”属性，体现出“非排他性”“共享性”“合作性”等典型的共产主义属性，在信息社会内部萌发出“共产主义胚芽”。“公地自由”包括创建一个共产主义式的互联网络、一个自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盟。这个联盟是合作的、自治的、不受社会阶层限制的、没有监控的。无限访问意味着没有广告，也没有各种利益集团设置门槛，平台秩序全靠程序员、管理员和用户通过参与式的自我管理来实现。

传播作为社会共同的一部分，应该是免费而自由的。但这一理念很大程度上倚赖“礼物经济”的商品化，正如资本主义对金钱的追求是机器发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知识由统治阶级主导的情况下，信息创造没有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动力，而沦为生产与消费的对象和工具。“数字资产/无产阶级”“信息富翁/穷人”等反思性概念反映了信息技术带来的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当缺乏普遍共识时，礼物的流通也会陷入自由交换的悖论：能打破墙的人，也可以制造新的墙。“数字共产主义”希望实现个体的最大自由，但为了维护集体共享的秩序，需要依赖一定程度的监控或规则，反过来损害了个体自由。

“数字资本主义”的吊诡之处在于其具有极强的吸纳性，与马克思所言“资本具有吸收一切生产方式的能力”不谋而合。“数字共产主义”并非被资本简单压制，而是被“数字资本主义”以更巧妙、更复杂的方式“合谋”与“收编”，对其所暗合的公共性逻辑进行中和。具体表现为其生产力（开源软件与共享知识）、生产关系（共同体结构）、劳动过程（开放协作）都被纳入平台化、算法化、产权化和商业化的制度体系。资本通过技术架构（如开源技术被资本利用与控制，与新型资本主义的企业模式产生共谋关系）、制度设计（如重新将数据私有化、专利算法化）、劳动机制与文化叙事（如文化渗透，“共享”和“协作”的话语被商品化、品牌化，成为资本系统用来动员数字劳工的修辞资源），将“数字共产主义”的潜力反向转化为自身积累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结构上“扼杀”其解放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数字圈地”应运而生并表现为“技术封建主义”。技术封建主义的隐喻可以被看作“数字资本主义”的极端形态，即当资本和技术的结合达到极致时，社会可能会退化为技术驱动的等级制社会，表现为技术对人的自由的压制。这些数字殖民的形态，可以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的“帝国”理论进行对话。他们通过总结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éDeleuze）等人关于生命政治权力的思想，说明作为去中心化、网络型的主权形式的“帝国”对生命和社会生活本身的控制。由此，他们提出“共同性”（the common）概念，通过生命政治生产及人工共同性窥见共产主义曙光。这也为“数字共产主义”提供了新的制度想象，即在数据、代码与知识层面，构建超越国家与市场二元体制的“公共生产资料”。这种共享逻辑是一种以协作与互惠为原则的网络性社会组织方式。

超越机制视角，“数字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谱系在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时的自我修正、抵抗与被吸纳的过程和内在张力，恰恰构成了数字时代乌托邦思想得以持续生成与自我更新的动力，也孕育新的批判性反思与再政治化的可能性。一方面，它对抗“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形式；另一方面，它继承并延展网络社会中“关系性”“共生性”潜能。它并非外生于网络社会的政治乌托邦，而是网络社会内部的一种“反身化运动”。

“数字共产主义”的潜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看似是对立的，但其根源和实践都出现在信息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中。这种情境下的自由知识生产嵌入了资本主义力量，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资本主义。这样一来，技术以自身为中介将共产主义从特殊语境中抽象出来，使其在数字化语境中被重新接纳。站在“数字共产主义”的角度反思，一方面，无产阶级作为劳动群体，不仅丧失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且因为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广泛运用被迫从事简单乃至象征化的劳动，远离技术核心并不再位于生产力的最前沿；另一方面，作为消费群体，无产阶级从生存消费转向符号消费，丧失了“品味”，“享乐”成为唯一的消费驱力和目的。“数字共产主义”满足了人们在信息世界展开自由交流的欲求，其内部的革命性潜力也看似具有超越阶级、资本、版权和地理边界的可能性，但是商品被物化、信息垄断、当权者的交易、劳动的剥削依然以无限资本积累的名义进行。个体的社会存在被重新嵌入高度经济化的理性秩序。

然而，网络社会的建构并非无障碍地通往理想之境，它注定要直面三重悖论：一是“共有-私有”的悖论，即生产关系中所有权结构的博弈，反映出共享资源与私有利益之间的深刻冲突；二是“自由-控制”的悖论，揭示了技术赋权与权力规训之间的矛盾；三是“创造-依赖”的悖论，技术的创造性发展既带来解放的可能，也深刻嵌入信息资本主义结构，塑造出新的技术主体性与技术异化。这些张力不仅是“数字共产主义”难以回避的课题，更体现了网络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与资本逻辑的再生机制。

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封建主义”“数字社会主义”与“数字共产主义”构成了一条围绕数字技术与社会制度关系展开的理论谱系。以上三重悖论，也反映出各种数字思潮的具体论争与核心矛盾。“数字资本主义”以数据、平台与算法为新的资本积累机制，一定程度上正当化了资本逻辑在数字空间中的延展；“数字封建主义”则通过“平台主权”“依附关系”等概念，揭示数字资本主义内部权力关系的非市场化与等级化特征，对其统治形态作出更具批判性的命名。在此基础上，“数字社会主义”试图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条件中发掘协作劳动、共享实践与公共基础设施等潜在的社会主义因素，强调对平台与数据的制度性改造，但其路径多停留于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渐进改革。相较之下，“数字共产主义”则进一步将这些实践与技术条件提升为整体制度替代的想象，试图构想一种超越私有制与资本逻辑的数字社会形态。由此可见，这四种理论既指向同一技术背景，又在批判深度和制度目标上呈现出由描述、批判、改良到超越的差异。

从网络社会的建构这一维度出发探讨“数字共产主义”是基于结构性洞察，即“数字共产主义”作为思想形态与实践形态，正是信息资本主义内部逻辑自我抵抗的产物。它揭示了在全球化与数据化的张力中，网络不仅是资本积累的机器，也可能成为解放理性的载体。网络社会不仅提供了“数字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更构成其思想生成的内在逻辑：正是网络结构的开放性、协同性与反中心化，使“数字共产主义”成为可能。它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理想，而是网络社会自身在信息化极限中，对自由与公义的再度召唤。

四、作为分享实践的“数字共产主义”：从想象走向日常交往

如果说有机技术揭示了技术内部的社会性与生命力，那么网络社会则进一步展示了这种社会性如何在数字结构里被重新编织。二者在思想史上的交汇共同指向一种新的社会实践样式：信息与知识不再以商品形态流通，而通过自愿协作和集体自治的方式得以生产与再生产。这意味着，对“数字共产主义”的进一步讨论必须从抽象的技术愿景转入分享与交往实践。由此，乌托邦愿景转变为每个公民皆可实践的具体行动，使人们相信靠自己在数字空间的行动能够创造更好的新秩序。

“数字共产主义”逐渐表现为一种去阶级化的身份表达：从“无产者”到“创造者”。劳动者恢复了其在生产中的原创属性与主体认同，重新塑造了地位与意义。这体现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再社会化。阶级权力的重构需要抛弃传统统一的全球无产阶级观念，代之以将各种不同的、分散的无产阶级群体整合成一个灵活的多元联盟观念。但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诸众（multitude）是由各种不同身份、背景、兴趣和目标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体，是抵抗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权力的关键主体，体现了一种基于合作和多样性的全球性政治力量。黑客、维基人（维基百科参与者）、字幕组（互联网海盗）等多样化的数字无产阶级实践主体共同构成了动态的网络生态。他们努力恢复“无产阶级”在数字时代的合法性和主体性，体现了“交往理性”“解放性理性”的现代形态。这一视角启发我们，“数字共产主义”并非对未来社会的抽象幻想，而是对当下网络社会中“协作逻辑的政治化”（即由技术连结过渡到社会连结）的自觉实践。

然而，非物质劳动者的共享实践也夹杂着理想与陷阱的双重困境。“数字共产主义”的各种权力关系在此消彼长中互构，不同主体在不同阶段打着开放和垄断的算盘：信息中转平台（数字资本）希望从知识生产者（数字劳工）手中低价甚至免费获得信息，生产者旨在分享和传播（而非垄断），然后再高价卖出。各阶层之间、各阶层之内分化产生的新的异化和剥削关系不可回避。在强者的游戏规则里，通过剥削外部的弱者（资本宰制劳工）和内部的底层（大资本剥削小资本，大劳工压榨小劳工），使得资本主义和权力精英的虚伪性一览无余。

在这个圈层内，新的统治阶级是由风险资本家、技术官僚、创新科学家、黑客天才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等组成的数字精英，他们是数字无产阶级中的知识阶级。其中，黑客是网络虚拟阶级中的主力：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处于下层群众政治和上层统治者政治之间的暧昧地带，尽其所能讨价还价、重新表达，开辟了新的属于黑客的政治。

开源运动代表了“数字共产主义”中“生产资料共享”的实践面向，尽管有这种进步文化作为支撑，但大多数黑客没有明确的共产主义规划愿景，也没有对资本主义进行持续、反系统的批判，同侪生产很容易受到资本主义入侵。“数字共产主义”需要警惕借自我赋权和解放之名，走入互相物化、对象化和客体化他者的陷阱。

马克思和芒福德思考的“异化”也在发生新的变形与升级，即对生产劳动和消费过程的全面异化。其一，异化的不仅是劳动过程，也是“自我生产”的过程，即自我商品化过程。其二，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通过拜物教的过程被异化了，资本和版权压缩了个体及特定群体内生的创造。信息可以共享，也可以出售；版权受到保护，又被破坏。其三，资本以更新、更隐秘而全面的方式，对人们的注意力、时间和记忆进行剥夺、压榨和操纵，奴役了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

左翼活动家们为了反击这种封闭的网络逻辑，通过数字空间中的盗版和免费分享等行为，模仿礼物经济的模式，通过一种类“夸富宴”（potlatch，即通过炫耀性浪费表达慷慨）的仪式，期许互惠性的社会关系。于是网络商品经济和高科技礼品经济呈现出对立又共生的生态。“在线夸富宴”（数字空间中的盗版文化）被赋予一种象征意义：“废物作为礼物”成为自由分享的象征和对市场逻辑的反叛；“工作作为礼物”折射出共享的创意和协作，解构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化逻辑和“秩序化”生产模式。“在线夸富宴”以“浪费”（对原本具有市场价值的物品进行免费分享）作为反抗工具，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稀缺性和所有权观念，将劳动与资源转化为超越经济价值的社会实践。

“数字共产主义”的分享实践从权力争夺圈层转移到社会民间的交往合作领域，蔓延到普罗大众的日常体验，提供了一个个文化资源和集体参与的非剥削空间，如开源软件社区（Linux系统、GitHub公开代码仓库等）、在线知识分享平台（Wikipedia等）、点对点支持与问答社区（Reddit、知乎等）、加密货币的捐赠文化（比特币等）、网络合作翻译与协作项目（字幕组等）、学术和电子书免费分享平台（Zlibrary、Sci-sub等）。互联网自带的内设技术特征（对等、开放、容错、共享、去中心和自组织等）和内在精神（开放、平等、协作和分享等），促进了非私有化的生产方式和协同知识共享的社会关系的生成，提供了新的合作决策方式以及生产、拥有、消费和分销商品的新方式。虽然有一些实践是游走在灰色边缘的分享，但这些屡禁不止的对抗性尝试足见共产主义的跨时代魅力，在不同层面上回应了马克思所设想的“共同生产资料”与“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

去中心化的在线协作平台颠覆了传统知识诠释方式，让人人皆可成为贡献智慧的“智愿者”，几十万人倾力合作的在线百科全书成为再平常不过的网络行为。这类平台虽不等同于新自由主义，却带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色彩。二者都面临认知封闭的困境，而这些平台的一种应对策略，是通过重新排列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实现知识的开放与重组。它既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工具，也可被视为其延伸形态。与“劫富济贫型”的黑客“打开信息粮仓”不同，在线协作平台更侧重于“创造信息粮仓”。其核心在于言论和行动自由，分享与共同协作，崇尚复制、修改、发布等自由，推广开放性、可重复性、可修改性和可再分配性原则。参与者可以随时随地对任何程序或文章进行处理，这既是全面个性的表达，也是对共产主义生产模式的表达和预期，表现为激情、创造力、对自由的热爱和对社区的承诺。他们生产的意义在于生产自己、创造自己，以福柯的自我技术回应“我们如何制造自己”这一问题。

工作的乐趣不仅来自合作生产和对编程或写作的热爱，还来自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尊严感。“情感劳动者”的主要动机发轫于创造和合作带来的快乐，信用、地位、声誉、享受、尊重和体验都是重要的精神驱动。礼物的流通、参与者的友谊和爱的劳动构成分享实践的三角关系。当然，并不是每个创造者都能从中获得快乐，有时间和技能主导“数字共产主义”生产的大多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尽管阶级结构是流动的、多层的，物质富人并不一定是文化富人或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但全球资本主义的浪潮决定了数字精英的特权和普通数字劳工被边缘化的处境，资本的倾斜和技术的壁垒会带来新的异化风险。劳动关系亦呈现出“自由劳动”与“隐形剥削”的双重性，开发者以志愿名义贡献劳动，却间接为企业资本积累价值，这种困境暴露了志愿热情、劳动价值与制度保障之间的不对称和断裂。真正的共产主义式协作生产只能在一个去阶级化的社会中实现，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人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能力。

虽然这类在线协作平台为人们创造了分享空间，但其内部的互动也存在网格化和割裂风险，在交往的群体中易形成新的偏见和片面性，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使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变得异常困难。作为半自治的系统，它们允许将其内容用于商业用途，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纠缠在一起。其引以为傲的开放性优势逐渐面临结构性约束，陷入被制度化治理的风险：编辑部社群内部形成新的等级阶层和官僚系统，隐性的权力结构削弱了其所宣称的平等自治。开放和公共的理想被迫卷入资本逻辑和权力层级中，在资本主义场域暴露其内在脆弱性，并不断发生碰撞与协商。

上述案例显示了“数字共产主义”的复杂性。一方面，它在实践中探索了超越资本逻辑与私人所有的空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又不断被资本主义的技术基础设施与治理模式所包围、吸纳与塑形。“数字共产主义”的现实意义，正是在这一张力中螺旋上升，它不是一套被既定实现的制度蓝图，而是一种在资本与反资本力量之间持续摆荡的动态实践过程。

五、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