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县域经济几乎是全国共识。为发展县域经济，全国几乎所有省级政府都出台了扩权强县的政策，将一部分之前地市一级的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从而使县级有更大的决策权限，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县与地市过去是上下级关系，现在关系变得有点复杂，既有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比如干部任免），又有竞争性关系（比如招商引资、财政收支等）。
县一级行政单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县一级行政单位是一个完整的政权单元，具有悠久历史。郡县治，天下安。全国2 000多个县级单位治理好了，国家治理自然就好。县城是离农民最近的城市，农民城市化首先是到县城买房安居，因为县城房价比较低，又离自己家乡近，县城里有很多同样从农村来的亲友熟人，县城又有相对完整和完善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医疗资源。农村女孩出嫁也往往要求男方到县城买一套住房。县城因此成为农民进城的第一个目的地。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县域经济定位。当前全国县域建设的主要模式是招商引资，发展制造业，从而大幅度提升县域经济总量与经济水平，最好能向全国百强县看齐——很多省级政府发展县域经济的目标就是要有多少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序列。
招商引资，发展制造业，就要建开发区，就要建城市基础设施，就要筑巢引凤，就要大搞县城基建，就要想方设法吸引农民进县城买房以发展房地产及发展土地财政，就要成立各种城投公司，好好经营县城。通过连续几届县委、县政府的多年努力，又碰上好运气，招商引资大获成功，繁荣的制造业带来大量就业机会，也为服务业带来机会。就业机会多了、服务业繁荣起来了，自然吸引人口大量汇聚于此，包括农民进城、安居直至完成城市化就顺理成章了。而这又进一步推动二、三产业的繁荣，二、三产业的繁荣进一步带动县城房地产的发展，从而提升了土地财政收入。土地财政收入高了，不仅可以建设更好的城市基础设施，还有能力还清之前的地方债务。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县域经济发展典型就此树立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全国百强县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问题是，在当前阶段，中国制造业进入产能过剩阶段，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还有没有可能复制东部沿海地区百强县的经验？
总体来讲，中西部地区复制东部沿海地区百强县经验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具体表现就是中西部绝大多数县级经济开发区都处于关停状态，现代制造业极少。因为制造业不繁荣，就业少，服务业也就发展不起来；进城农民在县城没有就业，即使买了房也住不下来。而县政府为招商引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负债累累。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经济陷入困境。
最近数年，沿海地区正在淘汰“落后产能”，这些“落后产能”的一部分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及印度等国家，一部分向中西部转移。这也正是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好机遇。问题是，即使是“落后产能”也是需要有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各种基础条件的。县域经济规模比较小，聚集程度比较低，进入县级产业园的制造业往往因为缺少配套而难以保持产能。相对来讲，地市一级有更好的产业基础，也有更多产业配套和其他各种产业发展的便利，比如地市一级一般都会有大学，也有更好的区位与交通。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进来的制造业就更倾向于落到地级市。地级市也有扩大规模、形成产业集群从而变成真正强市的强烈意愿。中国目前有接近 300个地级市，如果每个地级市都能够通过产业集聚形成具有规模效益的制造业中心，中国制造业就有了足够的城市载体。
反过来，如果县级政府也将吸引现代制造业作为中心任务，与地级市展开政策优惠的招商引资竞争，结果就很可能是，县一级招商引资固然很难形成合理规模，地级市也因为产业分散而无法形成合理规模，从而造成整个地区的经济格局不合理，为发展产业进行的大量投资难以收回成本、债务难以偿还，并因此损害地方的长期发展。
也就是说，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讲，地级市与县域经济之间应当分工合作而非形成竞争性关系，具体就是将地级市作为中等城市来发展，地区内的制造业产能向地级市集中，很快便形成制造业中心，从而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基础，并为当地进城农民提供就近就业机会。
县域经济则应将重点放在为农民和农村提供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上面。因为县城缺少就业机会，主要是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县城就不应当按城市的高消费版本进行建设，而应当将建设标准大幅度降低，以为农民提供廉价、便捷、全方位的公共服务。
当前中西部绝大多数县域经济都不可能复制东部沿海地区百强县的经验，应当将经营县城变为服务农业和农民。只有定位清楚了县域经济，才可以有符合实际的县域经济政策。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图文编辑|龙跃波
贺雪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为总体框架，从农民的角度，系统剖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动力与关键挑战。
本书深刻辨析了城市和农村在形态、制度与生活方式上的本质差异，指出城市和农村是功能互补的有机体，“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的基本生活与退路。集体土地所有制、熟人社会等与市场机制共同构成了农村发展的基础。城市作为“发展极”，承担创新与增长功能；农村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为社会提供缓冲，赋予韧性。为应对农村老龄化这一紧迫挑战，作者基于多年的田野调查，提出“建立适老型农业农村制度”的中国方案。承认城乡差异，防止城乡差距扩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