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农业学大寨”等群众运动的深入，大量的文物暴露出来。当时湖北省考古力量相对薄弱，虽举办过短期培训班（主要是亦工亦农人员），但完全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因而，培养一批专业的文物考古人才就显得格外迫切。
《关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开办考古博物专业的报告》（第1页和最后1页）
在此背景下，1976年4月2日，武汉大学历史系和湖北省博物馆向武汉大学党委提交了《关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开办考古博物专业的报告》。在得到校党委批准后，这份报告连同校党委的请示于1976年5月3日被送至湖北省教育局，编号“校草〈1976〉26号”（后称“26号文件”）。其中一个细节不同寻常，“26号文件”以及后续与考古专业筹建相关的报告，均同时呈报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韩宁夫。这一做法在谭维四的回忆文章中找到了原因：“在韩宁夫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这样顺利诞生了。”
应该说，当时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的条件并不成熟。在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彭金章到武汉大学工作之前，历史专业的考古课由世界现代史教授张继平代讲。“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教学工作基本停止。70年代初，历史系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彭顺势被调入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那么，除了前文提及的大背景外，到底是什么直接原因导致武汉大学要立刻筹建考古专业，并且得到韩宁夫的支持呢？
谭文中说“1976年春夏之交……常有文物遭到破坏，却碰到没有专业力量去配合工程抢救文物的困难局面，深感忧虑，因而萌生了去武汉大学历史系，要求他们尽快开办考古专业的设想”。历史系领导热情支持，经双方商定，专业教师暂由湖北省博物馆派出，文物标本和陈列室也由省博物馆提供。由此可知，湖北省博物馆的积极要求是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得以迅速筹建的直接原因。“26号文件”拟定时，筹建事宜应已敲定。但据谭维四的回忆，之前双方还经历了大量的协商，中途甚至还有曲折。由此推断，湖北省博物馆可能早在1976年初甚至1975年，就已提出筹建考古专业的要求。
配合基建的考古任务繁重是70年代以来的常态。197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师生前后两次参与过湖北省博物馆主持的襄阳山湾和蔡坡东周墓地的发掘。当时并未提及考古专业筹建事宜，而于1976年初突然开启，则很可能与1975年的纪南城考古“大会战”有关。
江陵纪南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在70年代因大量基本建设而面临被破坏的危机。1975年2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在江陵县纪南城配合农田基本建设进行文物保护和发掘工作的报告》，并获批准。3月，国家文物局与湖北省革委会组建“湖北省纪南城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领导小组”，纪南城考古“大会战”正式展开。参与纪南城考古“大会战”的除了湖北的专业考古人员外，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文博研究所的专家以及上海等七省市的文博工作者。更为重要的是，包括北京大学等7所高校的考古专业师生也参加了发掘，但唯独缺少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师生的参与。这很可能是湖北省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最终决定筹建考古专业的契机。
值得注意的是，纪南城考古发掘领导小组的组长正是韩宁夫。韩是山东高唐人，1972年12月至1982年7月任湖北省委书记，他“历史知识渊博”“非常关心、支持湖北的文博事业”。不管纪南城考古“大会战”是否也令韩产生了专业人才缺乏的想法，至少这一事件为他和湖北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之间的交流提供了畅通的路径。所以在1976年，当武汉大学发现因过于仓促，历史系并未于年初申报考古招生计划指标时，谭维四等人不得不求助于韩宁夫。幸好在后者的批示下，考古专业当年的招生指标从历史系调剂，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并且，韩还亲自出面，联系省计委和省教育厅负责同志安排。此事一方面说明筹建工作确实仓促，另一方面则体现出韩宁夫对湖北考古事业的支持和关怀。
1976年5月3日，筹建专业的申请报告被送至湖北省教育局。里面除了陈述原因外，还重点提及了湖北省博物馆在考古理论、发掘经验和开办培训班方面的优势，并建议双方联合开办考古博物专业（后改名考古专业）。此外，报告还建议从当年下学期开始，从湖北省内的文物重点县或有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关大队和生产队中招生15至20名，学制三年。这份报告旋即获批。
《关于我校历史系考古博物专业改名为考古专业的报告》
根据筹建工作的需要，成立了领导小组，成员包括赵学禹、彭金章、陈国钊和谭维四。具体事务的主要执行者仍是彭金章。据相关回忆资料，在筹建初期，彭为了寻找专业教师、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积极奔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藏夏鼐遗留资料中，有一份名为《关于筹建考古专业的情况反映》的油印文件，随文另附《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育革命方案（初稿）》。这两份文件疑为武汉大学历史系和湖北省博物馆向在京的文物考古管理部门及相关领导所作的汇报。文件中提到，筹建专业存在的一些困难和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专职教师不够；设备短缺；图书资料不足；房间缺少。
而上述问题中，最为紧迫的是专业教师的缺乏，原历史系彭金章、杨范中和向绪成3名教师调入考古专业。杨范中以楚文化研究擅长，向绪成为武汉大学72届历史系毕业并留系工作，调入考古专业后于1976年9月至1977年7月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进修班培训学习。此外，又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调来方酉生，从北京大学引进王光镐，从中山大学引进李龙章，这6人便是考古专业首批专职教员。另有7名兼职教员来自湖北省博物馆，包括谭维四、王劲、陈振裕、全锦云、孙启康、陈贤一、李天元；2名兼职教员是来自荆州博物馆的陈跃钧、彭浩。
筹建工作同样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支持。1976年6月7日，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在周原文物保护和考古知识班现场经验交流会议上，谈及了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筹建工作。陈从何途径得知筹建事宜并不清楚，因为国家文物局知晓此事是在1976年7月初谭维四赴北京汇报工作之后。谭维四回到湖北后，武汉大学又向湖北省教育局提交了一份报告，里面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负责同志对武汉大学新办考古专业表示支持……希望省有关部门将此事书面报告教育部，抄送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以正式备案”。可见当时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官方对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均不知情。但有一事值得注意，陈滋德曾于1975年纪南城考古“大会战”时亲赴湖北，并担任发掘领导小组副组长。因此，本文推测，筹建考古专业当时或已有讨论，后陈滋德与谭维四甚至韩宁夫等人私下仍有沟通。1976年10月11日，在阳新龙港革命历史纪念馆召开的湖北省革命文物工作座谈会上，陈再次提及考古专业筹建一事，并随后赴武汉大学座谈、指导。
1976年秋，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在湖北省内顺利招收到18名首批学员。他们分别是崔新社、邓辉、丁美华、杜国柱、冯少龙、胡雅丽、李红柱、刘华才、王红星、王然、吴晓松、徐梦林、阎频、余秀翠、院文清、张潮、周厚强、朱吉平。但囿于条件所限，首批学员并未于当年秋季到校上课，直到1977年2月24日才正式入学。课程除了专业课外，还有形势任务教育、军体课和专题课等。专业课程包括文物政策法令、田野考古方法与技术、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等。专题课则有文物陈列、水文考古、边疆考古和民族学等。当然，实际因教师缺乏，大部分专题课都未能开课，而且许多专业课也由兼职教员甚至是邀请外单位专家临时授课。比如“旧石器时代考古”邀请北京大学吕遵谔授课；“隋唐宋元考古”则由湖北省博物馆全锦云和郑州市博物馆杨唐琛负责。此外，首届师生还于1977年4月至5月、9月至第二年1月，分别参加了郧西县白龙洞遗址和房县七里河遗址的田野实习。
平心而论，1976年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的条件并不成熟，甚至可以说有些“仓促”。幸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顺利地将专业建立起来，并一直延续发展，为中国考古学特别是湖北的考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回望来时路，考古专业的筹建得益于各级主管部门领导特别是时任省委书记韩宁夫的鼎力支持，兄弟单位尤其是湖北省博物馆的无私帮助，当然，最重要的是历史系和考古专业工作人员的筚路蓝缕。个中艰辛，外人恐难尽知。谨以此文向在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筹建和发展过程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们致敬！
（附记：本文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王光镐、王然、彭蛟、汤超、袁飞勇等先生的帮助，在此并致谢忱。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