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渐入大变局
“在刘歆生眼中,那片汪洋却是另一番图景。实为一座足以比肩上海、天津——汉口繁华之都会,即将于这片泽国之上造就。更为难得之处却是,归依宗教的刘氏心中自有天地:即便血本无归,这笔银子掷入洪水之中,亦能换得乡邻周全保城护镇,舍利取义何憾之有?张之洞素来重诺,闻此胸襟,当即与刘歆生及已出资商民拍板:以匪夷所思之‘划船计价法’——在水面以桨丈量,一浆一串铜钱作价,水中立竿划界,一块又一块测量,一清二白将张公堤内十余万亩烟波沼泽,尽数补偿给刘歆生及众位倾囊相助的商民。此不可思议计价之法,竟成就了张公堤,成就了一代巨商刘歆生,更成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大汉口。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公堤如一条入眠之长龙,横亘于长江与汉水之间。这道巍峨的屏障不仅驯服了汛期汹涌的洪魔,更如同为汉口插上了起飞之羽翼。那泽国化为平野,狂澜停止了倒沸,汉口终于挣脱了原局促城墙的束缚,如脱缰骏马般向外驰骋拓疆。于是乎“以堤为屏,依水定城”,堤岸奠定了城市之表,新野丰饶了城市之肌,大江大湖之府邑霎时间由此而生,汉口打开了百年发展的宏阔空间。放眼望去,昔日无涯的水国滩涂上,新的街巷开始筑起,城邦的轮廓如新播森林般渐入佳境。
那大片大片的淤泥土地迅速‘由生转熟’时,刘歆生凭借此次惊险的一掷万金,也迎来泼天富贵,一跃成为全国声名赫赫的‘地皮大王’。他谋篇布局,斥巨资修筑道路将交通四接。如今漫步汉口街头,若干条繁华干道皆出自他手,以‘歆生’命名的马路更是延伸寸土寸金的商贸之心,这足见证了他的卓识精明。英人设汉口的西商跑马场,不许华人入内。刘歆生偏不服这口气,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果断拿出一块地皮,与他人合建规模气派超英商的‘华商跑马场’,直面与洋人对决。后来英租界因汉口大发展为图扩张反而屡屡来求,提出向他高价购买土地,均遭婉言相拒,且若铁板一块,不留任何协商空间。直至英方搬出教会说客、朝廷官员轮番游说。最终许诺英租界工程由他全数总包、租界内新筑路权属华、路名皆以‘歆生’命名为条件,刘歆生方吐口同意出让手中之少许土地,显示出了一身傲骨。在这大清风雨飘摇之际,刘歆生竟凭一己之力,为国人争回了难能可贵的尊严与体面!”
共进会内,孙武滔滔不绝声音洪亮,震动着在座者的心田:“二位贤弟,万事皆由小成大,革命伟业亦然!莫因力薄而怯懦观望!今日你我聚首于此,绝非仅为茶余饭后之闲谈——参天之木,始于毫末微种;今日我辈之小举,焉知不是来日惊天巨变之先声!”他环视二人,语气稍缓:“至于酒楼之事,不必急于明日开张挂匾。眼下可先将名号与掌柜选定,其他慢慢图之。”
三人心潮澎湃,“同兴酒楼”之名脱颖而出,取“同心协力,兴汉灭满”之深意,字字千钧,道出了聚义的核心目标。谈及掌柜人选,张育万谦辞道:“愚弟尚在学堂攻读,又背负记过处分,恐引军警注目,累及大业。玉麟兄胆识过人堪当此任,我以全力协理筹备。”最终议定:邓玉麟寻机脱离两江总督府羁绊,出任同兴酒楼掌柜。
谁也未曾料到,这次看似寻常的聚会,竟为不久后的武昌首义播下了炽烈火种。“同兴酒楼”,将成为联盟各方志士、传递军情、运动新军的重要枢机。
……
且说当日,辜鸿铭与张育万自奥略楼返回方言学堂。
辜大师当即被担惊久候的监督曾广镕,请至校长室饮茶叙话。曾广镕亲执铁钳,拨旺红泥炉中暗红的炭火,茶汽氤氲间,他抬眼望着辜鸿铭,语气带着几分真切与忧虑:“汤生先生可算回来了。近日武昌城波澜暗涌,您随着学生四处走动,叫我如何放心得下?”
辜鸿铭呷了口热茶,脸上漾开睿智的笑容:“履初勿忧,我与张同学登奥略楼观览江景感怀古今,又在楼下酒肆品尝了鲜美的‘武昌鱼’和脆嫩的‘洪山菜苔’,与年轻人谈天说地,胸中块垒为之一舒,倒觉自己年轻了好几岁。”
曾广镕神色凝重:“张育万虽出身书香门第,为传统青衿且儒雅好学,然其身份殊为特殊。他经营之书局,据传与日知会过往甚密,乃是禁书流通的重要渠道。警方查他日久苦无确凿实证,又碍于他是本堂学生,不能擅用刑讯,故对他耿耿于怀。学堂因他违纪作出记大过处分,他关闭书店后,便沉默寡言潜心向学。不想今日在先生演讲时,竟敢犀利发问针砭时弊,足见其并非消沉,而是在蛰伏蓄力。近午先生与他出门,我未能及时拦阻,已命警局专员暗中追随保护。”
辜鸿铭闻言,不禁莞尔:“这就对了!怪不得方才酒楼外一阵喧嚣,警察与绿营兵打作一团,原来是你的‘护驾队’到了?”曾广镕闻言大惊失色:“军警相争?汤生先生可曾受惊?”他的心又瞬间提起。
“我倒无妨,”辜鸿铭摆摆手,神情平静中带着一丝冷峻,“只是惊扰了外国旅游团,那绿营兵丁实在嚣张跋扈,竟殴打了中方女翻译,惹得洋人发了好大一通脾气,场面颇为难堪。对了!我打个电话,”说罢,他起身走到角落的电话机前,熟练地拨转湖广总督府文案处老友铁忠的电话,知会了他奥略楼事件,并拿出张育万抄录的洋人驿馆名址详读,让他速令武昌知府前往妥善处理善后,尽快平息事态,免生外交枝节。
看辜鸿铭放下电话,曾广镕仍心有余悸:“警方是去保护先生的,那绿营兵又是为何而来?莫非……酒楼附近藏匿了乱党?”
辜鸿铭点头:“履初的猜测,与我不谋而合。军警与洋人走后,我不动声色地观察了酒楼内的食客,并询问方才共进午餐的三个年轻人,把他们吓得不轻……皆是有志青年,我也不愿深究。”
曾广镕愧疚道:“惊扰了先生,又劳您费神去化解争端,实乃履初之过。”
“无妨,无妨!”辜鸿铭宽慰道,随即话题一转,“倒是有件事,今岁朝廷颁布修定《改定学堂章程》,意在大力整顿全国教育,不知你怎么看?”
曾广镕精神一振,侃侃而谈:“此章程乃张之洞大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领衔制定《奏定学堂章程》之修订版。《奏定章程》参酌张大人督鄂期间自强学堂、两湖书院之成功经验,有力推动了次年废除科举的举措,开近代教育之先河。今次《改定章程》更进一步,将全国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体系细化至课程设置与管理章程,强化了中央对教育的统一管控,其核心仍是延续张大人‘中体西用’的思想精髓。更注重教育实效,增加西式科学与实用技术内容,规定中学堂实行‘文实分科’,明确区分通才与专才教育,为高等教育输送了源源不断之优质生源。此举摒除了废止科举以来旧学影响,使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化、分科化模式得以巩固,留洋学生的才智也能得到更合理的使用。”
他继续道“对我方言学堂而言,《改定章程》突出‘学以致用’的办学方针,与我校立足外语、外交的宗旨契合,意义非凡!”
辜鸿铭捻须追忆,眼神悠远:“光绪廿八年(1902年),香帅将自强学堂易名为‘方言学堂’。初时未解其深意,后观时势推移,方知此举实乃朝廷新政与洋务实业交织之产物,关乎朝局走向。”
“其时朝廷力行新学,相继颁布‘壬寅’‘癸卯’学制,并以《奏定学堂章程》统摄天下学务。新章明确定‘方言学堂’为官立外语高等学府。自强学堂虽早设西文课程,然名实未符,终究难获体制正式认可。香帅顺势正名,使学堂得以跻身国家教育体系正轨,莘莘学子始有晋身之阶,前程可期。”
“更名背后,更见香帅办学理念之精进日深。甲午惨败,国势倾颓,香帅洞察坚船利炮非救国之本,而通晓外情、熟稔万国公法、善于交涉者尤为急缺。故专立外语一科删繁就简,持重万国公法、外交实务等经世致用之学。较之旧堂兼授格致经史,今则专务‘察异邦政情、通交往之道’之能。此非弃本逐末,实乃借方言为钥,启西学之门,育专才以应千古未有之变局。”
“改制同时力行内部整饬:算学等科早归两湖书院,方言学堂遂得专注外交语言教养。更名后大幅扩招学子,学制定为五年,课程体系精益求精。观其由粗疏初创至缜密完备,足见新式教育在湖北渐成蓬勃气象。此亦香帅统筹鄂省学务之关键落子。”
“或有守旧腐儒讥其‘忘自强本意’,余独谓不然!当此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之际,不通夷语则如聋盲,不谙西律则处处受阻。方言学堂之设,实本‘中体西用’之旨,旨在培育精通外语、通晓国际规则之交涉专才,以护国权于万一。香帅此举,看似仅为正名,实则是将‘教育救国’之道践于实处——以专门之学纾解时艰,以务实之术谋求自强。今见学子们诵习西文、研习律例,虽仍有腐儒斥为‘媚外’,余则深信:欲御外侮,必先知彼。自强之要义,正在务实二字。方言学堂之变,实乃新政与洋务救国思潮相交映之生动缩影也。”辜鸿铭说到此处,眼中闪过对张之洞的理解与敬意。
曾广镕言:“然新学制推行,亦使各地学堂经费支出陡增捉襟见肘。更紧要的是,新任湖广总督瑞澂到任后,已私下屡次扬言要大力整顿湖广学府,整顿重点之一便是‘学风不正’,而方言学堂的名字已被提及。履初深知,这哪里是整顿学风?分明是因这些学府皆为张之洞大人亲手创办,底蕴深厚,瑞澂此乃借题发挥,意在削弱汉臣在地方的影响力,树立自己的权威!依我看,此人迟早要对我方言学堂痛下杀手!”
辜鸿铭惊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