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十三中钩沉，难忘那段红色记忆与原始光刻技术传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退休教师 范力仁
2026年7月21日
关键词：武汉市第十三中学 华侨学校 大院族拥 校文艺队 原始光刻技术
前言
这是一段浸润着青春与校史、承载着红色记忆与原始光刻技术的传奇岁月。
本文主要依据作者的个人回忆、家族史料、朋友圈、公众号及美篇等公开信息整理而成，字里行间表达着感恩之情。因年代久远，文中难免有疏漏或不当之处，恳请读者谅解并予以指正。
我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退休教授，同时也是《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公在湖南汨罗（原属于湘阴）的第三十四代嫡孙，长期从事材料化学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退休后，我潜心整理家族有关史料，撰写过几篇网络文章，闲暇时也欣赏一下音乐自娱。如今我与老伴定居武汉，常赴上海女儿家小住，照料读小学的外孙女。前些日子，一种重返故地的愿望愈发强烈：我想看看武汉十三中如今的模样，查询学籍档案，寻访亲属旧事，打听恩师与同窗的近况；更想梳理老武汉十三中那段深深刻着“样板戏”印记的红色记忆，重温亲身参与创办校办工厂、研制“光刻胶与印刷电路板”的往事。于是，7月1日这天，我踏入了武汉十三中的现址。
步入教学楼后，我登上四楼来到校长室，顺利见到了谢国祥校长与万优涛书记。两位领导虽年轻，却沉稳干练、原则，待人热情，非常有情怀。谢校长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先向我介绍了学校七十多年的办学历程与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作为中南地区最早华侨学校的背景。随后，他谈到学校目前已着手整理和挖掘往届优秀毕业生及曾在此任教人物与事迹，并介绍了筹备校庆的相关规划与设想。之后，他耐心倾听我讲述半个多世纪前十三中文艺队与校办工厂的往事。随着与校长交谈逐渐深入，尘封多年的记忆骤然鲜活起来：我数位家庭成员与十三中的渊源，我作为学生和“代课老师”亲身经历的往事，我们的授业恩师、同窗好友，那段和十三中紧紧相连的青春岁月，那段满含情感、激荡着求知渴望与热血的红色记忆，顺着我的思绪奔涌而出。
当时分别与现任校长、书记合影留念。
武汉市第十三中学是中南地区最早的华侨学校，1953年经政府批准设立并定名，距今已有73个年头。学校并非由普通市立中学改制而来，是建国初期专门为安置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归国华侨青少年设立的侨校，含有初中和高中，校址位于江岸区黄浦路东侧的工农兵路上。学校初名“中南华侨学校”，亦称武汉归国华侨子女学校，是当时中南军政委员会辖区（湘、鄂、粤、桂、豫、赣、滇、黔等）内唯一一所专门招收归国华侨及侨眷子女的学校，1954年秋季正式招生，据介绍首批入学学生共300人左右。师资以国内培养的教师为主，也有来自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侨教师，比如古杰武、温怀莹等人。建校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校均由老领导吕建业校长主持校务。近日，一部讲述潮汕华侨家国情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将公众的视线拉回到那段波澜壮阔的“下南洋、守文脉”岁月。我曾在个人公众号“范力仁”上撰文《一张邮票，一本课本——这背后藏着我们范家挚友刘湘英与潮汕华侨教育的历史渊源》，讲述了被誉为“华校之光”的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传奇女校长刘湘英的往事。鲜为人知的是，银幕上的故事并非孤例，它与武汉十三中的血脉深处紧紧相连：作为中南地区曾经的华侨学校，十三中的早年历史，正是那位坚守教育报国之志的刘湘英校长，在江城续写的一段南洋华教篇章。顺着记忆往回走，老校址早已易主。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变迁，武汉十三中先后演绎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使命：老校址易主办起职校，新校址则继续肩负普教重任。2010年，学校整体搬迁至后湖大道同安家园特1号。新校区主教学楼形如一枚巨大的“钉书钉”，教室宽敞明亮，配备400米标准跑道与现代场馆，处处彰显着新时代的风貌。然而，无论新校舍多么气派，在我与众多老校友心中，魂牵梦萦的，始终是那座被大院大单位紧紧环抱的老校园。老校园坐落于江岸区工农兵路20号，与千年古刹古德寺仅一条小路之隔。虽外墙已由昔日的苏式灰变成了如今的浅黄，但在我心里，它永远是那栋稳重端庄的三四层苏式建筑：中轴对称，长廊贯通东西，两侧各八个教室并立。最难忘中段四楼那间宽敞的大厅，那里曾是文艺队排练红色样板戏的“主阵地”；一楼西侧的几间教室，后来腾作校办工厂车间，谁曾想，那里竟成了我国印刷电路板工业发展的源头之一。那时的十三中，虽处于特殊年代，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理化实验室内瓶罐林立，飘散着科学的味道；乒乓球室里球声清脆，回荡着青春的活力；音乐教室中，钢琴的旋律与隔壁民乐、管弦乐、打击乐器室的鼓点相得益彰。操场上，60米与200米跑道整洁规整，篮球场、排球场边，单杠双杠耸立，爬杆与吊环更是男孩子们挑战胆量的乐园。校园里梧桐成荫，掩映着我们成长的身影。我的家族记忆，也与这片土地深深交织。我与夫人、岳母、兄长，以及许多老教师和发小，曾长年居住在校园内两栋二三层楼房及两栋平房宿舍中，与教职工和学生食堂紧邻相伴。学校附近的新建小学以及成片民居，如今大多已隐没在城市更新的轮廓里。唯有老同学相聚时，那些细节才又鲜活起来：教室里铺设的实木地板，礼堂里那个既能开大会又能演节目的大舞台，还有操场边矗立着的“毛泽东思想”语录牌。难以忘怀的，还有那些平凡而温暖的身影：校门卫兼收发张立贞师傅，食堂里掌勺的刘师傅父女、负责采购的吴师傅，还有理发室的黄师傅。他手艺精湛，还负责为学校各办公室烧水、送水。这些琐碎的日常，都成了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如今，我试着将这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碎片一点点拾起，慢慢拼凑成一幅完整的青春画卷。原江岸区工农兵路的老校园，主建筑原本是庄重的苏式灰色。如今，它外墙换了颜色，披上红色新装，变漂亮了。如图我哥哥范力学家以及一众教职工家庭，例如他的同学同事加好友刘善一老师一家，一同住在这扇门背后一栋新建多层教工宿舍里。而今，武汉市第十三中学的主建筑与场地已是另一番模样，新校区的风貌图片如下：老武汉十三中深藏于汉口工农兵路，与古德寺仅一条小巷之隔。这是一所真正被“大院”环抱的学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遵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工宣队于1968年入驻，主持学校革委会工作，直至1976年方才撤出。然而，特殊的地缘环境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定力。学校周边百米至数百米之内，武汉军区后勤部、161医院、空军医院、127部队、炮指、通指及军供站等军旅单位星罗棋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办）、长江航运公司、四机床厂、二内配等大中国企巍然林立。我们的中学同学，多来自这些部队大院和国企、大单位宿舍，也有很多来自江岸新建街、头道街的邻里后辈。这里是“大院子弟”与“书香门第”的汇聚之地。早年作为“中南地区唯一华侨学校”所接纳的侨眷基因，与后来浓厚的单位文化在此交融，既浸润着红色的家国情怀，又弥漫着大单位的书卷气息，更承载着普罗大众后辈的希望与寄托。这，便是我青春记忆开始的地方。在那秩序动荡却人心未泯的年代，十三中能在风雨中守住讲台，全赖于那一众“死磕书本”的良师。早在50年代，学校便接纳了印尼归侨教师；到了六七十年代，师资队伍中既有归侨知识分子，更有毕业于武大、北大、华工、华师、华农、俄专、武汉教院、体院等学校的栋梁，以及正规翻译出身的教师。在工宣队的特殊管理模式下，学校仍能保持教学质量，这批“王牌阵容”是关键。如今回首，许多师长音容宛在，哪怕有些老师一时叫不出名、记不清教什么课、负责哪个部门，那份恩情我终生不敢忘怀：校务管理有老领导吕建业、校长王生效、范忠群，书记徐秀华，干事李志，总务陈长霖、温主任、王爱珍，会计曹毅，校医夏礼志，图书管贺敏丽，以及区级领导王文圣、张远季等。数理生化：数学李一伦（武大）、黄经杰（北大）、罗醒中、杨心明、李志杰（初中班主任，后任校长）...；物理吕微怀、董海囡（华工）、杨保和...；化学王玉如、王德恩等...；生物马家珍、王郁英...等。文史外语：语文有同学之父老范老师、熊传德、张声蒂、沈如絮、梁国安、彭老师...；英语蔡亚亮、吴万腾、岳母张秀石、刘善一和家兄范力学及其同窗一位女教师...。音体美骨干：体育谢贻鹄、谭添兴、李靖云...；音美王竹（后调市教研室）、孙有志（文艺队灵魂）、张桂岚（歌唱家吴中夫人）...。尤为难得的是，邓慧芳、罗立敏、祝敬平、徐建国...等原校文艺队骨干，毕业后经深造直接留校任教，延续了学校的文艺火种。此外，赵继辉（后调往东湖中学）、夏郎乾、满维印、庞佩琴（同学母亲）、蔡明絮、陈钟康（后任十三中校长）、顾宏贞、倪平、刘欣、干朝端、李祖耀、魏乐金及一位地理蔡老师，等等，亦在各科教学中默默耕耘。而温怀莹、古杰武两位华侨教师，更是这所侨校沧桑历史的活见证。我与武汉十三中的缘分，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母校情结，它更像是一种血脉里的宿命。在这里，我完成了初高中学业；1977年恢复高考，我又在十三中考点叩开了华中师范学院的大门。爱人亦毕业于此，我们在那个春天各自折桂，开启了不同的人生篇章。对我而言，十三中不仅是知识的摇篮，更是养育之恩的承载地。这份恩情，首先来自我的兄长范力学。因家庭成分所限，兄长六十年代中期高考受阻，后毕业于武汉市教育学院，分配至十三中任教英语，直至2018年去世。他的一生，起居、执教、退休，都未曾离开过那栋苏式灰楼与教工宿舍。兄长天资聪颖，博闻强识，善讲名著与近代史故事，爱好围棋、桥牌、乒乓球，更能信手拆解高中数理难题，其才学在十三中上下有口皆碑。当年，正是他将我带在身边，供我衣食、督我学业，这份再造之恩，没齿难忘。这份缘分，也深植于家族的迁徙史中。我的岳母原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办）俄语翻译，1957年苏联专家撤走后，调入十三中执教外语，直至1987年调往咸宁师专。妻子高中毕业后下放咸宁，高考脱颖而出入读武汉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至古田路中学。承蒙十三中老领导吕建业的关照，她得以调回市区内的武汉七中，此后历任教师和多所学校校级领导，直至退休。回溯上一代，岳母与岳父当年均为长办俄语翻译；岳母的父亲是武汉军区后勤部营房部总工程师，主持设计了后勤大院标志性的绿色主楼“林彪楼”及若干处军营。十三中周边的部队大院与长办，不仅是我们求学的地理坐标，更是家族生活轨迹的真实写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一段家族佳话。我曾于公众号撰文《历史钩沉关键词：张学良，范琯，范氏家族》，详述姑姑范琯当年购藏张学良将军在湖南沅陵凤凰山幽禁期间使用的九屉书案，并辗转护持的往事。后由家兄范力学等慨然将此文物从武汉十三中宿舍捐赠予湖南沅陵县人民政府。如今，这张书案已成为公众追怀历史的宝贵载体，它不仅见证了范氏家族的爱国情怀，更成为我们家族与十三中精神联结的又一深刻印证。校园里，“上阵父子兵”与“校园伉俪”的佳话比比皆是：语文老师熊传德的弟弟熊润生、熊冬生曾与我同窗共读；孙有志与贺敏丽老师，其子孙欣也曾在此求学；沈如絮与敖仲荣母女亦是如此；张庭杰与邹巧英、吕微怀与徐玉占、金济川与余浩君、邓继平与胡丽等几对夫妇，皆将心血倾注于十三中的三尺讲台之上。当年还有盛昌淦、熊冬生、内弟等一众玩伴，大家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串串温暖的记忆，共同构成了我脑海中那幅最生动、最鲜活的青春画卷。岁月虽逝，记忆长青。那座教学楼依旧威武霸气，那群师友同窗依旧音容宛在。武汉十三中，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精神原乡。1977年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我从十三中走进了恢复高考后的考场，成为了我国“文革”后首届高考生。岁末，便收到了华中师范学院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在那个年代，金榜题名已是莫大的惊喜，于我而言，更是一次命运的转折。师长们爱才心切，特意选购了一本做工考究的织锦日记本赠予我。这不仅仅是一件贺礼，更是老一辈教师惜才、育才的温情见证。至今，我仍完好保存着这本日记本，扉页上，董海囡等诸位恩师的亲笔签名与殷殷赠言，清晰如昨。尤为难忘的是，董老师代表大家，特意从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亲笔摘录了一段话，以此勖勉我踏上求学之路。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的山路上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去攀上光辉的顶点。随后，老师们依次在签名页上签下姓名。这些签名，寄托着师长对得意门生的认可、祝福与牵挂。对我来说，这本老日记本作为恢复高考初期的珍贵实物，真实记录了这段温情往事，具有重要的时代纪念价值。而我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怀揣着这本沉甸甸的馈赠，开启了大学生涯。下图是所珍藏的含签名与赠言的日记本实物照片，共三张。墨迹犹新，殷殷之情如在耳畔。谨列诸位恩师尊名，以志永念：
董海囡、杨保和、马家珍、孙秀卿、徐慈珍、倪萍、王玉如、庞佩琴、林彩风、王爱珍、李祖耀、夏朗乾、王郁英、王德恩、刘欣、张声蒂、陈钟康、顾宏贞、黄经杰。
历经多年寒窗苦读，我从华中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后，经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深造，先执教于湖北咸宁师专，后调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晋升为教授。从教数十载，培养研究生近三十名，曾获评校级“三育人标兵”及“研究生良师益友”；指导学生团队荣获“挑战杯”省级特等奖等。先后主持了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863计划的三项子课题，相关成果曾亮相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多年来，累计荣获多项省部级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及众多校级奖励，相关成就曾被《科学中国人》与《科技日报》报道。
3、难忘那段红色记忆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早中期，武汉十三中所成立的校文艺队擎起红色校园文化的鲜明旗帜，其影响红动三镇。我有幸亲身参与其中，如今写下这段属于自己的回忆。
（1）舞台春秋
回首那段“样板戏要普及要提高”的岁月，武汉十三中文艺宣传队虽是一支以学生邓慧芳、罗立敏等为骨干的业余队伍，却在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特殊年代里异军突起，成为江城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队伍由王竹老师亲手发起并统筹全局，驻校工宣队中颇具才艺的王耀师傅亦给予了鼎力支持。业务上，孙有志老师担纲艺术总指导，张桂岚老师任其副手，多位任课教师分工协作；队员们则互帮互助，大家拧成一股绳，全身心投入训练、排练与演出之中。为了提高水准，师生们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策略：既邀请省、市歌舞剧院的专家进校指导，也选派骨干外出深造。为了解决乐谱难题，大家借来厚重的交响音乐《沙家浜》总谱，全员动手誊抄转印；孙老师等人精心编写分谱，供队员分头练习。那时，教学楼四楼的大厅、普通的教室乃至操场角落，随处可见学生们吹拉弹唱、挥汗练功的身影。在师长的引领下，这支最多时达200余人的队伍（据王竹老师回忆）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先后排演了舞剧《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大型红色经典，以及众多小型歌舞说唱节目。难以想象，一所普通中学竟能完成如此巨大的“红色工程”！后来，队员们曾试图还原当年大型舞剧《白毛女》的演出场景（如图所示）；我也曾尝试借助技术手段，复原交响音乐《沙家浜》的盛况，虽技术所限未能尽如人意，但事件本身的真实与震撼，足以载入校史（如图所示）。当年，十三中文艺队的足迹遍布武汉三镇。从正规剧场的绚丽舞台，到工厂矿山、拉练途中的田间地头，再到部队营房乃至四新农场，都留下了队员们宣传演出、慰问军民的身影。这段经历，不仅是那个年代独特的红色文化印记，更是无数学子心中难以磨灭的青春华章。正如王竹老师所言，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不仅让大家练就了扎实的艺术功底，更磨砺出坚韧不拔的品格，令众人受益终身。几十年来，队员们虽陆续奔赴各行各业，如今均已安享晚年，但那份在十三中文艺队淬炼出的技艺与情怀从未褪色，许多人仍活跃在当今的社会舞台上。每当提及母校，大家依然心怀感激，感念武汉十三中与恩师们的谆谆教诲与辛勤栽培。这支深深根植于校园的文艺队伍，因全员皆为在校学生，故对外通称十三中“文艺班”。我们平日随班就读，课余时间排练，每逢重要演出则进入“战时状态”，集中攻坚。队伍的组建，始于孙有志老师的慧眼识珠，再经王竹、张桂岚等师长多方举荐，汇聚了全校的文艺精英与爱好者。文艺班的成员构成颇为多元，横跨数个年级。在组织架构上，文艺班依年级高低，划分为大、中、小班三个梯队：小班由班主任和高年级学生带领低年级文艺积极分子组成；中班由灵魂人物王竹老师亲自主持；大班则由高年级骨干组成。三者虽分班施教，实则同气连枝，携手撑起了校园红色文化的天空。我所在的班级先后涉及高一（14）班、高二（8）班，成员中既有崭露头角的文艺尖子，也不乏零基础但具潜力的“好苗子”。班级管理规范，设有班长、班委委员及课代表等职。我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辅助任课老师的教学，有时还当起“小老师”，也可称得上现在所说的“学霸”。在今年年初的迎春联谊会上，笔者（中班学生）与当年的小班班主任邓慧芳老师（现任武汉十三中校友艺术团团长）及部分小班同学合影留念。据乐队队员丁春景回忆介绍，我们交响乐队不算是正宗的，乐队因条件有限，高音只有笫一小提琴，没有第二小题琴，小提琴好像有4把（实际多于这个数），有一把小号、长号、长笛，单簧管、还借用过其它乐器，好像有竖琴、圆号、大号，有一支竹笛和一个扬琴；中音没有中提琴，由8把二胡代替；低音有2把大提琴和一把底胡。打击乐是中国大鼓、京剧板鼓、大锣、小锣和小钹等。孙有志老师将钢琴也搬上舞台，也是我们乐队的一员。大约1971年，我自高中起加入到文艺队这支队伍，开始学拉小提琴，前后拉琴约三年。此后近五十年，几乎无人知晓我有过这段经历，包括我的学生、同事。感谢学友徐汉生为我保存并提供了这张当年拉小提琴的照片。对比现在，当年照片上的持琴感觉似乎仍在。合唱队是校文艺队的人员主力，也是每次演出中声势最为浩大、情感最为充沛的“声部底盘”。排练时，大家依据音色被细分为男高、男低、女高、女低四个声部，在孙有志、张桂岚等老师的严格调教下，从最初的荒腔走板，到后来能精准驾驭交响乐《沙家浜》中错综复杂的合唱段落。每当大幕拉开，那股从胸腔喷薄而出的集体和声，不仅掩盖了简陋舞台的寒酸，更将那个年代特有的豪情与信仰，真真切切地传递到了每一位观众的心底。大约1971年，一张文艺队部分女队员的合影（图片来自微信群），收录了该时期部分女生合唱队、乐队及舞蹈队的成员，我夫人也在其中。相同时间和地点，另一张文艺队部分男队员的合影（图片来自微信群），收录了该时期部分男生合唱队、乐队及舞蹈队的成员，我也在其中。舞蹈队作为文艺队的核心表演单元，主要负责舞剧《白毛女》和小型节目的演出任务，是舞台视觉呈现的关键。据我所知，有几位相当有才华的舞蹈队员，现在仍活跃在退休后的社区舞台上。文艺队中有几位灵魂人物，在师生中颇具威望和影响力。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王竹老师。王竹老师不仅是武汉十三中的美术教师、校文艺队的发起人与负责人，后来调至武汉市教学研究室（现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前身之一）任职，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声誉。2007年，一批毕业于十三中原大中班的老同学，为王竹老师举办了《王竹老师七十寿辰暨同学联谊会》。会上，王老师发表了热情而激励的讲话，回顾了在文艺队的经历，感谢同学们给予的精神支持，并分享了自己在美术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包括担任教育部美术课程标准核心组成员、全国城市美术教育研讨会领导组组长、全国美术教育研讨会与中国美术教育学会理事等职务。这张照片第一排手捧花篮的是王竹老师，右手边第一位是张晓燕，也是王老师的夫人，她是我们校文艺队的中班队员。除王竹老师外，另一位灵魂人物是前面提及的孙有志老师。有关孙老师的资料，仍有待进一步整理与挖掘。还有好几位学生，包括队长，都称得上文艺队的灵魂人物。岁月如歌，弦歌不辍。当年，那二百多名学生在灯下誊抄曲谱，在简陋的礼堂里挥洒汗水，将《白毛女》的悲怆与《沙家浜》的激昂，一同刻进了十三中同学心目中的校史，也刻进了彼此的生命里。如今，互联网的纽带将大家重新聚拢。在微信平台上，多个与“武汉十三中文艺队”相关的群组依然活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由老校友自发组建的“武汉十三中校友艺术团”。这个拥有至少60余名原十三中学子聚集的民间团体，曾号召上百名校友参加过在汉阳举行的大型纪念演出活动，依然由当年的骨干邓慧芳与罗立敏（不久因新冠病故）担任团长。回望近年足迹，最令人难忘的，当属2024年举办的毕业50周年文艺联谊会。在武汉“空中花果山旅居养老音画打卡基地”，团长邓惠芳一声亲切的问候，拉开了跨越半个世纪重逢的序幕。除了这种不定期的盛大聚会，艺术团的活力更体现在日常的点滴中。而在平时，声乐悠扬、舞步翩跹，京剧票友们不定期排练联欢，让十三中的文艺传统在退休生活中落地生根。从排练厅到微信群，从青丝到白发，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这群老十三中人心中那团永不熄灭的艺术之火与同窗之谊。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经哥哥范力学托朋友介绍，到天津路中学“代课”。不久后，我回到武汉十三中，来到哥哥身边。从此，我的档案里便留下了“代课老师”这一准正式教师的经历。直到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我都带着这一身份，成为第一届高考生，历经一番小波折后，考取了大学。这段时光，也成了我人生中的又一段传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全国教育战线掀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热潮，批判“关门读书”，倡导“自力更生”。武汉十三中积极响应，先后创办了两个极具时代特色的校办工厂。其一为硫酸铜厂。由身材高大、性情温和的金济川老师挂帅。师生们在校园西侧院墙边搭起焙烧炉，回收附近铜管厂的工业废料——碎铜屑，经过“焙烧—溶铜—结晶”等工序，将黑色的废铜转化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蓝色硫酸铜晶体。这不仅是一堂生动的化学课，更是“变废为宝”的实业实践。其二，便是极具开创意义的“武汉十三中线路板厂”（简称线路板厂）。印刷电路板（PCB）被誉为“电子产品之母”，而十三中的这座工厂，很可能是武汉乃至国内较早尝试将现代光刻工艺应用于PCB生产的校办单位之一。它不仅是教学实践的基地，更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里，一群知识分子向电子工业前沿发起的一次勇敢冲锋。1975年初，在校领导范忠群（待考证）的支持下，学校抽调董海囡、黄经杰、杨保和三位骨干教师组建核心团队。其中，董海囡老师的爱人——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工程师吴应文先生，成为了技术攻关的关键外援。在他的指导下，十三中线路板厂与汉口江岸区的“武汉热工仪表厂”建立了紧密的协作关系：热工仪表厂提供技术参数与市场需求，十三中则负责工艺转化与设备研制。当时，我以经支部干事李志老师确认的“代课老师”身份加入团队。我们腾出四间教室，分别作为绘图描版、照相制版-曝光、化学腐蚀及后处理车间。老师们设计，我将其中一间教室隔出三分之一，改建为一间非标准的湿法照相暗室。室内最核心的设备，是一台完全自制的“木质变焦暗箱湿法照相机”。除镜头购自市场外，庞大的木质暗箱、精密的滑轨调焦系统，均由我们打造而成。这台凝聚了工匠智慧的机器，正是当时光刻技术的物理载体。随后，李祖耀老师（与李一伦老师对调来）加入，毕业生盛昌淦也随后进厂，我们三人承担了从车间土建、水电布线、设备安装到调试运行的全过程。所谓“光刻”，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湿板照相制版”技术。下图可模拟其原理，只是暗盒尺寸远大于图示，所用胶片为以湿法玻璃板为底板、现场制作的胶片。我们的工艺流程在当时的中小学环境中堪称超前，大致遵循以下步骤：基板处理：精选单面或双面覆铜板，进行严格的清洁与粗化处理。湿法涂胶：这是我负责的核心技术之一。我们将自配的感光胶液均匀地涂布在玻璃板上，制作成湿法照相底片；同时，在覆铜板上涂布感光胶并烘干。掩膜曝光：这是光刻的灵魂。我们将设计图纸放大绘制，通过自制照相机拍摄在湿版玻璃负片上，制成掩膜。随后，将掩膜紧贴在涂有感光胶的覆铜板上，置于紫外光源下进行接触式曝光。显影与固化：曝光后，未被光照的胶膜被显影液溶解，露出铜箔；受光照固化的胶膜则牢牢保护着需要保留的电路图形。化学蚀刻：将板子浸入三氯化铁溶液中，裸露的铜箔被腐蚀去除，留下的便是纵横交错的导电线路。后处理：剥离固化胶膜，经过修板、浸银、镀金、涂覆阻焊层等工序，一块合格的电路板便宣告问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技术并未止步于单面板。在团队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徐慈珍老师加入后，工厂成功开发出双面板小孔金属化工艺，实现了技术层级的跃升。在整个生产体系中，我主要负责把控两大核心技术：一是制版照相（光刻），二是感光胶（光刻胶）的配方调制。尤其是湿法照相环节，技术要求较高。我们使用的并非干胶片，而是需要在暗室中现场涂布、现场曝光的湿版玻璃片。那台自制照相机的工作原理颇为巧妙：镜头固定在双层嵌套的暗盒前端，通过移动暗盒下方沉重的木质滑轨箱体来实现精确调焦。每一次快门的按下，都是对光线、化学与机械精度的考验。那段日子里，我与李祖耀、徐慈珍、盛昌淦等人，既是老师，又是技工。我们在弥漫着化学药剂味的教室里，一遍遍摸索着曝光时间、显影配比和蚀刻速度。这些由我们亲手生产、主要供给武汉热工仪表厂使用的电路板，后来很少被人提及，但它们确凿无疑地证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武汉十三中的师生们曾实实在在地触碰并推动了国内早期PCB光刻技术的实践进程。那几间飘散着药水味的教室，那台笨重却精密的木质照相机，连同我们一起调焦、蚀刻的日日夜夜，早已定格在历史的底片上。如今，当电子产品已轻薄如纸、芯片精密到纳米级别时，很少有人知道，在武汉十三中的校园里，曾有过这样一次关于“光刻”的稚嫩却勇敢的尝试。它或许没能改变行业的走向，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这代人的青春里，蚀刻下了务实、钻研与敢为人先的印记。这段记忆，正如那蓝色的硫酸铜晶体，虽微小，却晶莹剔透，永不褪色。综观武汉十三中的这段历程，其价值已远超一所普通中学的范畴。从校办工厂对光刻工艺的早期探索，到文艺宣传队对红色经典的普及提高，学校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中，无意间构建了一种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催生出一种独特的“红色+求知”校园文化。它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十三中师生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值得细细品味的教育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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