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社会动荡和长期战乱，记录疗养院日常管理的书面档案已经散失，日本投降前为掩盖罪行又故意销毁了许多历史资料，导致“米洋人”和“鲍洋人”在东湖卫生疗养院的事迹缺乏文字史料记载。
随着武汉城市史研究视角的扩展，加上21世纪初仍有为数不多的历史亲历者在世，这段尘封的故事被重新发掘。2007年，历史研究者陈勇先生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当年在东湖卫生疗养院里，有一名瘦高个儿的美国人保护着难民不受日军的侵扰，还为他们施粥、看病，难民们都叫他“鲍洋人”。然而，文献中并没有“鲍洋人”的相关记载。陈勇先生多年来不断走访当年住在疗养院的难民在世者，并通过教会找到了几位和“鲍洋人”一起工作过的医护人员，通过收集整理他们的口述，这段历史的轮廓才逐渐清晰。
根据老人们的回忆，当时搭建在疗养院的棚子有上万间，到那里避难的人数保守估计在1万以上。这么庞大的难民队伍，“鲍洋人”、“米洋人”等院方负责人首先面临的就是解决吃饭的问题。
2010年，81岁的毕子谦老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跑进去的第一天没有吃饭，第二天人多了起来，美国人开始给我们发点米，后来就煮稀饭，每天两次用板车推着一个大木桶定点送……当时就鲍洋人一个人在维持秩序搞管理，他又瘦又高，黄头发，人蛮好，蛮直爽。”
发现“鲍洋人”的陈勇和当年的小难民袁秀英老人在原东湖卫生疗养院讲述历史
86岁的袁秀英祖籍河南，从小失去父母，4岁时，姑姑带着她来到武汉，住在武昌杨家湾一带（现在的黄鹂小区）。
站在当年的东湖卫生疗养院大楼前，袁秀英仿佛回到了77年前。她清晰记得，当时这栋大楼周围搭满了窝棚，她住在一棵大树旁边的棚子里。
1938年武汉沦陷不久，日军经常到杨家湾等地扫荡。袁秀英说：“我那年还不到10岁，听到打枪吓得直哭。日本人到处抢东西、抢姑娘伢，湾子里的姑娘们都戴上帽子，把脸上涂黑。有一家人本来要娶媳妇，听说日本人来了，只好让新娘东躲西藏。我和家里人一起躲进塘埂子，天黑以后，家人把我送进了难民营。”
对那个瘦高个儿、黄头发、会讲中文的“鲍洋人”，袁秀英的记忆深刻：“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他，他带着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儿子一起给大家施粥，还经常到沙湖那边运一船米回来。”
等待施粥的难民非常多，袁秀英的个子很小，被大人们挤在人群中，“鲍洋人”主动招呼她：“小朋友，来，先把你的饭添了。”
当年做饭要烧柴，袁秀英有时候会在院子里帮忙拣柴禾。“鲍洋人”看到后怕她背不动，叫她不要再拣了，好好休息。
“鲍洋人对穷人都蛮好，他给很多人看病、照顾我们。有一次有个大哥哥打我，他发现后马上制止，后来那个哥哥再也不敢打我了。”袁秀英说。
70多年过去了，袁秀英一直都不能忘记救命恩人：“我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鲍洋人。”
2010年11月，武汉电视台记者龚雪娟辗转联系到远在美国的“鲍洋人”之子小鲍因顿，并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小鲍因顿的家中采访了他。小鲍因顿很感谢中国人民还记得他父亲做过的善举，他深情地说：“我盼望能够重返那栋建筑……希望有一天，我能回到武汉童年生活的地方。但是我的健康不允许，如果有一天我死去，就把我火化埋在东湖边。”
那次采访，龚雪娟还带回了小鲍因顿写给陈勇的一封信，他感谢中国人民依然记得他的父亲。被陈勇珍藏的这封信上写道：“我也想谢谢你，陈先生，因为你想把那些幸存者和我父亲的故事找出来，他有幸在其中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他们的故事应该永远成为武汉这个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现在，在东湖宾馆片区，更为现代化的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拔地而起。然而，与之相隔数十米的东湖卫生疗养院旧址大楼近年来已经荒废闲置。疗养院职工宿舍旧址和“鲍洋人”宿舍旧址已被拆除。为了保存民间抗战记忆，纪念“米洋人”“鲍洋人”以及疗养院全体医护人员所做出的国际人道主义贡献，2022年5月，东湖卫生疗养院旧址被武昌区文化和旅游局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