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烽火江城 感悟精神力量
——读《武汉抗战》文稿暨聆听讲座有感
近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胡江滨同志应武汉老干部局之邀所作的《武汉抗战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讲座文稿，又回溯聆听讲座时的深切感悟，胡教授笔触沉雄苍劲，文风磅礴厚重，于字里行间徐徐铺展武汉抗战的壮阔画卷，深刻阐释这段峥嵘岁月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读罢听毕，心绪激荡难平，感慨万千，既为烽火岁月里民族儿女挺身而出、浴血抗争的赤诚与坚毅深深动容，更对武汉抗战所承载的精神内核与蕴含的历史启示，有了更为真切而深刻的体悟，不揣冒昧，谨将所思所感抒怀如下。
一、国共携手，铸就民族团结合作的丰碑
武汉抗战以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为起点，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划上句号，近一年的时间里，这场席卷全国的抗战行动，成为中华民族在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一致对外的巅峰写照。彼时，民族存续的危机悬于头顶，昔日的分歧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渐次消融，国共两党放下隔阂，以民族大义为最高准则，实现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紧密联动、协同作战。国民政府调集百万兵力，依托大别山、鄱阳湖及长江两岸有利地形构筑防线，与日军展开正面鏖战；中国共产党则积极动员民众、开展敌后游击，以千余次作战钳制日军三十万兵力，从战略层面为正面战场提供坚实支撑，形成了全域抗战、内外呼应的作战格局。
这场众志成城的抗争，收获了沉甸甸的战果：日军在战事中伤亡达二十多万人，其国力消耗剧增，至武汉抗战结束时，日本内债累积达140多亿元，外债亦高达12亿多元，陷入靠借款维持战争的困局；而中国则成功实现“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构想，硬生生将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推向战略相持阶段，为后续持久抗战的推进乃至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审视，武汉抗战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它上承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国民革命激荡风云、土地革命淬炼初心的精神余脉，将近代中国以来的民族抗争力量汇聚成一股持久绵延的洪流，其影响犹如多米诺骨牌引发的蝴蝶效应，深刻波及此后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诸多历史事件，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博弈不断演变，各国势力此消彼长、纵横捭阖，最终铸就了东方崛起、西方相对衰落的不可逆历史态势，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变迁的重要历史渊源。
二、敌后战场，彰显人民战争的制胜之道
武汉抗战爆发前夜，面对装备精良、气焰嚣张的日军，中国对日作战应采取何种态势，成为当时军政各界争论的焦点。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的主张各执一词，诸多观点相互交织、盘根错节，未能达成统一认知。而武汉抗战的实践历程，以铁一般的事实给出了答案：唯有毛泽东同志主张的敌后游击战，真正成为支撑运动战、阵地战乃至整场抗战走向最终胜利的战略保障与战术核心，成为持久抗战得以维系的坚实军事载体。
敌后游击战的生命力，根植于亿万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与广泛参与，这是其最基本的生命元素，也是其能够在艰难环境中不断发展的根本所在。它不拘泥于固定战法，进攻退守灵活多变，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智慧，将日军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其陷入处处受袭、疲于奔命的困境，充分彰显出持久必胜的历史势能与深刻现实意义。“军民为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句箴言在武汉抗战中得到生动印证，从彼时的全民动员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到此后二战期间的诸多战役，再到朝鲜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越南战争等历次交锋，人民战争的制胜之道历经反复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推行脱离人民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即便尝试开展游击作战，也因缺乏民众基础而难以立足，正面战场虽有将士浴血奋战，却终究因失去民心支撑而难以持久，最终陷入节节败退的被动局面，甚至酿成抗战末期豫湘桂大溃逃的惨痛危局。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军队被迫西撤，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敌后战场，党领导的游击战如星星之火般迅速燎原，不断发展壮大。至全国抗战胜利之时，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党在抗战中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敌后战场承担了抗击65%的日军和95%的伪军的艰巨任务，牢牢牵制在华日军主力，并在1944年秋开始发动局部反攻，为最终全面反攻奠定基础，成为抵御侵略的核心力量。同时，共产党坚决抗战的立场有力遏制了国民党投降派的妥协阴谋，以顽强抗争持续奋战守护民族气节，有效支援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事实表明，在日军残酷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封锁的双重险恶环境下，抗战成果不仅未遭削弱，反而较红军时期实现大幅拓展，为后续解放战争夺取全国政权筑牢了根基。值得深思的是，1938年6月武汉抗战期间，毛泽东同志结合全民族抗战十个月的实践经验，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系统驳斥了“亡国论”的悲观论调与“速胜论”的盲目乐观，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科学战略判断，为迷茫中的全民族抗战指明了方向，成为引领抗战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这一重要著作的诞生时机与武汉抗战的实践进程深度契合，其历史意义绝非偶然，正是武汉抗战的实践探索，为这一伟大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现实依据。
三、外线歼敌，书写战略战术革新的历史篇章
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内线中的外线出击”等核心战略思想，得到白崇禧、蒋介石的认可与重视，为武汉抗战的战略革新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周恩来此前向李宗仁提出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亦被积极采纳并融入实战部署。相较于淞沪战役拘泥于上海一地、以消耗战为主的作战模式，武汉抗战在战略战术层面实现了关键性突破，中国军队跳出固定战场的局限，以鄂豫皖赣四省及长江中游广大地域为作战空间，采取外围迂回战术，在防御态势中精准捕捉日军薄弱环节，迅速调集优势兵力实施四面合围，集中力量予以歼灭，创造了诸多经典战例。其中，万家岭大捷尤为瞩目，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唯一一次歼灭日本整师团主力的战役，它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鼎足而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外线作战、运动歼敌战术的显著成效，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这种积极进取、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思维，穿越岁月烽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延续这一战术精髓，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刘邓兵团千里跃进大别山，如猛虎掏心般直逼南京，打乱国民党战略部署；粟裕同志力荐发起淮海大战，在中原腹地围歼国民党重兵集团，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成为决定解放战争胜负格局的关键举措。在对外斗争中，这一战略智慧同样闪耀光芒：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出国作战直抵汉城，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抗美援越斗争中，坚决将美军遏制于17度线以外，捍卫地区和平稳定；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我军英勇作战兵临新德里，有效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珍宝岛、西沙群岛反击作战中，始终坚守寸土不让的原则，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时至当代，这种积极进取的战略思维已从军事领域延伸至政治经济等多个维度，我国突破外部势力封锁，剑指台海以东、直逼关岛夏威夷第二岛链，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在经济领域，“一带一路”战略宏图稳步推进，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拓展发展空间，展现出不可阻挡的发展态势，无不彰显着武汉抗战时期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战略思想的深远影响与强大生命力。
四、根据地建设，奠定新中国发展的实践根基
武汉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积极推进抗日根据地建设，在政权构建、统一战线深化、经济发展探索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相关领域建设的重要范本，为国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在政权建设方面，根据地全面推行并不断完善“三三制”政权模式，严格遵循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与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组成原则，既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确保政权建设的正确方向，又充分吸纳各阶层民众代表参与治理，保障不同群体的参政权利，实现了民主广泛性与治理有效性的有机统一。同时，根据地逐步健全各级参议会、行政委员会等组织机构，推行普遍、平等的民主选举制度，畅通民众诉求表达渠道，构建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权运行机制，形成了层级清晰、务实高效、贴合民生的治理格局。这种兼顾集中领导与民主协商的政权建设理念，以及经过实践检验的治理架构，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完善提供了直接的实践借鉴，成为新中国政权架构搭建的重要蓝本。
统一战线建设上，根据地以民族大义为核心，打破党派、阶层、地域的界限，广泛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构建起覆盖面广、凝聚力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制定兼顾各方利益的政策举措，妥善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化解内部分歧矛盾，凝聚起共御外侮的磅礴合力，充分彰显了统一战线在凝聚力量、共克时艰中的关键作用。这些在武汉抗战时期积累的团结各方力量的宝贵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成为团结社会各界力量投身国家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
经济建设领域，面对日军封锁造成的物资匮乏困境，根据地立足战时实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解放农村生产力，充分激发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倡导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粮食、日用品等基本物资的自给自足，成功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积极扶持小型工商业与手工业发展，构建起适应战时需求的经济供给体系，在保障军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兼顾生产发展与公平正义。这种立足国情实际、坚持自力更生、注重统筹兼顾的经济建设思路，以及保障民生的发展导向，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提供了有益参考，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探索阶段的重要实践依据，深刻影响了后续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五、历史镜鉴，指引祖国统一的前进方向
武汉抗战时期积累的统一战线实践经验与国军一些将领英勇抗战的鲜活事迹，不仅是抗日战争史上的珍贵财富，更为当代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解放台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现实借鉴，为破解时代课题指明了方向。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成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纽带，将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爱国力量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共御外侮的强大合力，成为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支撑，这一实践充分证明，团结统一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保障，民族大义是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内核。国军将领张轸的经历更是生动诠释了民族大义与民心所向的强大力量：在武汉会战中，他率领部队奋勇抗敌、浴血奋战，用热血与忠诚彰显爱国初心；在解放武汉的历史关键时刻，他顺应历史潮流、秉持民族大义，毅然率部起义，为武汉的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其选择既体现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更印证了顺民心者昌的历史规律。
当前，推进祖国完全统一、解放台湾已成为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面对复杂的内外局势，武汉抗战留下的历史经验愈发凸显其现实意义。我们需深刻传承和延续统一战线精神，以民族复兴为共同目标，广泛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中的爱国力量，凝聚起反“独”促统的强大共识，形成推动祖国统一的磅礴合力；始终秉持民族大义为先的原则，摒弃分歧、搁置争议，积极争取台湾各界有识之士的理解与响应，让更多台湾同胞认清历史大势、把握时代潮流，深刻认识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福祉，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唯有顺应民心所向、汇聚团结之力，方能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早日实现，告慰历史、昭示未来。
赓续精神，为民族复兴注入不竭动力
烽火岁月虽已远去，但武汉抗战所孕育和铸就的伟大精神，历经时光洗礼愈发熠熠生辉。其中蕴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以及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激励后世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背景下，更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持续动力。
其一，凝聚民族共识，筑牢精神根基。武汉抗战彰显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核心纽带。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交织叠加的风险挑战，我们更需以爱国主义为引领，激发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与责任感，引导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紧密团结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形成风雨同舟、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合力，不断增强国家发展的精神韧性，从容应对各类风险考验。
其二，激励攻坚克难，勇闯发展新路。武汉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不屈不挠、顽强抗争，展现出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如今，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面临诸多发展瓶颈与改革难题，这份历经战火淬炼的坚韧精神，能够为我们注入攻坚克难的信心与勇气，鼓舞我们直面挑战、敢闯敢试，以不屈不挠的意志突破发展阻碍，稳步推进各项事业向前发展，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迈进。
其三，塑造全球价值，贡献中国智慧。武汉抗战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正义必胜、和平可贵的理念，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更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当今世界动荡变革加剧、冲突争端频发的背景下，武汉抗战精神中蕴含的正义与和平理念，能够为国际社会解决冲突、维护和平提供有益借鉴，助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让中国智慧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武汉抗战的历史硝烟早已散尽，但它留下的历史启示与精神财富永不过时。胡江滨教授的文稿以深邃的洞察、磅礴的笔触，让这段厚重历史的价值得以充分彰显，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我们当从武汉抗战的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传承精神血脉、凝聚奋进合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2025年1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