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一场主题为“从武阳夏到武汉市，百年建制的光影起点”的《九派圆桌》线下讨论活动，在武汉SKP-RDV书店举行。武汉人文历史研究者韩少斌、孙庆力，武汉人文历史研究者、文献收藏家袁厚翔，以及武汉市江城印象民俗博物馆馆长鄂小华，从老照片、旧地图、历史文献与民间藏品出发，重新辨认武汉三镇的城市变迁。
1927年，武昌、汉阳、汉口三镇正式合并，武汉建立统一的城市建制。近百年过去，曾经隔水相望的“武阳夏”，已在道路、桥梁和不断扩展的城市空间中融为一体。与此同时，许多城墙、码头、湖塘、庙宇和街巷也逐渐消失。百余年前留下的影像，以及一块城砖、一件石刻、一张地图，成为今天的人们触摸城市历史的重要入口。
四位讲述者分别从武昌古城、汉口水运与交通、老照片考证和民间博物馆实践切入，讲述武汉如何从三镇走来，如何在一次次变迁中成为今天的大武汉。
以下是讨论节录，发表前经嘉宾审阅。
孙庆力：老照片里的百年武昌
我们今天借老照片来谈武汉。这些照片大多拍摄于1900年代，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年左右。那个时候还没有统一建制的武汉市，三镇分别叫武昌、汉阳和夏口，所以合称“武阳夏”。
武汉市正式建立是在1927年。此前三镇长期分治：武昌是省城，地位最高；汉阳是县治；汉口最早只是汉阳县下面的一个镇，长期称汉口镇。到清末，汉口正式改称夏口。辛亥革命时期的“阳夏保卫战”，“阳”就是汉阳，“夏”就是夏口。“武阳夏”把武昌放在前面，也是因为武昌在三镇中一直像一个带头的大哥。
清末武昌是湖广总督府所在地，是一座级别很高的府城。武昌通常被认为有九座城门，后来为了通行粤汉铁路临时开过通湘门，但那只是没有正式城楼的便门。
许多城门的俗称沿用至今。人们常说的大东门，正式名称是宾阳门；小东门叫忠孝门。南边还有中和门、保安门、望山门；西边有文昌门，平湖门、汉阳门，北边只有一个武胜门。老照片把这些城门的形制、位置和周边地貌保存了下来。
武昌大东门
一张约摄于1905年的宾阳门照片，出自比利时医生斯普鲁伊特。他因参与粤汉铁路建设在武汉生活多年，也留下了大量武汉影像。照片里的城墙沿蛇山山脊延伸。宾阳门的名字也起得好：早晨太阳从东边升起，阳光可以直射门洞，如同前来的宾客。
今天到小东门一带，城楼当然已经不在，但老街的宽度、上坡下坡的地势，以及护城河小桥留下的痕迹，仍能让人感到一百多年前的空间格局。把老照片与今天的地图、街道对照，会发现过去并没有完全消失。
1927年以后，武昌开始大规模拆除城墙。城墙在火器时代失去军事意义，也限制城市发展，拆下来的砖还能用作建材。后来武昌不少老房子，就是用城墙砖砌成的。城市改造时，曾有收藏者从老房子中寻找带铭文的城墙砖，如今这样的机会已经很少了。
今天能看到的起义门，是为纪念辛亥首义保留下来的城门，后来也经过修复。真正的城墙遗迹仍有零星留存，在昙华林和平湖门一带，还能找到一些夯土或砖砌遗迹。
老照片里还有阅马场。今天一说阅马场，大家会想到辛亥革命和红楼。但照片拍摄时，红楼还没有建起来，画面中能看到“警察学堂”的字样。清末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后，这里建设了地方议会大楼；辛亥革命后，又成为都督府。建筑在战火中受损并经过修复，所以今天看到的外形与最初并不完全一样。
武昌阅马场
照片中的军人，是张之洞编练的新军。新军的装备和训练比旧式军队更加现代，战斗力也更强。很有意思的是，张之洞原本是在为清朝打造一支优良军队，后来辛亥革命恰恰由其中一批新军首先揭竿而起。
另一张让我感慨的照片拍的是洪山。一百二十年前，武昌城郊外洪山南侧大片都是墓地。今天那里已经是医院、机关和高楼，附近还有梦时代。拿着老照片站在今天的城市里，很难想象过去竟是这样的景象。
真正天翻地覆的变化，集中发生在最近一百二十年，也就是两个甲子的时间里。你不看这些照片，就很难想象过去是什么模样；影像对历史的表达，就是这样直接。
谈到1927年武汉建市，还要说到北伐。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成立武汉国民政府。正是在这一时期，武昌、汉阳、汉口三镇正式合为武汉市。
所以，从“武阳夏”到武汉，不只是名称改变。它背后有城墙的拆除、城市空间的扩展、新式交通与新式军队，也有辛亥革命、北伐等重大历史事件。老照片让我们看见的，正是这座城市走向现代武汉的过程。
袁厚翔：没得汉江，就没得汉口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黑白光影里面一百多年前的老汉口，得益于照相技术。老照片明信片中有：汉江码头、汉江入水口、河街、汉正街、山陕会馆、后城马路、大智门火车站、水塔和江汉关，连起来就是汉口一步步长大的过程。
汉口就是汉江的入长江口，没得汉江，就没得汉口。
汉口的起步在汉正街，汉正街后头的地方过去叫后城。河街是今天的沿江大道，后城马路是今天的中山大道。汉口扩张的街道像树木的年轮，又像水上的涟漪：从河街、汉正街、长堤街扩展到中山大道，再到京汉大道、解放大道、建设大道和发展大道，一圈一圈、一波一波地展开，成为大汉口。
今天走在汉口街头，许多地方看起来蛮平常、蛮普通。但过去长江和汉水上游的人都向往汉口，民谣说“要想发财不用愁，带是本钱上小舟。顺着江水往下淌，生意好做在汉口。”近乎把它当成天堂。汉口从码头起步，靠交通兴盛，靠商埠经营物流赢得天下，是长江上的一颗明珠。
武汉是一座生长在水上的城市。古代最方便、最经济的运输方式就是水运，武汉正是利用长江和汉水的水运便利，成为商贾云集之地。到了张之洞主政湖北时期，武汉又开始修铁路。为了铁路所需的铁轨，兴办汉阳铁厂；京汉铁路建成通车，粤汉铁路也在规划建设之中。武汉由此成为中国版图上东西航运、南北交通的黄金交汇点
后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天堑变通途，南北交通真正牵起手来，武汉的经济、交通和工业地位也随之迅速提升。武汉不在沿海，也不是资源特别丰富的地方，但它懂得利用水运的便利、交通的快捷和人的智慧。
武汉人的性格也与水有很深的关系。武汉湖多、河多，过去出行常要坐船，船上喊话必须声音大。所以武汉人形容一个伢喉咙大，会说“像喊渡船的”。这些街头巷尾的说法，都带着水文化的痕迹。
武汉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服周”。这座城市总在灾难中翻滚，近代以来水灾、火灾、兵灾轮流上演，但每一次又能浴火重生，再一次站起来。辛亥革命敢打第一枪，1938年武汉会战时期又承担了重要角色，后来经历了1954年和1998年的大水。武汉人的担当，常常是在关键时候显现出来的。
汉口与上海联系也很深。上海是长江上的老大，武汉很多工业模式、文化习俗、生活爱好和建筑样式，都曾向上海学习。湖北是产棉区，武汉的棉纺厂先做粗纺，再把棉纱送到上海精纺、织布，成品又经武汉向中国西部和北部传播。
汉口不少建筑与上海相似，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的公司、老板、工程师和建筑技术来到汉口，把熟悉的建筑样式也带了过来。武汉追赶上海、敬佩上海，同时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
大智门火车站是京汉铁路南端的重要车站，采用欧洲式建筑风格。今天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这是真正的建筑老古董。它在百年前就是这个样子，今天仍然保存着，是一段活着的城市记忆。
汉口火车站位于租界之外。修建京汉铁路时，外国租界都看重铁路带来的利益，法租界还希望把车站周边划入租界。张之洞坚决反对，要求火车站前面的地盘必须留在中国人手里。
铁路地势比城市街道高，涨水时还能起到堤防作用。过去，人们把铁路与长江之间、租界和商业集中的繁华地区叫“铁路里”；铁路外则有荒湖、坟场、茅草棚和菜地。武汉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铁路里没有蚊子，铁路外有蚊子。
1949年以后，铁路外很快建设起来，形成解放大道。大智门火车站、“铁路里外”和解放大道连起来看，就是汉口城市空间向外扩展的一段历史。
老汉口留下来的车站、码头、洋行和街道，既是建筑，也是记忆。我们把它们讲清楚，不只是怀旧，而是在于了解汉口历史，在于建设汉口。
韩少斌：让老照片说话，辨认武汉的前世
今天谈“武阳夏”，也就是谈武汉从分到合的历史。武汉三千五百年的城市史常从盘龙城说起，但中间有断层。真正把今天汉口、武昌、汉阳大体纳入同一行政范围的，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沙羡县，治所在今天金口一带。
后来出现江夏郡，不同时期的管辖范围和治所并不相同。到了隋唐时期，长江两岸逐渐形成两城对立的格局：武昌一边叫鄂州，汉阳一边叫沔州，汉口也包含在汉阳一侧。这样的分治格局延续很久，直到1927年，三镇才真正统一在“武汉市”这个名称之下。
近代影像记录了武汉走向集合、走向近代城市的过程。照片不是后人想象出来的图景，它把当时的城墙、码头、湖塘、工厂、学堂和街道直接留了下来。
很多年以来，人们曾认为法国摄影师保罗·塞皮翁拍摄的几张照片，是武汉最早的影像。这些照片记录了汉江入水口、晴川阁、租界和老码头。后来，约翰·汤姆逊1871年拍摄的黄鹤楼照片，也长期曾被视为武汉最早的建筑影像之一。
继续查找资料后，我们在1859年出版的一部俄国伯爵访问中国和日本的传记中，发现了一张在武昌拍摄的清朝官员合影。根据随行人员留下的回忆，照片中的人物包括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北巡抚胡林翼。它有出版年代，也有文字回忆相互印证，可以被视为目前所知武汉最早的影像之一。
研究老照片，关键不只是看照片背后写了什么，还要看画面本身。建筑是否存在、山水位置是否吻合、街道有没有形成，都可以成为判断年代和地点的依据。
我们选择1900年前后十年的照片，是因为那正处在武汉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张之洞主政湖北多年，新政从工业、教育、军事开始，又延伸到市政等方面。汉阳铁厂、各种新式学堂和城市设施，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今天沙湖一带已经高楼林立，但在当年的影像中，还是相当荒芜的地方。还有一张照片拍到今天六渡桥附近，当时那里仍是湖塘。最繁华的城市中心，一百二十年前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老照片研究很像破案。照片可能没有说明地点，也可能原来的标注不准确，这时就要从画面里找证据。辨认一个码头，比如集家嘴码头的识别，可以看上岸后有没有通往街市的特殊走向（如小道），可以看岸边酒楼的字样和洋行招牌，再与其他照片和地图相互印证。
有些地方在多张照片里都出现过，却长期没有人把它们联系起来。只要找到一个关键招牌，或者确认一条道路的方向，就能把零散影像串在一起，让已经消失的码头重新回到城市地图上。
汉阳的城市历史很早，显正街长期是汉阳老城的一条重要轴线。汉阳城临水，防水一直是城市建设的重要问题。过去为了防止江水倒灌，修筑过堤防和桥梁，也留下了与治理水患有关的地名。比如免溺堤、高公桥，老照片中的高公桥，就是非常难得的影像。
高公桥
东岳庙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消失，具体原因还不清楚。我们已经找到七八张与它有关的照片，包括门前戏台、大殿石栏杆和庙内塑像。东岳庙还与旧时民俗有关，每到相关节日，人们会游山、吃甘蔗，还有带有游戏性质的活动。
郎官湖也是汉阳城内曾经存在的一处湖泊，如今遗迹已经不在。前些年还能见到有朗星巷这个地名，像是它留下的一点念想，现在这样的痕迹也越来越少。
城市里的建筑、湖泊和街巷会消失，但照片仍能保存它们存在过的证据。我们整理老影像，是希望在证据能够支持的范围内，让武汉已经消失的前世重新变得可见。
鄂小华、刘建林：让历史可以触摸
江城印象民俗博物馆在2023年获得批复，成为正式的非国有博物馆。我们的宗旨，就是留住武汉乡愁，讲好武汉故事，给世界人听。近几年，我们做了十多场武汉主题展览，也做了三十多场“百年武汉”或武汉主题讲座，但做得越多，我们越觉得还不够。
展览也好，讲座也好，都是从作者或讲述者的角度，把我们想表达的武汉展示给观众，其中一定会带着个人感情和偏好。我们一直想尽可能把武汉真实的面貌直接呈现在大家面前，让人们不用先听我们解释，也可以自己看见武汉是什么样子。
后来我们想到，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影像。山就是山，房子就是房子；人当然会有自己的感受，但画面中的对象不会因为讲述者的心情而改变。所以我们用明信片和老照片，来补充展览与讲座的不足。
历史上有很多人拍过武汉，也制作过武汉明信片，但过去很少有人以武昌、汉阳、汉口三镇为结构，又选取一个明确时间段，把武汉系统地呈现出来。
我们选择1900年前后十年左右的影像，因为那是清末到民国前夕、新旧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我们希望大家从照片里感受大汉口、大武汉的繁华、沧桑和历史，也希望每个人都能从客观影像出发，形成自己的认识。
这套明信片从武汉三镇展开。武昌的主题是“因武而昌”，我们希望表现武昌敢为人先的精神；汉口的主题叫“大汉口”，这个“大”可以是经济之大、商业之大，也可以是城市情感之大；汉阳的主题叫“晴川汉阳”，来自“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我们一直在说，要把武汉建设成文化旅游目的地。目的地靠什么吸引人？不只是故事和传说，而是城市真实留下来的事和物，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
说实话，我们博物馆是人多、藏品多、钱不多。馆里有几万件藏品，要从中选出十件做成明信片主题，确实很费脑筋。后来我们确定一个原则：不能只是自己觉得好，还要同时考虑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审美价值。
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首先想到了楚王府的一件汉白玉龙墀。它有一米多高，刚到我们手里时，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以为可能是门枕或者台阶踏步。经过考证，才知道它是王府使用的龙墀，级别很高。
过去普通人不要说触摸，可能连看见它的机会都没有。今天它来到民间博物馆，普通人不仅能看，还可以触摸和感受这段历史。
龙墀缺了一个角。有人问，为什么还要把它选作第一件藏品，甚至作为博物馆的标志？大家觉得它破，我觉得它不破。苹果的标志，不也是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吗？这个缺口反而给了我启发。
博物馆要有品质地发展、走得更远，靠一个人是不够的。我希望更多人加入博物馆建设的队伍。所以我愿意留下这个缺口，让愿意同行的人都成为博物馆的建设者、补壁人，一起来把它补得更完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就是民间博物馆应该做的事。
我们还收藏了一批很特别的铭文砖。收藏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拆迁工地上一砖一瓦地搜寻，积累了六百多件。数量听起来也许不算特别大，但每一块都有铭文，而且铭文各不相同，其中有宋代、明清时期的城墙砖，也有大量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民宅砖和公用建筑砖。
每一块砖上的文字，都是城市营造留下的记录。我们一直想把这些砖与博物馆收藏的地契、界碑、文献、地图和民俗物件结合起来，做一个武汉城市营造史展览，由一砖一瓦见证武汉从一千多年前到今天的发展。
文化如果只是一个抽象说法，会显得苍白。一块有年代、有铭文的砖摆在这里，它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就像一张照片定格了城市发展。人们可以触摸砖上的文字，直观认识这座城市走过的路。
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让历史不只被讲述，也可以被看见、被触摸；让武汉乡愁不只是情绪，而是有影像、有器物、有一砖一瓦可以落脚。
来源：九派新闻
记者：覃钰钰
编辑：陈文嘉
图片：嘉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