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昙华林的青石板路上，满眼都是斑驳的老墙、婆娑的树影和古朴的街巷，转过一道爬满藤蔓的砖墙，三义村 22号的红砖青瓦小楼便映入眼帘。这座融合了中式天井与西式拱窗的民国建筑，曾是辛亥革命元老、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的石瑛的故居。1928 年，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选择在此安家，从此，这座小楼不仅是他生活的地方，也成为他规划湖北公路、整顿武汉轮渡、推动抗战救国的办公室。武汉抗战时期，石瑛与董必武曾在此彻夜长谈，共同策划抗日训练班。门楣上那块“石瑛故居”的铭牌，像一把钥匙，为我们开启了这位民国清官的传奇人生之门。
初任建设厅厅长，昙华林建私邸
石瑛（1879—1943），字蘅青，湖北阳新走出来的清末举人，却以实业报国的赤子之心，在中国近代史上刻下了一道独特的印记。从在比利时学习铁路专业，到在法国学习舰船制造，最终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矿冶并获得硕士学位，他十几年的海外求索，每一步都踏出“报效家国”的铿锵足音。
作为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的组建者之一，他曾在布鲁塞尔为革命理想奔走筹款。民国成立初期，他是孙中山倚重的临时大总统秘书。政坛浮沉中，他曾执掌湖北、浙江、南京的建设大权，却始终一袭布衣、两袖清风，时人把他与张难先、严立三并称为“湖北三怪”，后人称他为“民国第一清官”。
石瑛故居的修建，承载着这位辛亥元勋的家国情怀与时代印记。在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等职之后，1928 年石瑛出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当时正值湖北政局初安、百业待兴之际，为深入推动湖北实业发展与民生建设，他选择在武昌昙华林三义村购地筑宅，既为公务之需，亦作安居之所。选址昙华林，源于此地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气息。三义村曾是明清时期供奉三国英烈“刘、关、张”的灵端道院旧址所在地，清末虽遭战火损毁，但文脉犹存，成为文人雅士的聚集地。石瑛心仪此处“风物清嘉”，认为此地既有传统民居的烟火气，又有离武昌政治中心较近的便利，遂在此结庐而居。
建筑本身也折射出石瑛的务实精神与中西融合的视野。这里初建时仅是一栋平房，因友人提醒采光受阻，石瑛又请人将其加建为两层砖混结构的石库门小楼。红墙青瓦与麻石门框延续了武汉传统民居的形制，而铸铁栏杆、拱券门窗等细节则融入欧洲实用主义风格，恰似他“实业救国”理念的物化表达——既扎根本土，又博采西学之长。这座宅邸不仅是石瑛的居所，更成为他践行理想的“精神堡垒”。他在此主持湖北公路、水利等基建工程，接待陈独秀、李四光等人并与他们探讨实业兴国，更与董必武达成合作创办抗日训练班的共识。红砖青瓦间，一位清官的志业与一座城市的记忆悄然重叠。
再任建设厅厅长，构建湖北抗战生命线
1930 年，石瑛卸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之后，先后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考试院铨叙部部长等职。石瑛为官一地，好评如潮，在担任南京市市长以后，他被称为“布衣市长”。1937 年，湖北省政府改组，石瑛临危受命任建设厅厅长，再次与严立三、张难先共事，肩负起筹划后方基地、支撑武汉抗战的重任。
武汉作为战时临时首都，其战略转移通道关乎国脉。石瑛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期间，筹划组织武汉的工厂设备和湖北省政府西迁，根据战时需要发动民众，以非凡的效率在崇山峻岭中抢修公路网。依据《非常时期应变方案》，在他的亲自部署下，施利路（恩施—利川）打通了入川门户，连接四川万县；咸来路（咸丰—来凤）开辟了南向湘西走廊；施宜路（恩施—宜昌）构筑了连接鄂西与江汉平原的命脉。这些在敌机轰炸下艰难推进的工程，以“月均200 公里”的速度奇迹般地完成，有力配合了抗战军事行动，保障了湖北军民的物资补给。1938 年 10 月，武汉撤守，数十万军民、大批工厂学校、大量珍贵图书仪器，正是通过这些“血管”安全地转移到了鄂西山区。
作为建设厅厅长，石瑛还负责将省属工厂紧急迁往鄂西、陕西、四川，力求恢复生产，支援前线。为保障军民被服，石瑛在鄂西来凤县创办棉业场。张难先巡视至此，盛赞此举乃解决施鹤人民无衣穿的当务之急，并勉励员工增产。后来石瑛辞去省府委员后移居建始，仍继续组建棉麻生产合作社，将产品平价供应给军队或捐赠给医院。
石瑛素以清廉耿介著称，他任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时，领导参议员发挥监督作用，敢于质询甚至弹劾高官，如弹劾陈诚亲信、贪污的建设厅厅长朱一成等，其刚正风骨令贪官胆寒。
1938 年 7 月，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委员举行宣誓典礼后合影（右三石瑛，右四陈诚，右五张难先）
武汉失守后，日军在沦陷区推行毒化政策，以毒品作为诱饵收买汉奸。后方宜昌、恩施毗邻盛产鸦片的川黔，长期以来也公开种植鸦片，所以鸦片流毒较广。石瑛利用参议会平台建议“用重典”禁烟，推动了《湖北禁烟治罪暂行条例》的颁布，湖北由此掀起了一场荡涤毒害的运动。
支持国共合作，创办汤池训练班
石瑛是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在大革命时期曾对国共合作持疑虑甚至反对的态度。但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一方面基于民族大义和抗日救亡，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姿态和作为，石瑛对国共合作展现出积极的态度，尤其是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创办了汤池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
汤池训练班全称“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是石瑛与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合作创办的抗日干部训练机构。1937 年 12 月，石瑛与董必武多次深入会谈，基于抗日救亡的共识，决定合作培养游击干部。石瑛以省建设厅的名义提供掩护和经费，委任前厅长李范一为主任，在应城汤池设立训练班，实际工作由董必武指派的陶铸（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主持。训练班共办了 4 期，主要学习政治理论、游击战术与群众工作，培养了一批农村抗日骨干。学员毕业后以合作指导员的身份分赴鄂中各县，秘密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成为发动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核心力量。国民党第 5 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工作站和工作队中，很多干部也是经过了这里的培训的。
汤池训练班浓郁的共产党色彩，引起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攻击，有人甚至说出“应城红了半边天”等破坏团结的言论。对此，石瑛凛然驳斥道：“现在是国共合作，你救国就不许别人救国吗？”
1938 年，通过董必武的推荐，石瑛还派左觉农到襄阳的棉业改进所办训练班，另派李实（抱一）协助。左觉农是从中共中央回湖北开展西北部工作的，他在棉业所训练班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
1943 年 12 月 4 日，石瑛病逝于重庆。其一生清廉自守、嫉恶如仇、赤诚报国，赢得了广泛敬仰。《新华日报》在石瑛逝世次日发表短评，称：“石瑛先生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奢浮嫉恶如仇……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
武昌昙华林石瑛故居
故居新生，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响
武汉沦陷后，石瑛故居在时代变迁中逐渐湮没于市井烟火。至 20 世纪末，随着城市改造的推进，石瑛故居因年久失修面临拆除危机。2003 年，武汉市人民政府为保护历史遗址紧急叫停了石瑛故居危房改造工程，启动原貌修复工程。此次修缮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保留了红墙青瓦的建筑肌理与铸铁栏杆的西式细节，使这栋承载历史记忆的小楼重获新生。2008 年，石瑛故居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式纳入制度化保护体系。此后 10 年间，随着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工程的推进，石瑛故居在 2016—2019 年一期修缮中得到重点维护，2020 年二期工程进一步加固其结构，使其成为街区内中西合璧建筑的典范。
如今的石瑛故居，已从封闭的私人空间转型为开放的文化地标。作为昙华林 16 个街头博物馆之一，故居通过场景复原与图文展示，再现了石瑛主持湖北建设、与董必武共商抗日大计等历史场景。建筑一层设有专题展厅，陈列着石瑛使用过的土布长衫、办公桌椅及《湖北建设厅工作报告》等珍贵史料，辅以多媒体设备讲述石瑛的传奇人生。二层则为文化交流空间，定期举办“清廉文化沙龙”，邀请学者解读石瑛的廉政思想与实业理念。这种“保护—展示—教育”的复合模式，使石瑛故居成为武汉近代历史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昙华林以石瑛故居为核心打造“清风昙华”廉政文化品牌，通过举办“石瑛廉政故事讲堂”、组织党员重温《新华日报》对石瑛的评价等活动，将历史资源转化为新时代廉政教育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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