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武汉白求恩纪念馆(上篇)

武汉白求恩纪念馆（图片源自长江日报）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小镇格雷文赫斯特。1912年，白求恩进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学习，距离学业完成还有一年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24岁的白求恩中断了学业，加入加拿大军队，作为一名普通的担架员奔赴法国前线。在布满了弹坑、血污和尸体的战壕中，白求恩第一次领略到战争的残酷，也认识到战地救护对于支撑士气的重要性。1915年，白求恩在战争中负伤，随后返回加拿大休养并继续完成学业。

20世纪30年代初，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余波未平，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任胸外科医生。1935年，白求恩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苏联卓有成效的健康保健及结核病防治工作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点燃了他心中的革命理想。1935年11月，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白求恩在马德里流动血库车旁（1936年秋）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10月29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携带大批药品前往西班牙。在这里，白求恩为前线受伤的共和军战士开展输血治疗，招募献血志愿者，并将血浆分类冷冻保存，建立了世界上首个流动军用血库，有效地减少了前线士兵的伤亡。

白求恩离开西班牙后不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远在万里之外的他，时刻关注着中国战场的消息。他还熟读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朝气蓬勃的革命斗争所深深感染，决心采取实际行动帮助正在遭受日本法西斯铁蹄践踏的中国人民。他在写给前妻弗朗西丝的信中坦言：“我想讲明白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战争。我现在要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最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1938年1月初，白求恩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和美国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携带从纽约采购的药品、器材等物资，从温哥华不远万里乘船来到香港，在宋庆龄女士的帮助下，转乘飞机进入内地。

琼·尤恩 （图片源自加拿大大使馆）

白求恩不懂中文、不熟悉中国国情，急需兼具护理、中文翻译双重能力的人员。加拿大护士琼·尤恩曾在山东行医四年，精通汉语（山东方言），是稀缺 “中国通”，能充当白求恩全程翻译、对接中方军民，这是医疗队里无人替代的硬性优势。医疗队成员还包括美国医生帕森等，他们的第一站便是有着“东方芝加哥”之称的武汉。

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战都具有反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因此，当时有不少人将这两场战争相比较。白求恩同样认为，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要对付的实际上是“同一个敌人”，所以他才来到中国，完成在西班牙未竟的事业。在汉口，白求恩了解到日军飞机时常对这座城市进行狂轰滥炸，经过半年多的高度战斗，中国空军已经损失惨重，面临严重的人员和装备短缺问题，用于防空的高射炮也比较稀少，空域几乎向敌人敞开，日机肆无忌惮地在城市上空盘旋，随心所欲地选择打击目标，武汉军民深受其害。

开办战地急救培训班

到达武汉的第二周，经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牵线，白求恩认识了当时在汉阳天主堂主持工作的爱尔兰神父高尔文，白求恩和尤恩护士一行随即在汉阳显正街高隆庞修女会诊所（今武汉市第五医院前身）开展伤员救治工作。一进入诊所，他们发现这里毫无秩序，医务人员所剩无几；病床很少，许多病人就躺在地上，无人照料。而大厅里挤满了伤员，有些人还没有来得及医治就停止了呼吸，两个小孩站在父母的尸体旁吓得大哭。由于没有保洁人员，地板上到处都是血渍、粪便和手术垃圾，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这比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地医院见到的情景更糟糕，毫无战争经验的尤恩护士来说更是惊得瞠目结舌。见此情形，白求恩立刻投入紧张的伤员的救治工作中。在高隆庞修女会诊所，他连续奋战七天七夜，为在日机大轰炸中受伤的武汉军民止血、取弹片、做手术，挽救了众多的生命。

白求恩会见周恩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白求恩拒绝了国民政府想让他留在武汉的邀请，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他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见了面。白求恩从报纸上早就知道了周恩来，他激动地握住周恩来的手，急切地问：“我能不能直接到陕西去呢？”周恩来微笑着说：“你为什么要到陕西去呢？”白求恩回答道：“我来之前就知道那里打了胜仗，是抗日的前线。我是个军医，应该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周恩来很赞赏白求恩的想法，但表示前线的条件很艰苦，担心白求恩不能适应，希望他先在武汉工作一段时间。白求恩坚定地说：“武汉不是我的目的地，我要到延安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去。”在周恩来的帮助下，1938年2月22日，白求恩一行启程去延安。

白求恩延安山头侧影

1938年3月31日，白求恩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心之所向的革命圣地延安。安顿完毕后的次日傍晚，在凤凰山毛泽东住处，他郑重递交党证，然后详细说明他的工作计划，请求被派到前线去。在晋察冀边区抗日前线，他同八路军士兵、乡村老百姓一样，穿草鞋和粗布衣裳，吃玉米棒子和山药蛋。有个翻译劝他说:“你是军区卫生顾问，贡献比我们大得多，吃好点，保证身体健康，也不算特殊。”白求恩却说:“贡献也不是银行里的存折，贡献大就应当向人民伸手要更多的利息。我是个共产主义战士，怎能向党、向人民要求特殊呢？”在抗日前线，白求恩本着“一切为伤员着想”的原则，废寝忘食地工作，从不顾及个人安危。他的救护所总设在离前线最近的地方，一旦战斗打响，白求恩往往在手术台前一站就是几十个小时。手术室外枪炮大作，白求恩却岿然不动，敌军迫近，他也要坚持为伤员做手术到最后一刻才撤离。

1938年5月2日白求恩乘卡车离延赴前线

1939年9月，前线医疗物资紧缺，就连手术用的橡胶手套都无从寻找，白求恩只能赤手为伤员做手术。于是，他决定回国筹措经费和药品，并通过媒体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的侵华罪行，启程时间定于10月21日。然而，10月日军发动大规模冬季“扫荡”，白求恩临时决定推迟回国行程，同战友们并肩战斗。在一次手术中，白求恩大夫不慎割破了自己的手指，但他不顾伤口感染，坚持给伤员做手术，不久后，白求恩的伤势恶化，感染了败血症。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殉职，终年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