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晚，武汉市联合调查组公布了“新洲区585人村庄62人患癌事件”的调查结果，主要有三点：一是村民举报属实，涉事企业存在多项违法违规行为，现已彻底关停；二是村民举报不属实，昌盛泡花碱厂周边整体环境基本达标，村民癌症与企业污染无因果关系；三是武汉市区环保局监管不力，不存在“通风报信”的问题，相关责任人依法追责。
为了证明“村民患癌与企业排污无因果关系”，调查报告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首先，2023年10月以来对村民水井的水质测量，除了其中一次井水锰含量0.312mg/L超标外，其余批次检测结果显示锰含量均符合Ⅰ类标准（0.05mg/L，适用于各种用途），河沟水呈现“酱油色”是木屑树皮混碱后的溶出色，2026年5月对土壤重金属、放射性检测均合格；其次，该村的癌症发病概率低于武汉市和全国发病概率，癌种顺位与全国农村地区基本一致，未发现与环境污染相关的单一癌种异常高发和聚集现象。
但是，如果据此就能断定“村民患癌与企业排污无因果关系”，是不是过于武断？因为还有几点疑问有待解答。
① 调查污染数据为何与村民感受不一致？
调查组公布的环境检测数据主要集中在近三年，根据报道，新洲昌盛泡花碱厂2022年5月18日被勒令停产后仍存在小规模生产，2022年5月18前才是企业排污重头戏，而这段时间的检测数据是缺乏的。从村民举报的照片来看，污水所经之处杂草枯死、农作物减产矮小、鱼虾死光，鸡鸭喝了水也被中毒死亡，甚至出现小猫吃了死鱼也被毒死的情况。2022年5月25日，武汉环保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显示，新洲区昌盛泡花碱厂污染数据严重超标：PH超出测量范围、总碱度29214mg/L，化学需氧量570mg/L，总硬度1014mg/L，可溶性硅酸4900mg/L，色度超标500倍。此次调查报告没有说明当时的测量情况。
泡花碱厂1986年就开始生产泡花碱，村民2016年才喝上自来水，跨度30年，恰恰是村民受污染最严重的时间段，也是村民癌症爆发的关键时期。调查组公布了2026年5月的几项调查数据，即便时隔数年，厂区外水塘水质碱和需氧物超V类标准，不适用农业用水及一般景观用水要求。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尽管未超标，也不能表示数十年前土壤是合格的。因此，调查报告与村民感受不一致，村民感受到污水很毒，鱼虾死亡，调查却说“基本合格”；村民感受土壤很毒，草木生产异常，调查却说“无异常”，到底是生活三十多年的村民接近事实，还是二十天的调查更可信？
② 患癌概率低于全国能否摆脱碱厂污染的嫌疑？
通报称，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数据，1986年至2026年黄土坡湾癌症年平均发病率为253.88/10万，低于同期武汉市281.16/10万，也低于全国癌症年平均发病率为290.05/10万，村民罹患癌症比例“明显异常”的说法缺乏流行病学与环境健康科学研究支撑。这个结论看似合理，却无法解释“585村庄65人（调查组数据）患癌”的恐怖现实。即便每年的癌症发病率低于全国水平，难道就能摆脱碱厂污染的嫌疑？
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这个村被人注射艾滋病毒患病，尽管艾滋率低于全国，难道就能证明注射人无罪？如果村民被疯狗咬了，狗主人以全国都有人得疯狗病为借口，就能摆脱处罚？
换言之，如果黄土坡湾是“无癌村”，村民因为污染患癌，即便概率低于全国，就能说村民患癌与污染无因果关系？
医学上从来不会排除任何一个因素，村民患癌只是结果，并没有找到每一个村民患癌的原因，武汉市联合调查组排除这种因果关系，是不是太过武断？
③ 新洲区环境部门是否存在“通风报信”和“保护伞”问题
针对新洲区环境部门是否存在“通风报信”的问题，通报称：2022年4月7日，新洲区生态环境分局收到关于泡花碱厂污染问题的投诉后，于4月8日组织执法人员前往现场调查核实，向村民走访了解情况。4月21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企业厂区内外地面干燥，无雨时不具备采集水样条件，于4月25日暴雨后完成采样，并对企业提出清理渗出厂区外污水、修复南侧院墙等整改要求。报道所涉“赶紧把排污口堵上”的“通风报信”行为，经调查，目前暂无证据证实存在上述问题。
通报中有两点比较奇怪：新洲区生态环境分局4月8日组织执法人员前往现场调查时，为什么不现场取样？毕竟污染的水塘水沟就在厂房外面。4月21日，执法人员以企业厂区内外地面干燥不具备采集水样条件为由不采样，更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根据报道，工厂里有各种废水池，工厂外有是水沟，为什么要等下雨？如果要等工厂渗出液体，完全可以泼几盆水。
再看看之前的报道：
2022年4月7日村民先后向武汉市长热线和新洲区生态环境分局进行举报，村民没有等到工作人员到场取样，倒是昌盛泡花碱厂率先行动起来——以“整改”为名，重新开挖了排污沟，把原有的排污口全部堵死。几天后，刚下完一场大暴雨，新洲区生态环境分局工作人员才取样，取样地点选在池塘出水口。村民认为，暴雨已经将原有污水冲淡稀释，此时采集的水样根本无法反映真实的污染状况。果然，检测结果“达标”。就在调查现场，厂方负责人当着众人的面承认：新洲区生态环境分局有一名工作人员，曾提前打电话通知他封堵排污口。
通过对照，可以发现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迟迟不取样的猫腻，他们为碱厂争取时间，好让让取样的水质“合格”。
现在调查称新洲环境分局没有人“通风报信”，着实让人难以信服。调查报告将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归结于“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对涉事企业日常监管不到位、查处违法行为不力”，却回避了新洲环境部门是否是“保护伞”的问题。
试想，如果一个污染企业没有“保护伞”，怎敢在2020年未取得排污证的情况下排污数年之久，巧合的是新洲区环境分局接到举报并不检查企业的排污证；怎敢在2022年责令停产后继续违规生产，又怎敢未经审批违法建设厂房，违法处置碱性废渣？
可能的解释是泡花碱厂“背靠大树好乘凉”，某些部门和人员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伞”。调查通报称“无证据证实存在上述问题”，我们想问问调查组是怎么找的证据，是通过人员走访，还是通过经侦手段？如果仅仅是人员走访，自然没有人会承认，也不会有“证据”。
武汉市的调查报告洋洋洒洒数千字，尽管承认了村民举报部分属实，碱厂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但是在缺乏检测数据的情况下，排除了碱厂污染和村民患癌的关系，多少有些牵强附会。最后将环境部门的责任大而化之，这种做法似曾相似，难免留下“打大雷下小雨”的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