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少年和青年(4):从南京到武汉——警校和警察

            南京警校同学录中的父亲照片

大约是1947年春节后，父亲到了益阳，偶然看到了首都警察学校在湖南招生的广告，初中同等同等学力以上即可报考，入校后按入伍生待遇，学费杂费食宿服装全部免费，每月还有一定津贴。父亲动了心，当即前往长沙报考，没想到竟然一试而中。于是父亲再次告别了双亲，来到南京进入警校学习。

南京首都警察学校是培养警察的中等专业学校，由首都警察厅警员训练所改制而来，位于南京西城清凉山附近。

早在抗战胜利前，国民政府内政部高层基于当时警察素质低、待遇差的现实，就已考虑将原来从警人员分为警官、警察两种身份的制度改为官兵一体的警员制。1944年，当时的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校长为蒋介石兼）李士珍提出了警察身份待遇具体设想：“一面应改正名称以新耳目，即将警长改称警佐，警士改称警员，一面应尊其地位，厚其薪给，明定巡佐为低级委任职，警员为准委任职，待遇与公务员同，亦须使能维持当地四人之生活（李士珍：《中国警政问题之检讨与改进》，赖淑卿编《警政史料》第四册《改进时期》，台北国史馆1991）。”

1945 年 3 月，李士珍向内政部呈请在中央警官学校设立警员教导总队，得到批准，招训工作即行展开。这批学员经过一年培训，于1946年上半年分配到南京各警局，警员制由此开始实施。1946 年3 月16日，复员后的首都警察厅首任厅长韩文焕、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向蒋介石呈文：“京沪警政为中外观瞻所系，决提高员警素质，除加强训练工作外，今后招录警员，以初中毕业以上为标准。所有京沪警士，一律改为警员，待遇亦改委任最低级起。”为此首都警察厅开办警员训练所，不久即改称为“首都警察学校”（“内政部……于 1946 年通令各省市警察训练所一律改为警察学校……全国各警察训练所纷纷改制为警察学校，如首都警察学校、上海市警察学校、北平市警察学校、内政部警察总队警察学校、安徽省警察学校、热河省警察学校、宁夏警察学校等”，见《旧中国警察教育概况》，《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八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779 页）。

学校随即派员分赴各省市招收高、初中毕业青年。第一期从河南、山东、江苏等省招录1254人，第二期在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山东与南京当地招录1076人（詹 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警员制》，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父亲即为首都警察学校第二期学员。

       父亲实际学历为初中肄业，此桂林中正高中肄业为虚冒

父亲在首都警察学校大约学习了两年时间，学习和训练是很紧张的。必修科目主要有三民主义、警察学概论、行政警察概要、警察法令纲要、勤务要则、外勤警察、消防法、侦探学、法学通论、刑法概要、行政法概要、地方自治法规、户籍调查法、军事学、擒拿、武术、马术、指纹、验枪、照相、警犬、警鸽、笔迹、逮捕技术等；此外开设了一些基础科目，如国文、应用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课程。

首都警察学校第二期在湖南招了不少学生，与父亲关系较近的有好几个，其中与父亲最要好的是株洲董家塅的董竹初。他俩一同上课，一同上街，一同看戏，一同下馆子；有时还一起搞些小恶作剧，比如冬天懒得洗袜子，他俩就将自己的臭袜，偷偷地换下其他同学洗了晾在走廊上的干净袜子，反正都是统一发的颜色一样，被换者只能认倒霉。在警校的紧张学习之馀，父亲与董竹初还一起报名参加了中华新闻专科学校夜校班（“当时专门新闻学校办学形式比较灵活，教师多为兼职，学生多为已就业者，因此授课时间也较为灵活，常为迁就教学双方时间定在夜间上课……如南京中华新闻专科学校、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重庆南泉中政大学新闻专修科，上海法学院新闻专修科等”，见许晓明：《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史研究》，河北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第15页）的学习，希望能在警校文凭之外，再拿一张普通学校的专科文凭。只是父亲与董竹初都没能坚持到底，未能完成全部课程的学习考试，最后只拿了一纸中华新闻专科学校的肄业证明。

当时内战正酣，国统区腐败横行，经济凋敝，普通大中学生供应不足，吃饭都成了问题。1947年5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纷纷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5月20日前往南京举行联合示威游行的宁、沪、苏、杭16个专科以上学校6000多名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水龙、皮鞭、棍棒驱赶，学生重伤19人，轻伤104人，这就是 “五二零”事件。

这次事件中，首都警察学校有部分学生被派到街上执勤，父亲也在其中。他亲眼目睹了一些学生被军警带走，他心内同情这些学生但也无能为力。

大约是1948年12月中旬，父亲与首都警察学校全体学生一起，还有其他的军警院校学生，在南京孝陵卫接受了蒋介石的检阅。当天天气阴沉寒冷，蒋介石身披黑色大氅，在大批侍卫的簇拥下，从学生队伍前走过。父亲排在队伍中间，隔得不算太远，把老蒋看了个一清二楚。蒋介石当时即将第三次下野，心情灰暗，已无什么兴致发表讲话，匆匆走了一遭就离场了。父亲他们接受检阅，为了军容整齐精神抖擞衣服穿得很少，几乎冻出病来。

1948年底，父亲从首都警察学校毕业了。按招生时的约定，第二期学生“毕业后均分发至首都警察厅所属各城郊区警察局或警训所给予委任低级待遇任用”（詹 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警员制》，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父亲分到了首都警察厅下属的警犬训练室工作，开始定为警员，不久升为巡佐，整天与德国狼犬打交道。过了三个月，父亲被另派到南京八卦洲警察所工作，并晋升为巡官。

这时解放军已开始准备渡江，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已开始撤往广州，父亲也在盘算离开南京。当时有一个叫刘自佐的宁乡人，是南京首都警察厅的一位处长，因为老乡关系，父亲和董竹初在警校读书时常到他家去玩，他对父亲也很关照。这时刘自佐大概也在想办法离开南京，一天他对父亲和董竹初说他就要离开南京到武汉任职了，问两人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走。两人当然愿意，于是就与刘自佐一起乘坐陆军的登陆艇溯长江而上，于1949年3月底到了武汉。

到武汉后，父亲在汉口警察所工作。武汉是由白崇禧的华中剿总负责防务，但此时的白崇禧无心固守，已做好了南逃的准备。

这时形势已非常紧张，解放军已进入湖北，逼近汉阳，市内各机关都是人心惶惶。5月10日，汉口已可听到前方的隆隆炮声，城内戒严时间由原来晚12时至次晨6时改为10时至次晨6时，晚8时就断绝交通，灯火辉煌的汉口漆黑一片（陈瑞蓂：《武汉解放亲历记》，刊《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Z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