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行记

01.卧铺浮江

旅

行

江汉路

江汉关

先去江汉路。步行街上人潮如织，两边的建筑是民国留下来的，西洋式的立面上刻着繁复的雕花，一层是星巴克、霸王茶姬、一点点。老建筑穿着新时代的招牌，像老太太披了一件潮牌卫衣。

走到尽头，就是江汉关大楼。钟楼高高地戳在天空下，大钟的指针还在走，一秒一格，不急不缓。楼身是欧式的，廊柱粗壮，石墙上留着岁月磨出的细密裂纹。从晚清设关到民国收回海关主权，从抗战沦陷到解放后收回英租界，这栋楼什么都见过。它见过洋人的商船趾高气昂地开进长江，也见过五星红旗第一次在汉口江滩升起。它门前的石阶上，走过穿马褂的买办，也走过穿旗袍的女学生——就像此刻，几个穿着民国学生装的姑娘正站在台阶上拍宣传片，蓝色的上衣，黑色的裙子，手里举着纸伞，笑容明亮。快门声响成一片。

历史在镜头里变成了背景板，这也许是历史的另一种活法。它不是死在过去，而是活在每一个愿意回头看的人的眼睛里。

咸安坊

巴公房子

宋庆龄纪念馆

宋庆龄像

沿着黎黄陂路继续走，拐进了宋庆龄纪念馆。那是她在武汉的旧居，一栋灰砖小楼，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展厅里有她用过的家具，写过字的钢笔，拍过的黑白照片。她在武汉住的时间不长——从一九二六年底到一九二七年夏，不过几个月。但这几个月里，北伐军攻克了武汉三镇，国民政府迁都至此，她在这里创办了妇女政治训练班，把一群裹着小脚、不识字的女子教成能写标语、能做演讲的妇女干部。她一辈子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被压迫的人扶起来，把被噤声的人教会说话，用最温和的笑容做最硬的事。国母二字，不是因为她嫁给了谁，是因为她把自己嫁给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向警予烈士墓

向警予像

龟山电视塔

古琴台

下午去了龟山。山不高，路倒是陡，石阶一级一级往上叠，两边种满了香樟。走到半山腰，看见了向警予烈士墓。白色的雕像，底座上刻着她的生卒年。她是蔡和森的夫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这是毛泽东亲口对斯诺说的。在那个女性连抛头露面都要被指指点点的年代，她从溆水边一个小县城走出来，赴法勤工俭学，回来领导了中国最早的女工罢工。一九二八年，她在汉口被捕，敌人用尽酷刑，她只字不说，坚决保护党的机密，从容就义于余记里空坪，年仅三十三岁。我在她的墓前站了一会儿。山路的风穿过香樟林，叶子哗哗响，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鼓掌。

继续往山上走，龟山电视塔就立在山顶，白色的塔身直直地戳进云里。可惜观景台在维护，上不去。不上去也好，有些风景，近看比远眺更好。

下山路上拐去了古琴台，几间旧屋，一片竹林，亭子里有人在拉二胡。两千多年前，伯牙在这里弹琴，钟子期在这里听。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把琴摔了。

知音这两个字，从那时起就带着一种绝望的诗意——找到一个人懂你，然后失去他。

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编钟

越王勾践剑

随后打车去了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编钟在展厅中央一字排开，青铜的，两千四百年前的乐器，至今还能敲出准确的音高。大小相次，钮钟、甬钟、镈钟层层叠叠地挂在三层钟架上，气势磅礴到让人屏住呼吸。曾侯乙是曾国的一个小诸侯，名字在史书上几乎找不到。但他留下了一套编钟，留下了一对尊盘，留下了漆木衣箱上画的二十八宿图——那是中国最早的二十八宿星图。他在那些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安安静静地爱着音乐、爱着天文、爱着精致的生活，然后把这一切带进了墓里。两千四百年后，他的国家早就灰飞烟灭，他的敌人也早就成了黄土，他的编钟还在响。

但是我最期待的还是越王勾践剑。虽然是工作日下午，展厅前还是排起了长队，弯弯曲曲的，拐了好几个弯。我跟着队伍慢慢往前挪，每个人在玻璃柜前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探一下头，拍一张照，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走。经过近十分钟的等待，我终于站到了那把剑面前。

剑身很窄，暗纹纵横交错，像龟背上的裂纹，泛着冷冽的青铜光泽。剑刃依然薄，依然锋利——不是“看起来锋利”，是真的还能割破手指。剑柄上镶着绿松石，剑格上嵌着蓝色琉璃，刃上没有一丝锈迹。两千五百年了，它还是那个越王握过的样子。

它的主人，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灭吴之后又北上称霸。然后呢？然后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他的臣子死的死逃的逃，然后他也死了。然后越国也没撑过几代。历史的洪流碾过他，碾过他的敌人，碾过他的子孙，把他的一切都卷走了，只剩下这把剑，安安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供后人拍照。

我在剑前忽然想到一个词：刻舟求剑。那个楚国人，把剑掉进江里，在船舷上刻一道痕，说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船在走，水在流，刻痕有什么用？可是勾践不也做了同样的事吗？他在时间的长河里刻了一道痕——这把剑——然后自己沉下去了。剑被捞上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船已行远，水已流过万重山。

我呢？我坐卧铺车从成都来武汉，在博物馆里找一把两千五百年前的剑。我在找什么？找勾践？找青铜时代的余温？还是在找我自己即将留在某个地方的一道刻痕？我出游，游的是地，还是未来的回忆？如果是回忆，那我是不是也在回忆的河流里刻舟求剑？只不过这把剑不是勾践的，是我的青春。我的高中同学散在各地，我坐火车一站一站地去看他们，在他们读书的城市里走他们走过的路，吃他们吃过的食堂，听他们抱怨宿舍太破、课程太满——这些，都是我在时间的船舷上刻下的一道道痕迹。我知道船在走，水在流，剑早就沉下去了。但刻痕还在。刻痕告诉我，剑曾在这里。青春曾在这里。

河流带走的不是剑。带走的是我自己。

黄鹤楼

江滩夜景（于黄鹤楼摄）

晚上去了黄鹤楼。

灯光秀已经开始。整座楼被灯光打成金色，飞檐翘角，一层一层叠上去，像一座悬在夜色里的空中楼阁。灯光变幻的时候，楼身有时是琥珀色的，有时是翡翠绿的，有时是流动的、碎碎的银白，像月光洒在江面上。

登楼。长江在脚下缓慢地流。江水是黑的，只有被灯光打亮的地方显出一些粼粼的波光。对岸的龟山电视塔亮着灯，鹦鹉洲长江大桥的斜拉索被灯光勾勒成一道道银线，桥上的车流像一条发光的河，川流不息。江风从水面吹过来，带着水腥气和初夏的暖意。

我想起湘江了。两月前我站在橘子洲头看湘江北去，今晚我站在黄鹤楼上看长江东流。两条江其实是相通的——湘江流进洞庭湖，洞庭湖流进长江，长江流过武汉，然后继续往东，往南京，往上海，往东海。水是同一个水。

本来想写点什么。但打开备忘录，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崔颢写过“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李白看了他的诗，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连李白都搁笔了，我还写什么？从古到今，多少迁客骚人在这座楼上写过诗，他们的句子已经砌成了另一座看不见的黄鹤楼，比眼前这座更高，更重，更让人喘不过气。不写了，写也写不过他们。徒增玩笑。

长江夜景（武汉长江大桥上摄）

鹦鹉洲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上摄）

横渡长江纪念碑

武汉长江大桥（于龟山摄）

下楼后去了武汉长江大桥。

毛时代第一座横跨长江的公铁两用桥，到现在早已超出原定的使用年限，火车照样从下层过，汽车照样从上层跑。桥面上还有罕见的露天电线，给过桥的电车供电。那些电线在风里微微晃动，像某种旧时代的神经末梢，还在工作，还没退休。我靠着桥栏，往远处看——鹦鹉洲大桥的斜拉索在夜色里发光，红色的，像竖琴的弦。桥上的车流川流不息，一辆接一辆，尾灯连成一条红色的光带。

本地人有个说法：手牵手一起走过武汉长江大桥的两个人，一辈子都不会走散。我站在桥上，桥面上人来人往，有情侣牵着手慢慢走，有一家三口推着婴儿车，有几个中学生骑着共享单车呼啸而过。江风从水面上吹过来，把女孩子的头发吹起来，男孩子伸手帮她拢到耳后。

我笑了笑。我只是一个人。

走散的人，不会再回来了。

在桥上站了很久。然后沿着引桥走下去，往横渡长江纪念碑的方向走。武汉段的长江宽度超乎了我的想象——不同于在重庆、在泸州看到的夹岸高山夹一江激流的景象，武汉的江面开阔得几乎像海，烟波浩渺，水天相接，对岸的灯光被水汽晕开，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横渡长江纪念碑就立在江边，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万里长江横渡”几个大字。

六十三岁，还能跃入江中，在浪涛里游几千米，风吹浪打，更似闲庭信步。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他那首词的开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写下这首词的时候是一九五六年，武汉长江大桥还在建，他在这条江里游了整整三十分钟，上岸以后写了这首词。那时候他六十三岁。五年后他六十八岁，又游了一次。一个人得有多大的心力，才能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还把长江当成一个可以挑战的对手。我在纪念碑旁站了很久。江风很大，把衣角吹得猎猎响。长江还在流，和几千年前一样。但有些人游过的地方，水会记得。

02.珞珈与喻家

旅

行

武汉大学

武大行政楼

第二天上午去了武大。

舒菡从繁重的课业里抽身出来，在校门口等我。她和高中时没什么变化——还是那种干干净净的笑，像珞珈山上清晨的光。她说：“走吧，带你逛逛我们村。”

我笑道：“你们武大不是自称珞珈山人民公园吗，怎么又成村了。”

她笑着说：“你进去就知道了。”

进去了。确实不是村。是座山。武大的树遮天蔽日，法桐、香樟、银杏，一株比一株老，一株比一株粗，枝叶交错，把整条路罩成一条绿色的隧道。老理学部的蓝琉璃瓦在树影里泛着幽幽的光，樱顶宿舍的窗户一扇一扇开着，像城堡上的箭垛。行政楼的圆顶从树冠上方露出来，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庄严——你以为是到了某个欧洲小城的市政厅，结果转角就是卖烤红薯的三轮车。武大是985里面绿化和植被最好的，这一点没什么争议。但它的好不是精致的好，是野的好。树随便长，坡随便陡，路随便拐，拐到哪儿算哪儿。一拐弯，就是一片新的风景。路上全是树毛子，飞得到处都是。舒菡揉着眼睛说，武大就这点不好，让她心烦。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发现我也在揉眼睛，笑了：“你来的太晚了，何妍来的时候还有几株樱花，你来的时候只能吃树毛子。”

我笑了笑：“我是来找你们的，不是来赏樱的。”

舒菡领我去看了他们的计算机楼，又去了图书馆。传奇地点图书馆，落地窗，每个座位上都坐着一个低着头的人。考研的，备战期末的，写论文的。每个人都在赶路。她说她现在一周满课，比高中还累。我说你学计算机的，又不是学医的，怎么课这么多。她叹了口气，说武大计算机就这样，课多破事多，卷到飞起。我们在凌波门外面转了转，聊了些近况。她说以后准备去哪，我说可能本校读研，能一条路走到黑最好。她说她的打算也差不多。天各一方这个词，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只是语文课本上的一个成语。现在它是真真切切的生活。同窗三年，然后散到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各自忙各自的，见一面要坐十个小时火车。

中午她请我在附近吃了顿澳门菜。武大的食堂一般，但她说已经算好的了。吃完饭，在地铁站里道别。她坏笑说请同学吃饭家里给报销，我说你有空来成都记得约。她说好。走了几步又回头，冲我喊记得再来。

华中科技大学

三傻大闹华科

下午去了华科。华科的建筑比武大老得多，但老得没有什么诗意——生命科学学院的楼简直是苏式的火柴盒，灰扑扑的墙面，窗户老得得像碉堡的射击孔。好在学校够大，从西到东有好几公里的公路，路边种着法国梧桐，树荫遮天蔽日，走在底下凉飕飕的。老白领着我逛他们新修的计算机楼。全玻璃幕墙，大堂挑高有四五层，从上往下看，一楼大厅里的人小得像棋子。他说：“这是校友捐的，花了好多个亿。”

我说：“呸。川大化工院的校友一帮穷鬼，捐来捐去就是捐个工程师训练中心，不肯捐大楼。”

他笑了好一会，说：“计算机当年比制药挣钱嘛。走，冠博下课了，找他去。”

他骑电动车载着我去找冠博。华科太大了，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骑电动车也要走十分钟。冠博在宿舍楼下等我们。他瘦了一些，穿着一件防晒衣，看见我就咧着嘴笑，说老远就看见你俩了，两个唐氏。

老白挠挠头：“其实华科樱花不比武大差...春天的时候两个学校想方设法把游客往对方那边弄。”

我点点头，深以为然：“双生子985是这样的。电科已经把泥川踢到大专行列里了。”

冠博没接话。他在打电话找人要寝室门禁卡，这厮把卡扔到宿舍里了。这一点倒是没变，依旧跟高中一样唐。好在最后几经波折拿到了卡，带我进了寝室。

有一说一，狠狠吐槽一句：华科的宿舍太烂了。冠博住的四人间，上床下桌看着还行，但厕所一言难尽——墙砖斑驳，水管锈迹斑斑，卫生条件更是雪上加霜。老白更惨，住的老楼，宿舍居然没有铺地砖，水泥地面，冬凉夏暖的，东西掉了捡起来就沾一层灰。

无独有偶。我在武大问舒菡武大宿舍怎么样，她说旧，一股千禧味，像上个世纪的产物。我说川大宿舍也没好到哪去。她来了句，你懂在坑上洗澡的痛吗。我说我懂。她说武大也这样。合着985的宿舍都这么烂。

生日宴（作者摄）

晚上老白和冠博有考试，先撤了。我辗转一个多小时地铁去参加表兄的生日宴。饭店在五环外，包厢不大，人很满。表兄的一帮好哥们全在，都是他大学以后认识的朋友，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没关系，端起杯子就是朋友。他们很热情，劝菜，劝酒，用各地的方言讲笑话，讲完自己先笑得前仰后合。地道的湖北菜上了满满一桌——粉蒸肉、排骨藕汤、沔阳三蒸、武昌鱼。鱼是红烧的，鱼肉嫩得筷子一夹就碎，汁水浓稠鲜甜，和着米饭能吃两大碗。众宾欢也，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表兄笑得很开心，那种被人围着、被真心祝福着的开心。

讲真，湖北菜蛮不错的。武昌鱼尤其好，刺细肉嫩，酱汁收得恰到好处，咸鲜里带一点微甜。但白天在武大的时候，舒菡跟我说她不喜欢湖北菜。我当时不解——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会不喜欢？后来她说她也不吃湘菜，我就懂了。不吃湘菜的人，对湖北菜挑挑拣拣，那再正常不过。众口难调，开心就好。

请输入文本

散了以后，我盛情邀请冠博出来一起住。他来了，背了个双肩包，包里装着换洗衣服。躺在床上，本来都累了，熄灯之后却莫名其妙聊了起来。从大学聊到高中，从高中聊到理想，从理想聊到现实，从现实聊到二次元。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以后想干什么，只知道得先把第一关过了——保研或者考研。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能不能这样的问题。他听着，在黑暗里叹了口气，然后意识到他的处境只比我难。上次和人聊到凌晨三点，还是在成都见佳烨那天。许久我们都没说话，就听着空调外机的嗡嗡声，过了一会儿，他翻了个身，呼吸慢慢均匀了。

03.各在江湖

旅

行

汉口火车站

第三天上午，他送我去汉口火车站。

出地铁的时候，我给于洋拨了个视频。路上时间还早，找了一家面馆吃牛肉面。面端上来的时候还冒着白汽，红油汤底，色泽鲜艳。我们埋头吃面，没怎么说话。于洋在浙大，隔着屏幕看我们俩在面馆里坐着，一脸懵逼。我和冠博轮流骂他，想到哪骂到哪。于洋在屏幕那头骂回来，骂完自己先笑场了。

吃完饭，转头去火车站。我和冠博在进站口道别。他站在栏杆外面，我站在栏杆里面。中间隔着半人高的不锈钢栏杆，和一整个学期。

“有空来成都。”

“一定，现在太忙了。”

我说：“奇了怪了你们三个人，两个华科一个武大，都学计算机，怎么个个忙冒烟，就我啥事没有。”

他笑了，耸耸肩说：“让你小子他妈上到真大学了，我们读的是高中。走吧，到了报一声。”

我挥了挥手，转身进了站。回头的时候他还在栏杆那儿站着，看我回头，又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走了。

武汉那三天，太阳大得离谱。我还没带防晒，脸和脖子黑了一个色号，走在路上像个刚收完麦子的农民。出发回成都的时候，车过荆门，窗外忽然下起雨来。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是那种像天漏了一样的大暴雨，雨幕在车窗上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外面的田野、村庄、高压线塔全被白茫茫的水雾吞掉了。车过恩施，雨还在下，车门处都积了水，乘务员拿着拖把一趟一趟地擦。

深夜躺回成都的宿舍里，手机忽然弹出一条提醒：武汉暴雨红色预警。我看了一眼窗外——成都这边还是多云。然后给舒菡、冠博、老白三个人同时发了条消息：“暴雨，注意安全。”过一会儿，三个对话框依次亮起来：“收到”“好嘞”“你到了没”。我回了句已经上床了，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

栋神的鼾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我想起曾侯乙编钟，想起越王勾践剑，想起黄鹤楼上那些我没写出来的诗。想起武汉长江大桥上那个关于不会走散的传言。然后闭上眼。

江湖很大，各自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