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丨武汉大学与校友割席,母校不该是毕业生的道德审判官

母校不该是毕业生的“道德审判官”：评武大与校友“割席”风波

在这个本该歌颂母爱的五月，手机厂商OPPO的一组母亲节广告文案意外翻车，原本这只是一场公关层面的危机。然而，随着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一纸严厉声明，这起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微妙而荒诞的转变。

人们惊讶地发现，当舆论的炮火指向广告创作者时，其母校不仅没有选择沉默或私下沟通，反而第一时间站在高位进行公开谴责，这种急于“清理门户”的姿态，引发了比文案本身更深层次的社会讨论。

职场行为，为何要由学校来“背锅”或“问责”？

回看那组引发争议的文案，诸如“见另一个恨不得穿婚纱”等表述，确实存在过度娱乐化、解构母爱神圣性甚至低俗化的嫌疑。中国广告协会的下场提醒，也是基于行业规范的正常履职。但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反应，却显得有些“用力过猛”。

在声明中，院方不仅确认了负责人余某的校友身份，更用了“严重抵触”、“极不认同”等重话，甚至要求校友拿出勇气面对批评，并肩负起社会责任。

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的逻辑错位：广告文案是企业行为，是团队协作与多级审核后的商业产出。在一个大型成熟的企业体系里，任何一个创意的落地，都要经过策划、创意、法务、品牌等多个部门的层层把关。将一个商业项目的导向偏差，全然归咎于团队中某一个人的“立德树人”出了问题，这既不符合职场常识，也是对个人责任的过度放大。

更让人费解的是，院方在声明中还特意提及余某在校期间曾因助人为乐受过赞誉。这种“今昔对比”的叙事方式，无形中给校友贴上了“道德滑坡”的标签。难道一名学生毕业多年后的职业失误，可以直接推导出其人品败坏或母校教育失败吗？

“长臂管辖”背后的免责焦虑

大学对学生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播种与能力的培养，而非终身的“无限连带责任”。

如果按照武大文学院的逻辑，只要毕业生在社会上出了错，学校就要出来道歉或谴责，那么教育的边界将变得无限模糊。如果一名学建筑的学生在工作中参与的项目出现了质量瑕疵，建筑学院是否也要发声明称其“背离了建筑精神”？如果一名学金融的校友在投资中违规，经管学院是否也要站出来与其“划清界限”？

显然，学校既无法为毕业生的职业成就全盘揽功，也无须为他们的职业过失公开背书。

武大此次之所以反应如此迅速且激烈，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深深的“免责焦虑”。近年来，武汉大学多次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从图书馆风波到各种校园管理争议，校方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应激反应”。当互联网上出现将广告争议引向学校教育的苗头时，校方第一反应不是审视这种关联是否合理，而是迅速做出切割姿态，试图通过否定个体的职业操守，来保全机构的品牌形象。

这种做法看似是在维护“立德树人”的尊严，实则是在舆论压力面前的“弃车保帅”。它不仅缺乏对校友的基本温情，更显得缺乏底气。

大学之大，在于风骨而非公关

一所拥有百年底蕴的名校，其声誉不应如此脆弱。真正的名校风骨，应该是在风雨来袭时，能够为学子提供一片理性的避风港，或者至少保持一份中立与从容。

当一个社会陷入动辄“连带追责”的非理性情绪时，大学本该是纠偏的力量。它应当告诉公众：职业归职业，学术归学术，个人归个人。遗憾的是，武大这次的选择，恰恰是在顺应那种“一人犯错，全家（校）连坐”的逻辑。这种通过公开羞辱自家毕业生来向公众“表忠心”的做法，不仅让在外的校友感到心寒，也让社会看到了高校在面对舆情时的局促与慌乱。

大学不是企业的公关部，也不是社会的道德法庭。它最重要的职责是培养独立人格和批判性思维。如果学校带头将复杂的职场决策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批判，那么它教给学生的，恐怕不是如何承担责任，而是如何在压力面前迅速寻找替罪羊。

结语：别让“切割”冷了学子的心

OPPO的文案确实错了，错在对母性缺乏敬畏，错在商业创意的庸俗化。但这种错误应当由企业承担商业代价，由行业协会进行规范。

而母校的介入，让整件事变了味。我们希望看到的大学，是在校友取得成就时报以掌声，在校友遭遇挫折或犯错时，能给予私下的引导与警示，而非在舆论最汹汹时，反手递上一把名为“大义灭亲”的刀。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里的“大师”，不仅是指学术造诣，更是指那份包容万象、不随波逐流的定力与胸怀。失去了这份定力，再响亮的校名，在公众心中也会渐渐失去分量。

希望未来的大学，在面对舆情漩涡时，能多一份守护学子的温情，少一份急于免责的冷漠。毕竟，校友与母校的纽带，不应如此经不起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