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与历史|8年,他记录了一个武汉深巷里的江湖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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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宏杰是个摄影师，也写作。他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贴近底层社会、有丰满的人生故事以及，整个记录的过程耗时数年乃至十数年。他之前广为人知的作品包括《中国人的家当》和《最后的耍猴人》。这次他记录的是武汉最后一个民间楚戏班，你看到的不是戏曲文化，而是戏班成员的人生故事，他们之间纠葛纷争，自身起起伏伏，没有长吁短叹，只有武汉人的生猛。包括这本《最后的江湖戏班》在内，这些作品的契机和成型的条件，可能都离不开他所供职的《中国国家地理》这样的机构媒体平台。但马宏杰眼中并不是只有“选题”，作为做过工人也做过记者的人，他对如何叙述普通人的生活极感兴趣，这些画面和主题是他的表达契机。同时出版的其实还有他职业生涯概述《拍摄人间》，两者结合来看，马宏杰更像一个社会纪实创作者，他试图留住他认为有价值的社会记忆。马宏杰喜欢旅行作家保罗·索鲁，他认为后者的犀利为其所记录的风景赋予了别样的意义。在马宏杰的写作里，你能看到他的批判思维。他不是一个隐身的叙述者。和之前的作品一样，《最后的江湖戏班》很容易让人产生对历史洪流和人间百态的感慨。创作这份作品在当下越发显出奢侈意义：不是发掘日益稀缺的拍摄对象，而是如何一如既往耐心对待自己的创作初衷。经“北京贝贝特”授权，我们摘选了开头内容分享给读者。本书现已上市，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
2018 年 12 月，我第一次被武汉摄影师方三勤带到了老汉口房屋密集、街道狭窄的迷宫般的巷子，找到这个隐匿在拥挤楼房中的小戏班。武汉城市很大，在中国排名第五，这里给人的感觉却是紧缩在一起，这种楼房间距的紧凑感，大概是中国沿长江城市的典型特点。在这种密集挤压下，狭窄的巷子里汇集了所有的生活场景，路边全是小商小贩，卖五金电器的、修车配钥匙的、收废品的、弹棉花做被子的、按摩修脚的……囊括了吃喝玩乐的种种。这里是最后的老汉口所在地，也是武汉市井烟火最为浓郁的地方。陈旧楼房吸附着几十年的尘埃，显得暗淡无光。巷子上空架设着密密麻麻的网线、电视线、电话线，上百条线缆绞在一起，像一条斑纹蟒蛇在巷子上空穿行，随后又形成一张张蜘蛛网，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十字街口的电线上挂着一个广告牌，上面用红字醒目地写着“性用品”。从阳台伸出的竹竿上，晾晒着上衣、裤子、被单、底裤、文胸、鞋垫、袜子。端着武汉特有的热干面边走边吃的人在广告牌和衣物下低着头穿行。小店里的饭菜极为便宜，门口立着一口大锅，锅里煮着各种动物内脏，一碗热干面三元、酸辣粉三元、酸汤水饺四元、鸡蛋汤圆四元、蛋酒两元，人们吃得津津有味。各种人物、各种味道、各种气息混杂在一起。早晨的阳光从楼间的缝隙中斜射到巷子里，卖包子的小贩打开笼屉时， 一股热气升起，在阳光下形成了一道晨雾，让巷子变得有一些生机。“如果不是准备拆迁，我们拆迁办进入，我也不会发现这个戏班。”方三勤说。从三民路开始，路边就打出很多口号条幅，写着“政策不会变，早签早搬新家园”“楼上楼下签了，隔壁左右签了，您就放心签吧”。“这里准备拆迁，去年我们就进驻，动员这里的住户早日签署同意拆迁协议，但是很难。老百姓都认为赔偿得太少， 那些钱根本不够买一套原面积的房子，这里的地段又是市中心，价格远不是这样的低，所以拆迁工作进展很慢。”方三勤边走边跟我说。继续走进巷子深处，标语横幅越来越多，每隔五十米， 空中就拉着一条红色横幅，写着“ 别担心，先签不比后签少”“政策如一，标准如一”“改变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似乎在时时提醒住在这里的人们别忘记搬迁走人。在一条横幅下面坐着一个三轮车夫，看他一筹莫展的样子，我猜他今天还没有找到活儿干。旁边的小店主往门口摆着货物，人们该干吗还干吗，横幅上那更好生活的口号似乎和他们没有关系。戏班所在地是这片密集巷子的中心，门上挂着一条横幅， 上面写着“楚戏文化乐园”，下面还有一排小字，写着：内设棋牌、戏剧、茶座。进屋就得掏钱，第一次去，我只看了一场戏，其间老板娘迫切地要走了 20 块钱戏票钱，看戏的心情被打扰，我拍了几张照片就离开了。也正因如此，我感受到这个戏班会有精彩的故事。第二年，我趁“五一”假期，专程去这个戏班做了几天的采访。戏班在一间像仓库一样的房子里， 每周三开戏一次。百十平方米的空间里聚集了二三十号人，屋子中间有一个小舞台，只有十平方米大小，台上演员的动作施展不开，他们拿捏着动作的幅度，尽心尽力表演，看戏的人多为老人，他们似乎不受任何影响，专心致志地品味着只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戏剧依恋。我以为这些老演员、老观众是为了爱好，坚守着最后的楚剧班子，为一个偌大喧嚣的都市注入几声原始的唱腔，虽说不算什么激情高昂的情怀，却也是一种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然而，这次采访，市井文化夹杂着令人意想不到的个人情感、苦难、心计，以及复杂的人性，毫无保留地展示在我面前。由于是早晨，戏班没有演出，剧团团长垂着头坐在椅子上打盹，没有听到我们进来的脚步声。房子里放着两张麻将桌，椅子、煤气罐、锅碗瓢盆等用品占据了屋子的每个角落， 中间有一道布帘，布帘下就是戏台。不演出的时候，这里就是吴团长放床的地方，他每天睡在这里，如同一只动物睡在窝里，体现不出任何作为团长的风采。武汉是中国的四大火炉城市之一。五月时已经很热了， 不透气的屋子里散发着一种混合了身体气味的浊气，让人闻着很是不舒服。吴团长敞着怀，穿着随便，衣服很旧，相比起剧团团长，第一眼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他的头发有一半谢顶，剩下的头发也稀疏可数。“叫我老吴就行，吴团长也可以，我的真名叫吴正彬。”“我是 1943 年 2 月 16 日出生，老家在汉阳县（今武汉市蔡甸区）大集区小集乡吴家湾，后来搬到汉口。我们家出了几个有名的楚剧人物，一个是王玉珍，是《洪湖水浪打浪》的演唱者，一个哥哥王智明（音），加上嫂子赵玉平（音），还有一个姓郑的。我是学评书的，之前在文工团工作。”刚和我接触时，吴正彬很热情，乍看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随着他说话，我才开始觉得他并不简单，且深藏不露，是个老江湖。“没有人让我学，我十几岁就跟着草台班子跑龙套。戏班子来村里，我就给人家搭手干活，他们唱完了给我几毛钱花。1959 年，我考进了武汉市汉剧的戏校，初中毕业后，我父亲不让我再唱戏，要我到长江航运公司做调度工作，从重庆开始，巫山、奉节、巴东、宜昌、沙市、武汉、黄石、无锡、九江、马鞍山、铜陵、涪陵，再到南京、高岗、上海、镇江， 这些地方都是我的调度范围。”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笑得皱在一起。我想，在那个年代，他是手握一定权力的人。“那是李富荣的妈妈张学兰。”他指着坐在一边的一个老太太，“她资格老，在戏剧专业上搞了一生，我之前还给她跑过龙套，她最后没有落在一个好位置上，人事落到了京山县（今京山市，湖北省荆门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要是落在武汉市，她怕是要红透半边天。”这间房子有百十平方米，屋子的角落被各种用品占满。团长吴正彬坐在屋子里的椅子上打盹。一条布帘之隔，前边是舞台，后边是吴正彬睡觉的地方。吴正彬的老婆叶秀文在室外晒着太阳打瞌睡，两人的梦境一定不一样。“她没有进到省属、市属的剧团，地方话称‘这人没有进一个好庙’，没有‘好庙’，就供不起这尊‘神’，演得再好也发挥不了。我之前汉剧团的同学，现在个个都是红角，每月都有八九千块钱的收入。”1984 年，长江航运公司所属的洪山区文化局找到吴正彬， 让他组建文化剧团，应对日益红火的演出市场。于是，吴正彬担任团长，组建了武汉市百花楚剧团，取自“百花齐放”的意思。“文化大革命”时期下放了很多戏剧演员，1976 年后， 这些演员都返回了城市，正处于无处安置的状态，吴团长就把一些演员收编在他的剧团。说到这，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脸上很是得意。“当团长当然不错，但是你会唱戏吗？”他看起来并不像会唱戏的样子。每个演员都有自己最拿手的角色，我追着问他：“您唱什么角色？”“我什么都唱，内角、外角，杂巴角，都会唱，主要唱丑角。‘一顶乌纱头上戴，两个衙役来听差’，这个就属于丑角戏。‘三六九日把堂坐，四平八稳坐起来，五心不定想搞两个， 六亲不认想发财’，这也是丑角戏。再就是桥段，婆婆、媒婆、怨妈，这些角色都是我的。”他摆着手，做着动作，嘴里念着口白，顺便给我介绍。他的念白词讲得很有趣，在剧团里熏了几十年，只要不是主角，他都能扮上装，上台唱起来，即便词错了也是一场戏。戏曲中，京剧的唱词讲究“准纲准词”，不能唱错，其他的戏词相对灵活些，只要押韵顺口、情节合理，就好往下唱。“从 1978 年开始到 1995 年，我的戏班子很兴旺、很赚钱的，还给国家上缴利税。那时候戏曲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我的剧院位置在民众乐园，全国来交流的演员都知道武汉民众乐园。民众乐园八年换了五届经理、主任，但是剧团效益好，一直不换我们。一直到 1995 年的时候，民众乐园被撤销， 我就搬到了安徽街。安徽街的剧场，我投资了好几万——建有五百多个座位的剧场，白天基本上是满座，夜晚八成满座。”吴正彬说，他的戏班演员很多，他就把演员分到四五个戏台子唱戏，每个演员一个月的工资是五百块钱，剧团一年下来能赚几十万元，主管的文化局按总收入的百分之十提成。吴正彬在民众乐园的演出一直持续了十五年之久。随着房地产的开发，演出已难以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地方政府就将民众乐园卖给开发商，用于开发房地产项目。吴正彬开始带着自己的剧团游走演出，哪里有剧场就去哪里演。2003 年，戏曲剧形势开始走下坡路，安徽街也拆迁，剧团的演出场地不停更换。吴正彬先是在中山大道福庆面馆投资了一个剧院，已经装修完成准备演出时，消防验收没通过， 需要在中山大道一侧修建一条紧急消防通道，得再花十六万元，于是吴正彬放弃了，已经投入的十几万元也打了水漂。接下来的几年，他拉着演员东拼西凑地到处跑着演出，这里演一段，那里演一段，慢慢地演员少了，观众也少了。随着时间推移，游戏、电影、网络这些新的娱乐形式开始挤占戏曲市场，新一代的年轻人中更没人愿意再看戏。2006 年，吴正彬终于找到现在这个地方，带着一支三十多人的演出队伍搬了进来，在这里安家落户，现在每个月的戏班在巷子深处一间不起眼的房间内，只有演出时传出的唱声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房租是两千八百元。虽说地方不大，但是吴正彬吃住在这里， 演出也在这里，再也不用到处漂泊。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每周三、四、五，剧团雷打不动演三场戏，后来变成了现在的每周一场。听戏的人越来越少， 之前那些唱戏的演员也老了，死了不少；健在的大多不唱了， 成了这里的观众，在这里娱乐消遣，打牌看戏。每天来这里玩的人，少的时候只有四五个，多的时候有七八十人。虽说每周只有一场戏，剧团演出的环节和程序一样不少。最常上台的是几个“老戏骨”，算上打鼓的、敲梆子的、拉二胡的，还有梳头的、化妆的、管衣服的，一场戏下来需要不少人。“演员一星期只来这里演出一次，唱一场戏，够糊口吗？” 我问道。“演员都是退休的人，他们都有退休金，来这里就是为了乐一乐，是一种乐趣。像我坐在家里，一个月也可以拿几千块钱退休金，靠唱戏赚钱那不得饿死人嘛。”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一周只演出一场，只能坐十几个人的剧场，能有多少收入。“戏曲是一种不动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再不搞，也就没有人搞了。我可不是吹这个牛，武汉现在已经没有楚剧团了，现在干这个赚不了钱。”他是不是武汉唯一的楚剧团我不知道，但是他敢这样说， 样子还很自信。如果武汉真的仅存他这个身居闹市的小楚剧团，我倒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边哪有收入呢？”他一脸不解的样子，好像在装糊涂。“我们现在都是自负盈亏。观众有打赏的钱更好，如果没有打赏我就给三十块钱，你懂我的意思不？一个演员只有三十块钱的演出费。”当家演员有三十块，跑龙套的给二十五块。如果一个演员唱得好，观众打赏得多，吴正彬不但不用给演员钱，还可以拿百分之五十的提成，这些钱则用来分给工作人员，梳头的一次给二十五元，打鼓的、敲锣的、拉二胡的都是三十块钱，用于弥补他们的出场费。这样算下来，没有一个人能拿到五十块钱，一场两个小时的戏，也就赚一顿饭钱。“有时候观众打赏几百上千的都有，他戏唱得好，就有人来抬他，就连跑龙套的也有人给他打赏六七百的，有人抬在戏院是很风光的事情。”“就像过去戏院里的演员，要是演得好，观众就会往台上扔钱、扔珠宝一样？”这是我在电视剧《大宅门》中看到的一幕。“对，过去演戏想出名，必须得有钱有势的人来抬他。像京剧的名角梅兰芳、马连良和豫剧名角马金凤都是这样。这是戏曲行道上的规矩，明白吗？”吴正彬加重语气，既肯定又兴奋地说道。“抬演员的钱你收多少？”我直接追问，也许这个行业规则在过去不能说，现在总该可以说吧。“抬钱上了一千块钱，我就跟这个演员三七分，如果不上一千块钱，那就要五五分。因为我要用这些分成的钱给那些化妆的、敲锣的、打鼓的、跑龙套的人支付费用。”“今天就到这里算了。”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吴正彬的一句话让我们今天的谈话戛然而止，我不知道是哪个问题触动了他哪根神经，总之，我感觉到他对钱很敏感。我只好终止问话。题图来自电影《椒麻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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