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们村的武汉知青

    1970年代后期，我们大队曾经有一个知青点，住着二十多名知青，算是规模很大的知青点。我那时正在上小学，很多事都只有模糊的印象，但也有一些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我最早听说“知识青年”这个名词，与插秧有关。生产队里的社员们说，来了一群知识青年，都是武汉伢，下田插秧被蚂蝗叮了，满腿流血，女孩子们吓得哭，太可怜了。

    所谓的蚂蝗就是水蛭，是一种生活在水田里的软体动物，身上长有吸盘，专门吸血，一旦吸上血就不松口，还往肉里钻，有时甚至半个身体都钻进肉里去。这东西生命力还格外强，你就是把它切成两段，只要有水，它就还能活过来。我们这些农村孩子都怕蚂蝗，娇弱的城里女孩被这么可怕的动物叮上吸血，还钻进肉里，能不吓哭吗？

    对于这些知青，社员们是很同情的。我的母亲就经常念叨“这些孩子真可怜”“爹妈该有多心疼”之类的话。我们队里的妇女们心疼女知青，尽量不让她们插秧，宁愿自己多干一些，社员们的善良可见一斑。

    社员们对知青不只是同情，有时甚至会表现出一种讨好。比如有一段时间，由于大队知青点宿舍不够用，新来的两名知青被安排到我们生产队，住在仓库的一间小屋里。小屋不能做饭，队长就安排他们轮流到各家吃饭，叫“供饭” ，我们家也供了几天饭。两个知青年龄都不大，也就二十岁上下。供饭的那几天，我母亲上午不用上工，专门在家为知青做饭。母亲把平时舍不得吃、只用来招待客人的咸鱼、鸡蛋、腌肉等等悉数拿出来，每天都做一桌子菜招待他们，而我们姊妹几个只能在厨房吃胡萝卜和腌韭菜。知青们对我母亲也都很客气，吃完了都夸味道好。

    我们大队有个文艺宣传队，知青是宣传队的绝对主角。我记得知青们经常在大队礼堂里排练唱歌跳舞，这对我这个文艺积极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总是一下课就往礼堂跑，扒着窗子看他们排练节目。有一次少先队的辅导员杨老师通知我们，今天公社的领导要来观摩表演，大家都不要去扒窗子看。但我置若罔闻，照样一下课就跑过去看，结果被杨老师一把拧起，揪到办公室罚站了一节课。

    我们大队的小学里有不少知青老师。先后教过我的知青老师有三位，一位姓邱，一位姓王，一位姓蔡。

    邱老师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老师，是武汉人，很严厉。实话实说，他是个非常负责任的老师，但正因为他太负责，我们都不喜欢他。我是学习委员，各科成绩都拔尖，但邱老师对我也照样严厉。有一次我的家务活太多，作业写得有些潦草，邱老师在我的作业本后面用红色墨水写下了一大段话，最后严厉警告：你抄作业的行为非常恶劣，“一害革命事业，二害自己!”这几个字我至今记忆犹新。天地良心，我没有抄作业！邱老师教了我一个学期，后来回城了。

    王老师是我四年级时的班主任。虽然我是班干部，但我对他的印象不如邱老师那么深。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留下印象深刻的人，要么很坏，要么很好，要么很有特点。对王老师，我既不喜欢也不讨厌，所以没多少印象。他长得比邱老师帅，但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有点吊儿郎当，对学生不太热情，也不怎么关心。他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就离开了。

    蔡老师是女知青，一头短发，很精干。她的男朋友也是知青，也在我们学校教书，模样很斯文。他们俩人水平都很高，在学校很受学生们尊敬。蔡老师只教过我几节数学课，是因为我们的数学老师临时有事，她来代课。不久她就考上大学走了，她的男朋友则在前一年就考上大学回城了。

    我查阅过相关资料，1970年代，大批知青到沙洋农场和周边农村插队，其中以武汉知青为主力。我们大队的插队知青几乎全部为武汉知青，他们在这里奉献了最宝贵的青春岁月。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同年12月湖北知青统一考试，沙洋中学、沙洋师范都设置了考点，考生主要是沙洋农场及周边农村的知青。1978年，一些考上大学、招工进厂或病退的知青陆续离开了我们村。1978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知青开始集中返城。邱老师、王老师和蔡老师应该都是1978-1979年间返城的。

    改革开放初期，伤痕文学流行，很多文艺作品都表现了知青插队时的悲惨遭遇。但以我小学生的眼光来看，我们大队的知青们比起小说电影里那些知青幸运得多。如今我和村里的老人们谈起当年知青的事，老人们都说，知青们都很好，吃得饱饭，也没干过太多重活。

    生活当然不只是吃饭和干活，我们这些站在远处的旁观者，不可能了解当局者的真实生活。我听说过当时有一对知青谈恋爱，女知青怀孕了，公社来人要严肃处理他们，但大队的治保主任是个好人，同情知青，力保他们，最后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知青的故事，也是乡村发展变迁史上不能略过的一页。虽然对农村来说，知青只是过客，农村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发生多大改变，但知青们的人生却从此被改变。那段插队的青春岁月，是他们最不能忘记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