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开放校门,北京大学遥遥无期,因为北大教授懦弱自私

自一百多年前建校以来，一直开放的北大校门，在2008年奥运会这一特殊时期，推行了出入校门查证件，非本校人员不得入内的门禁制度。

奥运会那一段期间，谁能想到，原本只是一项临时性制度，日后竟然成了永久性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2023年初，北京大学一位副教授李植，因为反对北大“外人禁入”的门禁制度，直接冲过关卡，跨栏进入校园，与保安发生纠缠和赛跑，迅速上了新闻。

在当时写的一篇文章中，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排他性边界，无形中制造了一项特权，这种特权给北大和厦大（ 门同样不让进）教师们带来极大优越感。尽管和校门自由进出的开放时期对比，教授们的原有利益总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因为非本校人员从此进不去了，北大和厦大教授们便感觉自己享受了特权，从而优越感爆棚。大家别看大学教授们平时喜欢高呼自由、平等、博爱，一旦尝到特权的滋味，他们同样舍不得失去它。”

很快，一条又一条留言朝我飞过来。有赞同的，有不赞同的。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位北大教授的观点。

他说：

“北大普通教师哪有权利决定校门该不该让外人进出？全是书记校长的决定。校领导不愿担当，只为便于校园管理，才决定不让外人随便进出北大的。”

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又接着说：

“其实，北大教师大多数都是反对这项门禁制度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教师们根本没有话语权。所以，你批评大学教师，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几乎没有十秒钟的迟疑，我毫不客气地反驳他：

“既然大多数北大教授都反对，为什么这项门禁制度能够实行十五年之久呢？我十分好奇，你们究竟是怎么反对的？”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请问虞先生，你需要什么样的反对呢？”

我纠正他说：

“请你注意，持反对态度与公开正式提出反对，可完全是两回事哦。也许，你混淆了两者的本质区别。”

他......

我继续说：“或许，你只是听到自己的身边一些北大教授在私底下表达反对，便想当然地以为，大多数教授都挺身出公开正式反对了。其实，背地里反对，根本就不算反对，充其量不过是站在‘安全地带’发发骚扰而已。那根本不需要道德勇气。唯有公开正式提出反对意见，才算真正的反对。”

他说：“有啊，有教授给校长信箱写信的。还有教授在会议上提出批评的。”

我说：

“请问，是有教授？还是大多数教授？‘有’与‘大多数’可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哦。千万别混淆！”

足足三分钟，他无言以对。

我接着驳斥：“我很难相信，在大多数北大教授都公开给校领导写信或开会反对的情况下，这项制度能够推行十五年之久。很有可能，你只是在为北大教授群体的形象做辩护。”

他继续沉默。

我趁热打铁：“另一种可能是，只有极少数教授真的公开正式提出反对了，然后，你想当然地以为，大多数教授也都这么做了。所以，我很想问你一句：你自己是否给校长信箱写过信？你在会议上公开反对过了吗？”

他不正面回答，而是说：“你不信就算了。你这个人简直是太自负了。”

我说：

“好吧，我后退一步，假如真如你所言，北大大多数教授都主张开放校门，而且都曾经写信给校领导信箱，或在会上正式公开提出反对门禁的意见了。校领导不听取教师们的意见，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过去十五年间，在北大近一万名教师中，除了李值教授一个人敢于为反对门禁而闯关，为什么其他没有一个教授愿意为捍卫自己内心的正义而跨栏闯关呢？毕竟，门禁制度，不是国家法律，只是北大家规。闯关，毫无法律风险。”

一分钟过去了，他没有回应，我接着说：

“这个连自己眼中不合理的家规，都没有勇气改变的北大教授群体，公众能指望他们推动社会进步吗？北大校门能够关闭十五年，难道和北大教授的懦弱自私无关吗？”

我和这位我不知道是谁的北大教授的辩论到此为止，他没有继续回应我。

我对教授群体的鄙视更浓更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