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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过武汉的游客或者是武汉本地人,一般都去过江汉路,江汉路南北两边各有一个口子,如果你是从北边循礼门这个口子跨过京汉大道进入江汉路,你就会见到江汉路上北边的第1个商业体,叫M+购物中心。在它的正对面有一个小区里弄,叫

泰宁里,位于汉口江汉路与保成路之间,北至京汉大道,南至泰宁街,东至保成路,西至江汉路。这一条巷子,现在巷长80米,宽2.5米。里内支巷纵横,出入口众多,其中东北二口通保成路,东南二口通泰宁街。泰宁里之名由泰宁街派生而来,路边也有路牌


顺着门牌号码汉口江汉路步行街泰宁街22号附6号找,就能看到这个地方。

时间回到19世纪1886 年,这里属于汉口华界,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那时候的汉口江汉路,街面上还是青石板,路上跑的是黄包车,

江边停满了帆船。那个年代汉口是通商口岸,洋行一家挨着一家,街上外国人多了去了,大家也见怪不怪。

开在江汉路北边的入口附近,现在M+购物中心对面那块地方,当年就是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小楼。两层小楼,楼下卖点日本进口的眼药水和日用品,楼上是个小诊室。老板是个日本人,三十岁左右,戴副金丝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王东明,湖北话说得比不少本地人还溜。
这人平时就干两件事。看病,写诗。
医术确实不错,穷人来看病不收钱,有时候还倒贴药。汉口的老百姓都念他的好。他还喜欢跟当地的文人喝酒吟诗,收藏中国古籍,一聊就是大半夜。连张之洞身边那些幕僚都常去他店里坐坐,跟他聊诗词歌赋。那时候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一个住在汉口的日本人,喜欢中国文化,多正常的事。他被汉口人称为"大善人"
要是我没看到后面那些档案,估计也会这么想。

这是他的真名,日本人称之为“每五百年才降世的一大伟人”,“西乡隆盛之后之一大人杰”。他1885年毕业后,入陆军参谋本部,于“支那科”任职。他曾口出狂言:“日本应该攻取并统治中国,以中国作为‘东亚复兴’的基地。”“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他提出来的。1886年,以陆军中尉的身份潜入上海。同年他来到汉口,他带的不是什么医书,是一本空白地图册、几支铅笔,还有一本《本草纲目》用来装装样子。上面给他的任务就一个——把全中国当然也包括武汉这座城的底细摸透。
我看到那份报告的时候,手在鼠标上停了好一会儿。
汉口乐善堂建立后,以汉口为据点,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十几个重要城市建立分支机构,组成一个覆盖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
在组织架构上,乐善堂分为"内员"和"外员":
外员的伪装手段令人叹为观止:
他们自称这是一场"四百余州探险"运动——从两湖到四川,从陕甘到滇贵,从新疆到西藏,甚至深入到西藏高原。

他们的情报搜集细致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他们编绘了"对每一个村庄、每一条道路、每一座小丘甚至于水井,都清清楚楚"的军事地图(面上看,如同现在的所谓旅游攻略)
荒尾精还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将中国人分为六类,作为侦察和拉拢的重点:
乐善堂的结论是:"得一人如获一乡一镇之人"。他们据此建立详细档案,设法结交、拉拢这些人物。
更令人震惊的是,乐善堂还与中国下层秘密社团——哥老会、九龙会、白莲教等——建立了广泛联络,为日后在辛亥革命等时期赢得中国内部势力信任埋下伏笔。
1889年4月,也即甲午海战爆发的前5年,荒尾精将乐善堂创立三年来获得的大量情报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编纂成了数万字的《复命书》,提交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荒尾精回日本后,这个机构由参谋本部派来的根津一大尉接管。根津一将汉口乐善堂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的情报分门别类整理,编纂成三大册二千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这部书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然后日本参谋本部根据《清国通商综览》以及后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编辑的《支那省别全志》这些材(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与乐善堂的关系我们另案再讲),于昭和十六年(1941年)八月一日编辑印刷出版了《武汉周边地区写真兵要地誌》,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材料呢? 先看封面与目录




我翻了几页,内容细得让人不太舒服。长江从汉口到武昌这一段,哪段水深哪段浅,流速怎么样,江面多宽,数据都有;桥有多长多宽、能过多少重量的东西,一个个标出来。哪个街区住了些什么人、房子什么结构、水井在哪、出了事往哪跑最快,全记在本子上。汉阳兵工厂怎么布局的、武昌造船厂车间怎么分布的、火车站有多少条轨道,摸得一清二楚。
1894年甲午战争一打,清政府把乐善堂封了。但那些清朝官员拿到他的笔记本和地图,根本看不出来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翻了翻,觉得就是些旅游手记,没收了事。
荒尾精呢?早就带着副本回了日本。
再后来,1938年秋天,日军轰炸武汉。有人后来对照过轰炸坐标和那份《武汉兵要地志》,能对上不少。也就是说,这座城市后来的某些伤口,在半个世纪前就被一个日本人用铅笔在笔记本上画好了。你仔细想想,有点瘆得慌。
1898年,清政府签了《汉口日租界条约》,把汉口下尾到六合路那片地划给了日本。从那以后汉口就有了块国中之国。
我一开始也以为日租界就是日本人做生意的地方,跟现在那些外国领事馆区差不多。但后来查到的数字让我改了想法——那根本不是什么商业区,那就是个情报站,只不过披了层做生意的皮。
从1898年到1937年,住在汉口日租界里的日本人,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好几千。表面上各行各业都有,做生意的、教书的、当大夫的、写文章的、搞工程的。但你知道实际什么情况吗?差不多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在给日本军部干情报。这个比例是我后来在一本史料里看到的,具体数字记不清了,但反正低不到哪去。
也就是说,光在那一块地方,就有几百上千人在给日本军部打工。开洋行的老板负责收集经济数据,开诊所的大夫打听社会情况,写文章的记者盯着军政动态,还有开那种场所的,专门负责接近军政官员套话。分工细得很。
这些人不是住几天就走的。他们在武汉住十年、二十年,有的甚至住了半辈子。很多人娶了武汉本地女人,生了孩子,一口武汉话说得溜得很。平时跟邻居打牌、跟街坊聊天、过年一起贴春联,看起来跟普通人家没区别。
我看过一份当年的审讯记录,有个老街坊说了一件事。隔壁住了十几年的日本邻居,搬家那天他们还去送行了,那家人还哭了,挺不舍的样子。后来才知道,那些年每次去日本邻居家做客聊的那些家长里短——谁家孩子在当兵、哪个码头最近来了新货、街上怎么在修工事——全被人家记下来,按月发回了东京。
你想想,十几年啊。你跟一个人处了十几年,把他当邻居、当朋友,结果他一直在记你的事,报给另一个国家。这事搁谁身上都受不了。
1938年7月12日上午,日军飞机飞到武昌上空,对着胭脂路、粮道街、司门口那些地方扔了炸弹。那天就是个寻常的早晨,街上有人推着板车卖早点,有人赶着去上班。然后炸弹就落下来了。
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说一千多的,有说更多的。反正死伤惨重。
那时候在地面没有间谍呼应,我还真的有点不相信了
上周末我又去了一趟江汉路。日清银行大楼还在,老建筑的气派还在。但乐善堂的位置早就拆了,人来人往,卖热干面的摊子排着队。
我在江汉路站了一会儿,抽了根烟。周围全是逛街的年轻人,没人知道脚底下这块地方,一百多年前住着一个日本间谍头子
我本来不想写这篇文章。有些事情,知道了比不知道难受。但翻完那些档案之后,我觉得还是该写出来。不是为了让谁恨谁,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有些历史,不是书本上那几个字能概括的。那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选择,具体的代价。
下一篇我来写写,一个药店老板是怎么调动整个日本的资源的,一个普通日侨为什么甘心给国家当间谍。答案是日本那套从天皇到平民的举国间谍体制。这个体制,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看到这儿呢,我也因为这篇文章啊,整个跨度是很大的,材料的收集也很艰难,因为这些信息都是很隐秘的东西,公开的资源并不多,写这么多呢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要不,你也来评论区鼓励鼓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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