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长江日报记者获悉，著名文艺理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先霈于5月4日逝世，享年87岁。
王先霈教授。
王先霈教授于1939年7月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曾任华中师大文学院院长、校出版社总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他于20世纪80年代率先在中文系开设文学评论课程，并与范明华合作编写了我国高校第一部文学评论教材。他构建的“圆形”批评理论，在学术界和文学界持续产生重要影响，被视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本土化的开拓者之一。
2021年，《王先霈文集》正式出版发行。这套总计8卷、300余万字的《文集》，收录了他60年来的主要学术成果，其中既有早期学术探索的系统梳理，也有近期学术文章、散文和随笔的集成。同年，长江日报“新时代学人”栏目曾对王先霈进行专访。
在《文集》的后记中，他自谦称自己只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人”。从对文艺心理学的开拓性研究到“圆形”批评理论的提出，王先霈不遗余力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范式，只为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提炼出中国人的话语。
开创文学评论课程先河
1956年9月，王先霈拖着一个铁皮箱子到达桂子山，进入华中师范学院学中文。由于成绩突出，大学期间，王先霈被安排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教材的编写。毕业留校任教后，又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学习，得到何其芳、张光年、冯牧等老一辈著名作家和学者的悉心指导。
1972年，王先霈离开大学，到江西一个乡村中学当老师，1977年重回华中师大，年近40岁才真正开始他的学术生涯。
王先霈总在走着“少有人走过的路”。为了研究马列文论，他和同事们用两个多月走了大半个中国，辗转十多个城市，向各地高校专家请教马列文论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他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在学界几乎被忽略，便潜心研究，写出了最早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与周伟明合著）。为了填补知识结构上的空缺、深化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他又开始接触西方文学理论和文艺心理学，成为国内较早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学者。改革开放后，面对大量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他提出“圆形”批评理论，力图构建具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批评体系。
王先霈还十分重视文学评论学科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高等院校的中文专业没有独立开设过文学批评课程，他在国内率先把文学评论从文学理论中分离出来，单独开设文学评论课程，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文学评论教材《文学评论教程》（与范明华合作）。至今，文学评论仍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的必修课。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校史馆微信公众号
在中国理论资源中寻找答案
20世纪80年代初，追随西方文学理论成为学术“时尚”。在进行两年多的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后，王先霈敏锐地意识到，业内很多声音总是跟在西方人后面，“像一股风来了，探讨西方理论的文章很好发表，很受学界追捧，然而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却解决不了”。
他曾在接受采访时举例：“当时湖北出了一本以刊登民间小说、奇闻逸事为主的杂志，一期可以卖200多万份，这种全新的文学形态受到大众热捧。”当时有学者将这类通俗文学视为洪水猛兽，甚至对中国文学的未来表示悲观。一方面是通俗文学的大流行，另一方面是严肃文学的不接纳，这种强烈反差触动了王先霈。
“这种大众文化现象是在中国社会深入变革的大环境下出现的，对于通俗文学的潮流，当时学术界思想上没有准备，没有一个现成的、完整的理论观念来应对。”他表示，有学者试图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但都有些隔靴搔痒。“我们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从中国问题出发，在中国的理论资源中去寻找答案。”
当时，中国从西方引进了很多学派，特别强调片面的深刻性，各执一端。针对那些偏执的“直线批评”，王先霈力图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与交融中，在各种批评思潮、流派的此起彼伏中，探索和创建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批评体系及其核心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他首次提出“圆形”批评的理论。
“圆形”批评有别于西方文学批评特质与功能。“圆”意味着接纳，和不同的意见、见解共存，然后互相吸收、互相补充、互相辩驳。王先霈反对把文学性质的某个侧面孤立起来、凝固起来而无视其他方面存在的弊端，主张通过批评主体的自谐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互谐，达到“圆形”的境界。
围绕这一命题，王先霈先后出版多部论著。他大量阅读中西方文论著作，在贯通和比较中，寻找各自的特征和内在的相通性，不断进行着理论探索与完善。从倡导独立性的文学批评学学科，到倡导开放性的文学批评方法，再到最终提出可以用来统率所有文学批评角度和方法的“圆形”境界，最终构建起了完整的“圆形”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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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批评理论的应用也体现在王先霈自身的学术实践中。他说：“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性，最主要的是来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本土性。”
王先霈曾撰文表示要重视通俗文学，不能轻视大众的文学创作和忽视大众文学接受的实际。2015年，有学者发文称他过于强调文艺理论的调整和适应，企图从极浅极近的文学中提炼出新的美学原则。对此误解，王先霈克制地解释。“文艺理论要想创新，不能不关注文学创作的变化和文学接受的变化。关注并不等于对新发生的现象的全盘肯定，而是紧紧追踪，客观地分析，然后作出判断，提出超越前人的新鲜见解。理论应该研究各种文学现象，而不是限于某一两类；文学史应该论述各类作家作品，不应只限于著者认为的优秀者，更不应该只是研究某一流派。”
比如，网络文学火爆，哪怕有一些作品让王先霈觉得“无法认同”，甚至坦言“自己并不很喜欢网络文学”，但他还是数次参加网络文学讨论会，“它既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文学理论闭着眼睛不理它是不行的”。
“文学理论的本土化，要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从现代中国人的‘情绪化存在’中，提炼出自己的话语。”王先霈曾说，理论的创新是无止境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全球瞩目，尤其是最近十年，中国成为一个谁也不能忽视的强大经济体，发生了许多极其深刻的社会变化。这里面带来的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人的心理方面的问题，都应从文学理论上得到反映，得到回答。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文学理论，才是真正本土化的文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