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武汉 | 跋明代汉阳人萧良有《初刻晴川会馆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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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良有，字以占，号汉冲。晚明汉阳县（地当今武汉汉阳区、蔡甸区、沌口开发区、东西湖区、汉南区及整个汉口地区）人。万历八年（1580年）会试列魁、殿试榜眼。其生平事迹，武汉档案网所录严昌洪先生《汉阳的榜眼：萧良有与熊伯龙》一文略有论及。惜严文未曾论及萧良有的著述。

清刻《龙文鞭影》

萧良有编撰的《龙文鞭影》（原名《蒙养故事》），是一部广为流传的蒙养教材。此外，萧氏还著有《玉堂遗稿》（良有曾孙整理），因四库全书未录（仅列存目），故而流传不广，鲜有学者论及。《玉堂遗稿》中有一篇《初刻晴川会馆约序》，记录了晚明时期在京为官的汉阳人兴建晴川会馆的过程，是一篇研究武汉地方史乃至北京地方史的重要文献。兹录全文于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初刻晴川会馆约序

大都中郡各设会馆一所，以明梓谊、惇世雅也。且馆立，而产于其土乡进士计偕者、贡观光者、上舍输粟者、椽办事谒选者，甫弛担可暂而栖焉。宦于其土入觐者、以事至者取诸馆费可藉而成礼焉。时有大典礼、大商度、大燕好、大吉凶诸务，可群聚而相畴咨焉，馆庸可无乎？盖吴越梁赵齐鲁闽蜀诸望郡靡不有之，独吾郡否，良缺典也。顷不谷兄弟滥冒同朝，一旦里中掾尹氏辈谋于明经叶晴山氏，间以请曰：数百载旷典，其在今日乎！二公图之。不谷兄弟又何敢让焉。于是谓晴山氏曰：有能建旗鼓、大奋其力成是役者乎？晴山氏曰：唯唯。又谓尹氏诸掾史曰：有能相度贸易、共成是举者乎？尹氏亦曰：唯唯。于是醵一时在都中者若而人、金若干，贸得草场上条衚衕一所，价若干两，质以券、易以扁，而晴川会馆成焉。诸君子大喜，谓数百年旷典，构于一日，亡何又谓馆不可无簿，簿不可无言以序，就不佞索执笔，不佞进诸君子，谓曰：会之时义大矣哉。夫《易》称嘉会，《语》称文会，而《书》又云会其有极，夫会聚也，聚也者情也，又同也，同也者理也，情弗聚则乖，理弗同则异，会之足韪焉。凡我同会者念良构之不常，庆义举之非偶，谓循礼之可久，思修德之不孤，其自今心相孚、意相契、善相长、过相规，学者文艺相切劘，仕者名节相砥砺，毋睢睢，毋于于，毋面是背非，毋甲可乙否，毋迹轧衷隔、始协终猜。斯会也，为嘉为文为极，即以称天下观可也。夫馆之立晴川，视他郡后矣。藉令会之义晴川视他郡韪焉。而以为天下观岂不愉快哉。愿诸君子共勉之。夫由前则诸君子成之，由后则诸君子勉之，不谷兄弟实有荣藉焉。晴山氏曰：然，已语尹氏辈，尹氏辈亦曰：然，敬书于册以告来者。万历十三年仲冬吉日，郡人萧良有以占甫书。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影印版）

按:研读此《序》，可以探寻以下几点。

一、晴川会馆的建立时间

序中明确记载“万历十三年冬”，这是萧氏写《序》时间。晴川会馆落成之日应该稍早于此时，但决不会早很多。此次立晴川会馆是在京汉阳籍人士首创。序文中说“大都中郡各设会馆一所”“盖吴越梁赵齐鲁闽蜀诸望郡靡不有之，独吾郡否，良缺典也。”“晴川会馆成焉。诸君子大喜，谓数百年旷典，构于一日，亡何又谓馆不可无簿，簿不可无言以序，就不佞索执笔。”

首次建馆，填补了几百年的“旷典”，在京汉阳籍人士“大喜”，集体出面请萧良有作序。是万历十三年（或稍前）晴川会馆首立，萧氏此序亦为晴川会馆首序，其后的其他文献未见同样文字。是故，萧氏此《序》弥足珍贵。

二、晴川会馆的建立过程

序曰：“顷不谷兄弟滥冒同朝，一旦里中掾尹氏辈谋于明经叶晴山氏，间以请曰：数百载旷典，其在今日乎！二公图之。”是立馆之意发源于“里中掾”尹氏。此“里中掾”有二解，一为在故乡汉阳为“掾”（属吏）而进京办事者，一为汉阳人在京在朝为掾者。两说孰是，难以遽定。无论那种，都与汉阳密不可分。里中掾谋于明经叶晴山氏。明经者，举人之谓也。叶晴山，未见载于其他史籍。盖因晴山非名讳而为字，故而难以索找。然叶氏亦必为汉阳人。“间以请”，间者，间接之意。

查萧良有万历八年得登榜眼后，旋任职翰林院编修，十六年以翰林院修撰身份被派往江西省主持乡试（参见明·王世贞《弇山堂別集》卷84），也就是说，万历十三年或稍前，良有应在翰林院任职，虽非高官，但翰林为清要之地，像尹氏一介卑微的“掾”贸然独见良有，恐有不妥。故转而先找明经叶氏为导。良有兄弟感于同乡之谊“又何敢让焉”，不敢推脱。但萧氏毕竟为官时间甚短，恐无钱财，故而追问晴山氏：“有能建旗鼓、大奋其力成是役者乎？”即有无担当建立晴川会馆的领头人，“晴山氏曰：唯唯”，“又谓尹氏诸掾史曰：有能相度贸易、共成是举者乎？尹氏亦曰：唯唯。”

商量已定，“于是醵一时在都中者若而人、金若干，贸得草场上条衚衕一所，价若干两，质以券、易以扁，而晴川会馆成焉。”是大家出份子钱，购得一处现存房屋，改为会馆。这样比重新兴工动建要省事得多。

查，今日北京西直门内大街有南草场胡同、北草场胡同，明代草场上条衚衕是否就在这一带，尚望研治北京胡同史者见教。

三、晴川会馆的作用和意义

萧氏《序》文开宗明义就说到“大都中郡各设会馆一所，以明梓谊、惇世雅也。”所谓明梓谊，就是给同乡以实际的帮助。而晴川会馆，就是帮助各种原因进京的汉阳人，其中包括“进士计偕者（科举赶考）、贡观光者、上舍输粟者（运送漕粮）、椽办事谒选者，”，让这些风尘仆仆的赶路人，一到北京，“甫弛担可暂而栖焉”，有个歇脚处。还有在汉阳做官进京办事者（宦于其土入觐者）以及因他事进京者“取诸馆费、可藉而成礼焉”。此外，“时有大典礼、大商度、大燕好、大吉凶诸务，可群聚而相畴咨（商议）”。如此说来，会馆不仅是旅馆（栖），还是驻京办事处（官员可借馆费办事），又是汉阳籍人士商议“四类大事”处。

会馆除了“明梓谊”的实际用途，还有“惇世雅”的文化、教化意义。

“夫《易》称嘉会，《语》（《论语》）称文会，而《书》（《尚书》）又云会其有极”，在引经据典后，萧氏又进一步阐发“会聚”之义：“夫会聚也，聚也者情也，又同也，同也者理也，情弗聚则乖，理弗同则异。”为了以理相会，以情相聚，萧氏又进一步主张“凡我同会者”须“循礼、“修德”，要心心相映（“心相孚意相契”）、取长补短（“善相长、过相规”），“学者文艺相切劘，仕者名节相砥砺”，要团结（“毋甲可乙否”）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毋面是背非”），“毋迹轧衷隔”（阳奉阴违） 如此则晴川会馆的意义就会超越汉阳一地一隅，“而以为天下观，岂不愉快哉。愿诸君子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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