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美术馆所见杨守敬致沈曾植信札考释
沈必晟
一
近日，武汉美术馆举办“一个时代的人文风景——杨守敬和他的友朋书札展”，以“杨守敬与他的友朋书札”为脉络，梳理展出了杨守敬与他同时代46位重要友朋的书信墨迹，作者涵盖晚清名臣张之洞、端方，维新先驱康有为、梁启超，外交先贤何如璋、黎庶昌，金石名家吴昌硕、沈曾植，荆楚同乡张裕钊、柯逢时、周树模等，这些名流恰如一幅徐徐展开的人文地图，勾勒出那个时代的思想脉络与人文群像，重现了晚清文人学者群体的精神交往与日常生活，引领观众走进一段触手可及的历史现场。
这批展品中，有一封杨守敬致子培（沈曾植）信札尤为瞩目，写在杨自制的邻苏园隶书双钩明八行信笺上，凡三纸，是一封完整的书信，内容如下：
子培仁兄执事：
客岁所嘱钞之件，因一时未得写手，故迟迟，今已一律书成。又嘱检金文拓本，兹以三百廿纸奉呈。前求墨翰竟未寄下，若不肯作擘窠书，即为书册叶或卷子，皆所愿也。若竟成虚愿，则抱恨终古矣。慎庵刻《大观本草》己动工，兹以样子呈。虽不如东洋刻手，然已相去不远。《留真谱》又得二百余叶，《访书志》亦成八册，大约四五月间可印，届时再以闻。匆匆草此，即颂著安。不庄。
弟守敬顿首。
杨守敬信札
从上述信札可以得到这样几个信息：一是沈嘱咐杨所钞所检资料均已完成；二是杨向沈索字；三是杨向沈转达校刻《大观本草》《留真谱》《访书志》的进展情况。虽然如此，但信札未具时间、地点，也不知道沈是否回信，特别是杨向沈索字，“若成虚愿”，为什么会让杨夸张的觉得“抱恨终古”呢？
二
杨信札中所述《大观本草》，全称应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凡三十一卷。按照《邻苏老人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庚子条目所示（1），“是年，为柯中丞巽庵刻大观本草”。庚子年即1900年，柯中丞巽庵，就是杨信中所言的“慎庵”，即柯逢时（1845-1912），清末湖北武昌（今武汉）人，字懋修，号巽庵。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六年（1900）任两淮盐运使，旋调任江西按察使。后历任湖南、江西布政使和广西、贵州巡抚等职。喜藏书，上述《大观本草》即被其收入主持刻印的《武昌医学馆丛书》，并主修《武昌县志》等。
从上所述，杨信札中所说“《大观本草》已开工”，与《年谱》所述时间互相印证，应该就是在1900年，杨守敬为柯逢时校刻的《大观本草》正式启动。
也是在1900年，应该是杨致沈信札更早些时候，杨在给柯的信札中就已经谈到校刻《大观本草》之事，觉得“尤为烦挠”（2）。在该信中，杨先是谈刻工好手的不易得，再谈校书过程的种种不容易，还谈到“读书人不可做买卖，一动手便亏本”，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分明是在与柯恳谈生意。按照正常逻辑，生意谈好了，才会有动工。所以，应该是1900年的早些时候，杨、柯二人为校刻《大观本草》之事互相商洽，1900年的晚些时候二人谈妥，杨这才正式开始校刻。据《年谱》壬寅条目显示，“是年冬，刻《大观本草》成”，而壬寅年，则已经是1902年了。
杨在信札中还向沈转述了校刻《留真谱》《访书志》的进展情况。这两部书，都是杨受日本学人影响后的校刻整理成果。日人小岛尚质编撰有《留真谱》，杨将其补订至二十余册出版。《访书志》即《日本访书志》，日人森立之著有《经籍访古志》，杨受其影响，在日本时就开始收藏善本作题解，归国后整理校刻了《日本访书志》（3）。杨在信札中披露了这两部书校刻的进展——“《留真谱》又得二百余叶，《访书志》亦成八册”。这个进展状态的时间，应该与杨正式开始校刻《大观本草》的时间一致，即1900年的晚些时候。但是杨在信札中又说，这两部书“大约四五月间可印”。可见，杨写给沈的这封信札，应该是比上述判断的1900年晚些时候更晚一点点，或许是1901年初。
无独有偶，贺宏亮先生在《新见三十五通杨守敬信札考释》一文中，也将该信札写作的时间定为1901年初（4），洵高人慧眼也。
三
众所周知，杨是湖北宜都人，沈是浙江嘉兴人。1901年初，杨守敬致信沈曾植，那么，这封信札的写作地点会在哪里呢？
按照《年谱》己亥条目的记载，在那一年的正月，杨即“得张文襄电，招充两湖书院教习。二月，即赴武昌就馆，任地理一门事”。己亥年是1899年，而且按照《年谱》的记录，在此后的连续三年，杨都在武昌“就书院馆”，也就是在武昌两湖书院教师宿舍暂住。到了壬寅年的1902年，杨先是被保奏为勤成学堂总教长，尔后在武昌花园山附近买横街铺屋暂住，到了9月，杨则买下了菊湾破屋，略加修饰便移居于此。从上面的时间线来看，杨的这封信札如果写在1901年初，应该就是他暂住在武昌两湖书院教师宿舍期间。
两湖书院
再来看沈曾植的情况。按照许全胜先生所撰《沈曾植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的记录（5），沈在丁忧期间应张之洞之聘主持两湖书院史席，到达武昌最早的时间是1898年6月27日，而三年后完全离开武昌，则是1901年7月中旬左右。在这三年里，沈并不长住在汉，据统计，有7、8次从扬州到武昌来来回回的经历。同时，他在汉也不长住在一个地方，湖广总督署、武昌水陆街姚园、武昌文昌门发羊巷、纺纱局等地，沈都曾经暂住过。
按照杨信中所述《留真谱》《访书志》“大约四五月间可印”的时间节点，1901年初的这封信，最迟应该写作于当年3月底之前。那么，沈在这个时间段里，人在哪里呢？梳理《长编》的时间线，1900年底，沈暂住在武昌文昌门纺纱局，到来年1901年的2月6日，沈才从武昌启程回扬州度岁。而在1901年2月6日至3月底之前，沈则在扬州、上海、南京三地往返。
纺纱局与两湖书院平面图
从以上梳理来看，在1901年初，杨守敬很有可能就是在武昌两湖书院教师宿舍暂住期间，给同在武昌，或者在扬州、上海、南京的沈写了上述这封信札。
四
仅从上述杨的信札判断，沈“嘱钞之件”“嘱检金文拓本”的两次托付，虽然在时间上可能晚了一点点，但最终，杨都全部尽力完成。可遗憾的是，杨所“求墨翰竟未寄下”，甚至在信札中被夸张的表述为“抱恨终古”的地步？为什么呢？
细细翻检1901年初的《海日楼家书》（6），特别是沈写给其夫人的书信，多次表达了回家扬州的想法。比如1月10日的家信中写到“我甚思归，然一时未能商妥”，1月15日的家信中又写到“书院年底大课，去年11月办，今年尚未定日，总须考过乃能走”，1月24日的家信中再次写到“明后日史学大课，三四日齐卷，三日看卷，看毕便行，约在月半前后”，1月27日的家信中再加重复“史学大课是今日，如三天可齐卷，则十一有卷看，看完须十四、五，十五、六招商船便可归”，这里所说的“十四、五”“十五、六”，是庚子年腊月的十四、五，十五、六。果然，在当年的腊月十八，即1901年的2月6日，沈从武昌启程回扬州度岁了（7）。沈在这么频繁的家信中言归，或许他的举动，也让同在两湖书院的同僚们有所觉察。杨守敬在这个教学圈中，不大可能完全不知情。当然，杨应该也非常清楚，沈是以丁忧的身份来书院主持史席，三年时间即将到期，一旦离开两湖书院，估计两人再难见面。所以，杨或许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告诉沈完成了托付的任务、向沈转达新书的校刻进展、再进尔借机找沈索字，是最好的时机，于是不由自主、非常夸张的写下了“抱恨终古”的句子。
文昌门
通过以上梳理，最有可能的情形是，杨守敬在1901年初、即沈曾植在1901年2月6日回扬州度岁前，在武昌两湖书院教师宿舍暂住期间，给同在武昌文昌门纺纱局暂住的沈写下了这封信札。这也很好的回应了杨《年谱》中，为什么将“为柯中丞巽庵刻大观本草”放在庚子年的旧历条目中。因为虽然已经是公历的1901年2月6日左右，但仍然是庚子年旧历的腊月，再过十天半月的春节，才是新的农历年辛丑年。沧海桑田，120多年以后，武昌两湖书院旧址现在属于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武昌文昌门纺纱局旧址现在属于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两地相距不到一公里。而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即1901年的7月中旬，沈则完成了在武昌两湖书院的全部工作，彻底地返回了扬州。
纺纱局
只是非常遗憾，在现行公开的文献出版物当中，我没有查阅到沈写给杨的回信。杨心心念念的沈曾植书法，或许是擘窠大字、或许是册叶卷子、或许还是其他的什么样式，都给今天的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2025年12月31日于沙湖寓所
注解：
（1）见《邻苏老人年谱》，转引自赵平著《杨守敬书法艺术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
（2）见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巴蜀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220页。
（3）见王晓钟编著《湖北省博物馆藏杨守敬书法》，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第一版，第287页。
（4）见贺宏亮《新见三十五通杨守敬先生信札考释》，转引自《三峡文化研究——杨守敬特辑》，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一版，第160页。
（5）见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6）见许全胜纂《上海图书馆藏沈曾植手札——东轩翰墨》“第二章 两湖书院时期”手札，北京止观书局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第一版。
（7）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1901年2月6日条，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一版。
作者简历：
沈必晟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武汉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东湖印社副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