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自古以来便是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东西商贸的集散地。无论是古代的商船往来，还是近代的铁路贯通，武汉始终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中国经济与文化的重要枢纽。如今的武汉，秉持“每天不一样”的城市形象口号，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大潮中继续谱写着新的篇章。武汉的故事，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变迁，更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缩影。2023年5月6日，武汉图书馆“名家论坛”邀请《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一书作者、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鲁平，与诗人哨兵、武汉出版集团编审齐大勇以对话的形式，带领我们走进武汉的“前世今生”，共同探寻这座城市的深厚底蕴与时代脉搏。
一、武汉在哪里
齐大勇：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以国际语言和高水平对外传播能力，让中国故事赢得了世界的倾听。武汉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讲好武汉故事是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一带一路”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简称《武汉传》）是由武汉市著名作家李鲁平老师撰写的文学新作，相较于公众熟知的人物传记体裁，城市传记既区别于方志的文献体例，也有别于普通故事汇编，其本质在于通过故事性的表达、叙事节奏的把控和系统性的架构实现有机整合。作品的开篇章节“武汉在哪里”值得关注，李老师在此采用了“扫描”的创作手法，这种多维度的叙事模式颇具创新意义。请李老师解析一下该章节的创作构思与核心理念。
李鲁平：《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荣幸地被列为中国外文局“丝路百城丛书”的首部作品，我也深感荣幸有机会撰写这样一本书。自1983年在武汉求学起，我至今已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四十载，这本书凝聚了我40年来对武汉的记忆、情感、认知与理解。武汉，是中国仅有的两座被冠以“大”之名的城市之一（“大武汉”与“大上海”并称），要将这样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及其丰富内涵呈现给读者，无疑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因此，在《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第一章中，我选择了扫描式的手法，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空间坐标，明确武汉的地理位置，描述长江与汉江的流向，阐述江南江北各区的分布，同时介绍这些区域内著名的人文景观、地标和代表性元素。
哨兵：从第一章开始，这本书的书写方式就融合了“传”“史”“志”的特点，但又模糊了“传”“史”“志”之间的界限，同时也模糊了这些文体与纪实文体之间的边界。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章为全书奠定了基调，即在模糊、综合与交融文体意识的基础上，展现了作者对武汉这座国际大都市城市美学的独特记忆与记载。
二、一江两岸
齐大勇：《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第二章为《一江两岸》，其中一段主要讲述了从商代盘龙城开始，直至明代汉江改道之前武汉的发展形态。这一时期，由于长江的阻隔，南北两岸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江北以汉阳府为核心，江南则以武昌府为主。我想请教李老师一个问题，盘龙城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您也曾到访过盘龙城遗址，那么请问，在家中写作与亲临盘龙城遗址现场，您的感受有何不同？
李鲁平：这种感受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在撰写《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时，我特意邀请了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专家为我讲解。例如，盘龙城的镇馆之宝——商代大玉戈，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再比如盘龙城出土的兽面纹铜簋，其眼珠的造型极为夸张，类似的文物在四川三星堆也有发现。盘龙城曾出土过大量青铜器，而在我国北方如二里头遗址的1区，也曾发现大量青铜器。后来我前往大冶考察，当地的专家通过铜同位素分析法，发现盘龙城出土青铜器及北方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中的铜成分，与大冶铜矿的铜是一致的。因此，专家们现在普遍认为，盘龙城是北方青铜器的重要输出据点，也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摇篮之一。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王钢摄）
最令我震撼的是，我看到了当年发现盘龙城的第一人——著名考古学家蓝蔚先生的笔记。据记载，1954年特大洪水过后，蓝蔚先生和同事骑着自行车从岱家山一路向黄陂方向踏勘，中午仅以两个红薯充饥。我还了解到，著名作家张承志先生曾是北大考古系的学生，并在盘龙城实习。这次实习经历，让他坚信考古学是一门科学。这些发现的过程以及那一代考古学家的敬业精神，都令人肃然起敬。
齐大勇：除了商代的盘龙城之外，武汉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汉代。汉代之后，江北的汉阳和江南的武昌逐渐建成，这两座城市各自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李老师在《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中选取了几个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故事，将这段历史提炼并串联起来。请李老师具体谈一谈，您是如何对这些故事进行提炼和组织的？
李鲁平：汉阳实际上是一块充满浪漫气息的土地。我过去一直认为钟子期只是一个砍柴的樵夫，这种印象源于明代冯梦龙的小说。但一个砍柴的人怎么可能拥有如此高的音乐素养，又怎么可能有机会与楚国的国君交谈呢？我深入探究了这个故事，查阅了武汉社科领域著名历史学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张正明教授的学术论文，他详细解释了伯牙和钟子期的真实身份，并指出相关记载出现在哪些典籍中。当时，楚怀王计划北上与秦王谈判，钟子期作为一位音乐家前去劝阻楚王，告诉他不能去，否则会上当，而楚王显然不会轻易听从一位音乐家的建议。此外，像祢衡这样才华横溢的人物，最终被黄祖杀害，黄祖事后深感后悔。祢衡墓位于汉阳龟山南麓。还有桃花夫人、息夫人的故事，也都充满了浪漫色彩。对于这片浪漫的土地，蔡甸至今仍沿用“来到蔡甸就是知音”的口号。我通过讲述这些浪漫的故事，向读者介绍江北的这片土地。
20世纪30年代的汉阳古琴台
哨兵：李老师在书中提到了许多发生在武汉的传说与神话故事，从高山流水到白云黄鹤，这些传说与神话故事不断被内化的过程，正是武汉的文化内核形成的过程，也是这座城市真正精神内核的体现。武汉的精神气质之所以迷人，其魅力之所以得以展现，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传说与神话故事。因此，《一江两岸》这一章实际上展现了武汉的另一种精神特质——浪漫。《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中围绕武汉这座城市——包括汉阳、汉口、武昌所讲述的这些故事，正是武汉文化最本质、最内核的部分。作为文学创作者，这些才是我们需要铭记并书写的内容。
李鲁平：我非常赞同诗人哨兵对高山流水的江北、白云黄鹤的江南的理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位编剧曾提到，北京这座城市可以用“优越”两个字来形容，而上海则是“精致”。他问我：“你认为武汉这座城市的气质是什么？”我回答说：“浪漫可以算是武汉的气质之一”。
我们常说弘扬荆楚文化，要写出荆楚文化的魅力。楚文化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刚才诗人哨兵对武汉的理解让我觉得非常准确。从汉阳这片土地，到黄鹤楼所在的武昌，这里发生的故事无不充满浪漫色彩。无论是《楚辞》，还是后来在汉阳九真山生活的南宋著名词人——白石道人姜夔的词作，都展现了楚文化的浪漫与魅力。
同时，在马鞍山这片土地上，你不仅能看到浪漫的知音文化，还能看到南北两片区域正在建设中的中法生态城。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许多文化在历史积淀中不断生长。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也要关注正在发生的变化与发展进程。
三、江汉交流
齐大勇：《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第三章的标题是“江汉交流”，这一章主要讲述了明朝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武汉从大江南北的格局演变为两江四岸五地的历史变迁。在这段历史时期，武汉正处于城市的孕育与形成阶段，而李老师着重描写了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两大板块。第一部分是明代盐政改革后，徽商在武汉的聚集与发展。第二部分是湖南的竹木商人通过竹木交易在武汉的流动与聚集。这两大板块构成了本章的核心内容。我想先请教李老师，关于淮盐的这段历史，您在写作过程中是如何进行发掘与梳理的？
民国年间，汉水入江口帆船麋集
李鲁平：武汉人都知道汉口有一条淮盐巷，这里曾是淮盐输出的重要枢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这四个地区都必须食用淮盐，严格来说不能食用川盐，即四川的盐。这是传统市场划分的结果。然而，淮盐巷的形成是清代晚期的事情。在此之前，汉口的盐商们在做什么？为什么在汉口，尤其是汉正街一带，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淮盐分销市场和分销中心？
首先，从明代到清代，盐政的变化为汉口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其次，陶澍担任两江总督时，曾向清朝道光皇帝提出实行盐政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改革措施就是疏通水道，使长江下游，尤其是从今天的大运河到泰州、盐城这一段的水路得以畅通。最后，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对陶澍提出的盐政改革进行了实质性推进。在陶澍的时代，只要百姓愿意纳税，就可以到海边进盐，再到汉口贩盐。然而，到了曾国藩时代，他要求参与者必须拥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盐才能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曾国藩派人到汉口成立了相应的淮盐督销机构，包括缉私机构和税收机构，将征收上来的资金主要用于战争开支。我认为正是这三个主要原因，使汉口成为淮盐的重要销售中心。
哨兵：我在阅读第三章时，看到书中提到了淮盐、徽商，以及“毛板船”——湖南的竹木商人在汉口聚集后，汉口真正成为一个新兴的码头城市。当时政府在汉口开埠后实施的盐政政策，也让我感触颇深。一个城市的繁荣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政府与各行各业的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描写武汉历史的部分，尤其是《江汉交流》这一章，李老师主要聚焦于汉口码头，让我了解到那个时代两江四岸的码头是多么繁华，也让我深刻体会到武汉的城市历史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清末汉水上舟楫往来，一派繁忙景象，对岸为汉口集家嘴码头
齐大勇：谈到《毛板船》这一节，书中重点描写了湖南竹木商人在武汉的活动。他们的活动与汉阳的鹦鹉洲、汉正街的码头，以及武昌的南市和白沙洲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李老师这本书清晰地展现了武汉这座城市的孕育与形成，正是在江汉交汇的流动中，通过人流与物流的汇聚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毛板船的故事尤为有趣，李老师不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还亲自前往湖南进行实地采访和资料采集。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李鲁平：我们不仅仅与汉口和汉正街一带的湖南人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过去大家都提到宝庆码头，那里主要是宝庆人聚集的地方。事实上，在武昌的八铺街也就是白沙洲一带，也有许多湖南人；在汉阳的鹦鹉洲一带，同样有不少湖南人。过去汉正街被称为“新化第一县城”，因为当时真正的新化县城的人口还没有汉正街的新化人多。
为了深入了解这段历史，我开车沿着资水一路走到湖南娄底，途经一个个码头和集镇，往返行程1000多公里。起初，你可能会担心一个人走这样的路是否危险，但实际上，只要在资水边，随便和一个小镇上的年长者聊天，提到“我是从汉口来的”，他们都会非常惊喜：“啊？你是从汉口来的？来来来！”然后他们会热情地拉你坐下喝茶。我曾经遇到过一位身材魁梧的老人，他打量了我半天，突然问：“你是从武汉来的？”接着，他说：“我的哥哥姐姐都在武汉，我是20世纪50年代初才从武汉回来的，我小时候就在杨泗港长大的。”他端详着我，非常热情地和我拉家常。
正是通过这次交谈，我才真正了解到杨泗港的来历。老人告诉我，过去靠船谋生的湖南人信奉杨泗将军，杨泗港那里曾有一座杨泗庙，1954年大洪水时被冲垮了。后来，在原址上重建了杨泗港。这些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光靠资料是无法理解有些东西的，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非常有意义，也很有意思。这位老人还告诉我，过去他们从武汉回湖南要步行15天。我问他：“晚上怎么办？”他说：“晚上就在屋檐下睡觉，天一亮继续走。”这也是我要写毛板船的原因。过去毛板船的船夫们驾船到武汉后，船会被拆成木板卖掉，人则必须重新驾船过来。所以，20世纪80年代我们到白沙洲时，还能看到大堤上铺满了木板和竹子。
民国年间，武汉江面上的木排，远处可见汉阳龟山和晴川阁
哨兵：李老师多次提及湖南的竹木商人，这些人被称为“放排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运河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水路是主要的交通方式。而汉口必须依赖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并通过下游的京杭大运河与其他地区进行商贸往来。毛板船作为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承载了汉口的商贸往来和历史记忆。
四、江城新格局
齐大勇：《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第四章题为《江城新格局》，所描述的时段大致为清末汉口开埠前后。这一时期，武汉在被动中逐步走向近代化。与此同时，三镇（武昌、汉口、汉阳）的城市新格局也逐渐形成，并为其后续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第一节《长堤穿过后湖》主要描述了两道堤的修建。这是否意味着新的城市格局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呢？李老师，您对此有何见解？
李鲁平：一个城市的变化，尤其是像武汉这样的城市，位于两条河流交汇之处，其城市空间的变化必然与水系和堤坝的修建密切相关。以汉口为例，传统的汉口区域非常小，最早仅限于汉正街一带。后来，随着汉口城堡的修建，城市范围有所扩大。而汉口城堡拆除后，中山大道成为城市的重要轴线。今天的京汉大道到张公堤一带，过去曾是沼泽地和水域，张公堤的修建则进一步改变了汉口的格局。
武昌的变化同样显著。湖广总督张之洞修建了平湖门到金口一带的武泰堤，以及积玉桥到青山之间的临江大道，之后在青山修建了武丰闸，在武昌修建了武泰闸，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空间的扩展。到了20世纪50年代，为了支持武钢的建设，和平大道得以修建。我在武汉读书时，湖北大学门口还是一片菜地，大学所在地叫“宝积庵”。1986年我作为大学生参加社会调查时，今天的长江二桥下面的徐东还是一片稻田。当时，村里的干部对我们说：“不要看不起我们和平村、三角路村，我们马上要修二桥了。”那时我们对武汉长江二桥完全没有概念，只觉得这些干部能说会道，让我们这些大学生感到非常振奋。后来，长江二桥和这一片的道路逐渐建成，城市的面貌也随之改变。
如今，当我们看到姚家岭、车家岭等地名时，可能会疑惑为什么这些“岭”已经不见踪影。实际上，1954年武汉市为应对特大洪水，需要大量土方，这些山岭被挖平用于防洪工程。盘龙城的城墙正是在黄陂挖土时被发现的。汉阳的赫山、梅子山等，也为1954年的防洪斗争做出了贡献。这些变化，正是武汉这座城市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
哨兵：我想到鹦鹉洲的消失，在书中描写得非常浪漫。从现存的传记、地方志以及史料来看，关于鹦鹉洲消失的记录几乎是空白的，缺乏翔实的史料记载。然而，在《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中，作家通过文学的方式，结合明清以后的诗词等文学作品进行考证，推断出鹦鹉洲可能消失于17世纪中叶。这恰恰证明了文学的魅力——在文明进程中，文学能够填补史学家留下的空白。
我还想到桃花夫人和息夫人的故事。王维的诗歌《息夫人》中写道：“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它讲述了一个小故事：唐玄宗的哥哥李宪被封为宁王，在家里养了很多歌伎，以便在举行宴会时表演。但是李宪并不满足，他发现邻居有个卖饼小贩娶的妻子非常漂亮，就用银子将她买下，并且很宠爱她。王维写下这首《息夫人》，借古喻今，以春秋时息夫人的故事劝诫宁王将妻子归还给卖炊饼的丈夫。
齐大勇：哨兵老师作为诗人，对诗歌和浪漫有着特别的感受。李老师的考证不仅限于史书和志书，还涉及文学作品，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关于鹦鹉洲消失的时间，目前有五种不同的说法，但这些说法中的时间点并不确切。然而，李老师通过研究两部文学作品，得出了更为具体的推断。
一部是明末清初文学家顾景星的《白茅堂集》，其中提到鹦鹉洲在某个时间点已经部分坍塌，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间线索。另一部是清初张希良的《东山小隐赋（有序）》，其中记载鹦鹉洲已经完全沉没。通过这两部文学作品，李老师推断出鹦鹉洲消失的时间大致在1643—1682年之间。这一考证展示了如何通过文学作品来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为鹦鹉洲的消失提供了一个相对确切的时间范围。
第四章后面几节分别是《东方茶港》《汉阳的烟囱》《里份里》和《武昌的山》。读到这些小标题时，我们仿佛置身于话剧的布景之中，充满了舞台感和戏剧感。其中《东方茶港》这一节中，李老师提到了中俄万里茶道的故事，并特别讲述了一位中国茶商卢次伦的故事。您能否具体分享一下采写这一故事的过程？
李鲁平：要讲好武汉的故事，有许多元素是不可回避的，茶叶贸易便是其中之一。关于汉口江边的那些建筑，如巴公房子、阜昌茶厂等，许多作家和作者已经进行了大量描写。因此，我认为必须让读者看到一些新的内容，于是选择了卢次伦作为切入点。
清末汉口英租界河街阜昌街口（今沿江大道与南京路交会处）俄商阜昌洋行外，工人挑运砖茶
卢次伦在汉口从事红茶生意，他所经营的宜红茶（“宜”字取自“宜昌”）在当时汉口出口到英国的红茶中占据了40%的份额，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多年前我前往湖南石门壶瓶山下宜市（今名壶瓶山镇）时，参观了卢次伦当年茶场的老房子，并在他曾经运茶的小河中体验了一次漂流。 多年后，一位朋友以卢次伦的生平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为其撰写了评论。当我着手撰写《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时，就想到卢次伦正是汉口茶叶市场上的一位重要茶商，还是宜红茶著名的经营者。于是，我深入挖掘这个故事，希望向读者展示这位过去不太为人熟知的、在汉口庞大的茶叶市场中崭露头角的新型企业家形象。
齐大勇：还有一个关于“武昌的山”的故事，其中提到了一座园林——霭园。这个故事读起来充满了舞台戏剧的感觉，牵扯出许多人物和情节。
哨兵：我最喜欢的部分是《里份里》一节。因为每当我走在汉口的街巷中时，常常会有些走神，仿佛置身于上海滩或天津码头。这让我想到刚才提到的武汉这座城市非常浪漫，而这种浪漫是深深植根于其文化内核的。里份，也就是北方所说的弄堂，是汉口乃至武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里充满了浓郁的人间烟火气。
李鲁平：在讲述武汉的故事时，我认为应该呈现一个比较全面的武汉，而不是将笔墨都集中在汉口。尽管很多人在写武汉时，以汉口代替武汉。但作为一部城市传记，我们应尽量涵盖江南江北、汉口武昌，给读者一个整体的感受，而不是仅仅聚焦汉口，否则就变成了《汉口传》或汉口的历史。
哨兵：武昌和汉阳的故事同样值得书写。武汉的里份是多元文化交织的历史建筑，它体现了武汉真正的浪漫。这种浪漫源于水陆交通的便利和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是多文化、多语境甚至中西文化交融后遗留下来的精神气质。
李鲁平：你的说法给作家带来了压力，说明我们对江南的挖掘还不够深入。除了黄鹤楼、蛇山、昙华林，我们还应该努力挖掘武昌更多的文化元素和故事，让读者感受到江南同样充满趣味和吸引力。
五、极目楚天
齐大勇：第五章《极目楚天》主要讲述了武汉从一个商业城市逐渐发展为伟大城市的过程。在《血与火的记忆》这一节中，主要讲述了武汉革命的历史，请李老师稍微讲解一下。
李鲁平：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有很多值得书写的元素。武汉有丰富的革命历史，从武昌首义到大革命的风云激荡，还有1954年、1998年战胜特大洪水等震撼人心的历史时刻，都体现了我们这座城市英雄的一面。我从起义门开始，写到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办事处、农讲所、毛泽东故居、中共五大会址等建筑和文化符号，重新讲述了相关历史，力求让读者读出新意。在大家熟悉的故事中补充挖掘新的信息。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前身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武昌北路小学堂，恽代英曾在这里读过书，他的家在现在的武昌得胜桥。后来毛泽东同志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恽代英又在这里讲课。这些历史中的有趣故事，让读者在阅读中更能够走近历史人物的内心。很多朋友和作家也写过恽代英，包括黄负生。黄负生的女儿是老艺术家黄铁，她是叙事长诗《阿诗玛》的第一执笔者，还曾在家中接待过毛主席。2010年，武汉革命博物馆举办了介绍黄负生生平的展览——“湖北有个黄负生”，黄铁老师捐赠了很多文献资料。我们过去写文章的时候，可能没有整合过这些资料，所以写《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讲武汉故事的过程，也是整合史志和历史资料的过程。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王钢摄）
哨兵：李老师谦虚了，其实书里有很多独特的地方，为武汉立传。《极目楚天》这一章从辛亥革命写起，到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上建成第一座大桥，再到现在的东湖绿道，对武汉的总体评价就是“出道即巅峰”。
李鲁平：既然写到武汉，那就不得不写武汉长江大桥。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第一任局长叫彭敏，抗日的时候他住在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是游击队的政委。那时刘胡兰也在这个村。书中还提到苏联专家西林及其和彭敏的交往，并把他们交谈时使用的专业术语转化为文学语言。
讲述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不能忽略它的施工过程。以前 桥梁基础结构施工都是用“气压沉箱法”，即带氧气到深水高压空气沉箱内施工。施工的人因为不断需要氧气，所以不能在江底待很长时间。这时候“管柱钻孔法”起了作用，其核心就是向河床岩面钻孔，在孔内放置钢筋笼，浇灌混凝土，使混凝土桩与地基融为一体，形成基础结构，再在上面建筑桥墩。这种工艺极大地缩短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工期。我觉得把技术的东西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告诉读者，向读者科普也是我们的工作。
以大型管柱为原型设计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严涛摄）
写光谷也是如此。光谷有很多人写，因为它是武汉这座城市创新转型最好的代表。现在省、市在建八大科学城，光谷是湖北东湖科学城所在地，其主要发展的激光和光纤产业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面对材料时要多动脑筋，要写出读者爱看的文章。
哨兵：我认为武汉不仅是“出道即巅峰”，而且有些历史也毫不逊色。《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给我的印象是：武汉是一座兼具很多气质的英雄的城市。
六、大江大河大武汉
齐大勇：第五章最后一节是《大江大湖大武汉》。因武汉是“百湖之市”，李老师在这一节中串联了武汉的主要湖泊及相关故事，展现了高超的写作手法。请您再谈谈这一节的内容，并总结一下武汉的气质和性格。
李鲁平：武汉现有166个湖泊，是名副其实的“湿地之城”，其湿地公园数量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居首，湿地和水域面积占武汉面积的四分之一。我曾建议要热爱和了解武汉，必须了解武汉的河流、湖泊和湿地。在武汉的湖泊中，东湖、沙湖等广为人知，但要写出新意确实不易。例如，写蔡甸南湖时，提到李白等诗人曾在此泛舟，并为湖泊命名。虽然这个故事被多次提及，但因李白对武汉知名度的贡献，我们无法回避。同时，我们也会挖掘一些较少为人所知的故事，如东湖与中国戏曲的渊源，以及梁子湖、汤逊湖等湖泊在地理地质上的差异。
我曾为《中国国家地理》撰写专栏文章，特别研究了东湖的地理特征。例如，东湖在九峰森林一带，与沙湖、水果湖区域截然不同。在古代，诗人站在黄鹤楼上或许能望见武湖的烟波，尽管这一点我们无法确证，但可以推测。这些发现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对武汉40年的感受一言难尽，在《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中多有表达。武汉最鲜明的特质是浪漫，源于楚文化，其英雄气质也是其重要特征。此外，今天的武汉还充满科技创新精神。光谷、武汉新城、沌口汽车城等地都体现了这种创新力，只是我们对其关注和宣传还不够。
齐大勇：哨兵老师作为专业作家，对《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这本武汉首部城市传记有何评价？
哨兵：我并非专业作家，而是专业读者。首先，作者以文学视角审视这座历史悠久且具有国际范儿的大都市，极具挑战性。这本书在文本意识和创作方式上有所突破，既不同于史书、传记，也不同于地方志，而是基于翔实的史料，融合散文与纪实，表达了作者的个人见解。其次，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付出了巨大努力，这是我阅读时的两点深刻感受。
齐大勇：作为出版社编辑，我想分享一个审稿习惯：我会先看书的参考文献。如果参考文献丰富且权威，我会认为这本书内容扎实、水平较高；反之，则会心存疑虑。李老师的这本书因丛书体例未附参考文献，但他提供了详细的书单，他参考了大量原始、权威的纸质资料，数量达六七十种。我建议读者可以在武汉图书馆的地方文献阅览室阅读此书，并可随时查阅相关资料，收获会更多。
来源：
罗萍主编《武汉记忆：人文讲演录》（武汉市社会科学普及资助重点项目），武汉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
作者简介：
李鲁平，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哨兵，诗人；齐大勇，武汉出版集团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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