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林的新作《造城》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自己的野心“在于通过非虚构写作为报告文学做一些‘嫁接’，也在文学性和可读性上做一些‘注入’”。这句话暗含了非常强烈的文体意识，触及当下非虚构写作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10年《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栏目。此后十余年间，从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到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从《正午》等新媒体非虚构平台到各大文学期刊的非虚构专栏，这一文体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跃迁。有学者指出，中国当下的非虚构写作拓展了传统文学的审美空间，也突破了文学自律性意义的体裁规范，在创作主体、作品内涵和叙事方式等方面呈现出“跨界性”。
然而，繁荣之下，困境也深。最核心的矛盾在于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平衡。一方面，非虚构写作以“亲历性和参与性为特点，以‘求真’作为其审美目标”；另一方面，当虚构文学的技巧进入非虚构写作，“我们该如何把握真实与想象的边界”成为深层困境。而对于报告文学，一些学者指出，在非虚构写作等文体的冲击下，其纪实性优势正在被削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则提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人学’，如果缺乏对人性深度的开掘，作品便会失去灵魂”。
当代的非虚构写作和报告文学，都面临着各自的瓶颈。对非虚构过于依赖事件驱动，过于追求“冷峻”的叙事语调，有时反而把人的温度和文本的厚度牺牲掉了。对报告文学而言，则长期被“报告”过重而“文学”过轻困扰，如书中林东林采访到的著名作家田天所说，“它有报告，但是没有文学，或者说文学味道很淡，不是文学思维，而是公文材料的思维”。两者之间那道鸿沟，一是从西方引入的、强调个人视角的非虚构传统，一是中国本土的、强调宏大叙事的报告文学传统，始终没有被真正弥合过。
林东林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做出了自觉的努力。他的路径，不是简单地在报告文学中加入“文学描写”，也不是用非虚构的技法去包装报告文学的题材。他的做法更为根本：用非虚构的个人化视角，去“置换”报告文学的权威叙事。
其一，是个人视角的系统性引入。不同于传统报告文学的“隐身叙述者”模式，作者林东林始终在场。他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参与者，这种“我在场”的叙述姿态，让文本获得了传统报告文学少有的现场感和亲近感。
其二，是作者本人“造城者”身份的确立。林东林自己就是《造城》所述“造城”行动的一部分——他策划过数百场文艺活动。他某种程度上也在写自己，写一个“以文艺造城”的同路人。这种身份的“自觉”，使他写下的文本摆脱了报告文学常见的“仰视”或“俯视”姿态，获得了一种极为难得的平视的真诚。
其三，在谋篇布局上，林东林把人物速写和城市地标散记交错编织。每篇人物志后面，都附有一篇与该人物或文艺门类呼应的地标短文。这种做法是一个创举：它用空间的维度打开了时间的纵深，让读者同时看见“人”在城市中的活动和“城”在历史中的沉积。这样一来，非虚构写作获得了某种近乎“史传”的品格，但又不失文学的温度。
这些尝试，放在当下非虚构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来看，具有至少两点意义。
第一，《造城》为中国非虚构写作提供了一种“以个体为锚点书写集体记忆”的有效路径。徐剑说报告文学要“避免文字沦为材料的堆砌或枯燥的宣教”，强调“作家们必须时刻心怀读者”。《造城》做到了：十二位文艺家、二十余处城市地标、数百项文艺活动，材料不可谓不庞杂，但因为有了作者的个体视角作为过滤器和编织机，所有的材料都找到了恰当的位置，读来不仅不芜杂，反而有一种针脚细密的踏实感。
第二，《造城》在为城市立传的维度上，开辟了非虚构写作题材的新空间。林东林写武汉，不是写它的GDP、不是写它的城市更新工程，而是写它的“虚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深刻影响着1400多万市民灵魂、气质和性格的人文积淀。这让非虚构写作从“记录看得见的真实”进入“发现看不见的真实”的新层次。有学者指出，非虚构写作已探索出一套可被效仿和推广的写作模式，“如田野调查、数据统计、个人视角等”。林东林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考古”和“精神测绘”的维度，不仅记录人在城市中的行为，更勘探一座城市的精神地质结构。
当下，不少作家试图用非虚构的个人化视角重新激活报告文学的纪实传统，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发展曲线，折射出的不仅是一个文体的演变，更是一个时代对“真实”的理解方式的变化。过去，真实就被认为是客观、理性、事无巨细的“报告”。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意识到，真实也可以是有温度的、个体化的、带着作者体温的“讲述”。林东林在《造城》中所做的，正是把这两种真实观熔于一炉。他的工具箱里，有传统报告文学的田野调查和人物采访功夫，也有非虚构写作的个人视角和文学性追求，还有作为他个性的小说家的细节捕捉能力和诗人的意象营造的意识。正是这种多文类的融通能力，使《造城》在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场域中显得别具一格。
《造城》的出现，说明非虚构写作在当下仍有广阔的空间可以深耕，也说明在最需要文学的地方，仍然有写作者在自己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进行“造城”。
（邓鼐：武汉市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武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