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都府堤、胜利街、民主路……为何来头不小?

今天（7月1日）

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5周年纪念日

武汉资深媒体人滨彬

在长江日报江花副刊发文

《他们从烟雨中走来》

文章节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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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1927年春，武昌蛇山。黄鹤楼旧址倾圮，唯余警钟楼孤悬。33岁的毛泽东独立江畔，长江九派茫茫，南北长路沉沉。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血腥味未散，汪精卫已在武汉磨刀霍霍。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都府堤开幕。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的议案”未被采纳，甚至未予讨论。他预感到一场血腥的突变即将来临，而自己的主张不被中央理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出路何在？

中共五大会址旧址。记者肖僖 摄

江面雾霭沉沉，龟蛇隔江对峙，如两把巨锁沉入水中。他伫立良久，落笔成词：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字里行间是苍凉、迷茫。而孤愤深处，心潮逐浪，拍岸有声——那是郁闷里的坚韧求索，是迷茫中未熄的火焰。

三个月后，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他在那间闷热的房间里，说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再往后，秋收起义、井冈山、燎原之火……那些都从这一江的烟雨里涌出来，从逐浪的心潮里奔出来。

八七会议会址外景。来源：新华社

1956年，他再至武汉。龟蛇之间已飞架长虹，“天堑变通途”。那是另一首词，另一个中国。“一桥飞架南北”的豪迈，写在同一片江山上，却隔着29年的血与火。

一座城市与一个政党的命运，被同一支笔标注了刻度。

我也无数次走上这座桥，无数次登上那座山。桥上车流如潮，山上游人如织。同样的春天，当我站在1985年重建的黄鹤楼上，看江面雾霭升腾，看龟蛇二山隐入苍茫，总会想起那个33岁的身影及他身后一群人的奋争。

动车组列车经过黄鹤楼（无人机照片）。来源：新华社

他们从烟雨中走来。而我，一个在武汉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媒体人，循那缕烟雨，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寻找了二十年。

 一 

我第一次走进汉口胜利街163号，是在2005年春末。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图源：新华社

那是一幢三层西式老楼，红墙赤瓦，临街有两个门洞。一楼窗户被打通，成了一家副食小店。推门进去，木楼梯吱呀作响，楼道里堆放着杂物。三楼的一位老住户告诉我，他在这里住了快50年，只知道这房子“有些来头”，具体什么来头，说不上来。

楼外墙上嵌有一块水泥标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市人民政府1988年12月25日公布。”

1927年，这幢房子里，跳动着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心脏”。党史专家石仲泉来汉参观时，面对这栋老楼感慨：“在中共党史上，这栋房子的地位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南海！”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长江日报资料图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次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从广州迁汉正式办公。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上海搬到这里。陈独秀住在三楼中间。楼里还住着蔡和森夫妇以及彭述之。二楼一个大房间布置成会议室。一楼是警卫和工作人员的居室。背后的附楼是机要重地。方圆一公里之内，中宣部、中组部、中央军委等中央机关集中于周边办公。

1981年，曾任外贸部部长的李强回武汉来到这里。他是当年的中央军委特科工作人员。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前夕，中共中央从这里撤离时，正是李强负责退租这幢房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市市长的宋侃夫，也曾回汉寻访。他当年是中宣部工作人员，常到这幢楼里联系工作。陪同他寻访的赵晓琳——后来成为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回忆说，宋侃夫走到这里就激动不已，哪间房是陈独秀住的，哪里是工作人员住的地方，陈独秀的车常停在什么地方，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内的陈独秀办公室兼卧室。图源：新华社

房子右侧与唐生智公馆一墙之隔。“那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年代。”当年，我在采访赵晓琳时，她给我讲了一个细节：当时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常常站在窗台前，隔着墙观赏唐公馆那宽大的院落和美丽的绿草坪。

在那幢老楼里，我试图想象历史烟云中的那些细节。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等一批中央领导人进进出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在这里密谈。马日事变前后，中央宣传委员会在这里开会，研究湖南农民问题，毛泽东参加了。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党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和重大事情都在这里召开、决策。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陈独秀在秘书黄玠然的陪同下，秘密撤离了这幢住了三个多月的房子，搬到汉口花楼街一家纸行的楼上隐蔽起来。中共中央从此转入地下。

那幢房子后来成了民居，成了杂货铺，成了公交车站旁的一栋普通老楼。

 二 

我曾沿着董必武的足迹，一次次踏访武昌民主路，寻找武汉建立早期党组织的旧址。

武汉中学校史陈列馆里的绘画——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研究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长江日报资料图

当年的“抚院街97号”早已不复存在。1920年8月的一天，7个人在这条街上的一间律师事务所里，关起门开了一整天的会。那一日，武汉早期党组织在这间屋子成立，包惠僧被推举为书记。这是全国最早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是建党核心骨干力量。

一个傍晚，当我路过民主路，意外发现在一扇不起眼的电器小门面外墙上，不知从啥时起，多了一块黑底黄字铭牌，上写“武汉早期地方党组织成立会议（旧址）遗址”。铭牌虽没有官方落款，足以让我感到意外与兴奋。

在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林校区，一棵粗壮银杏树旁，有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楼建筑，门口嵌有一块黑底黄字的石牌：“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来汉传播马列主义，就在此住宿。”

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林校区8号楼（原文华大学文学院）。来源：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

那是1920年2月，陈独秀应邀来汉到文华大学演讲，就下榻在这幢楼里。学校安排了一位青年校工照顾他的起居。那位校工叫郑凯卿，武昌青山人，出身雇农家庭，少时做过挑夫，后来到文华大学当校工。

几天相处，陈独秀发现这个年轻人憨厚朴实、富有斗争精神，便交给他一个任务：调查武汉工厂的分布、工人数目和生活状况。还给他画了一张调查表格。郑凯卿带着文华大学的学生，多次到武昌“五局”——织布、纺纱、铜币、银币、麻布局——了解工人状况，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

几个月后，陈独秀派刘伯垂回湖北建党，特别嘱咐：“去找郑凯卿，吸收他加入组织。”郑凯卿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党员。

2021年，我在采访郑凯卿的女儿郑季霞时，年近九旬的老人对我说：“父亲从一个穷苦工人走上革命道路，最关键的是党在建党伊始就具有积极发展优秀工人党员的历史自觉。”

郑季霞。

 三 

从昙华林出来，穿过得胜桥、解放路，就到了都府堤。这条不长的老街，聚集了武昌农讲所、毛泽东旧居、中共五大会址三处红色遗址，在全国属罕见。

毛泽东旧居在都府堤41号，一栋青砖黑瓦的晚清民居。1967年按原貌重建。走进大门，有一个小天井，过天井是堂屋，左边那间不大的厢房里，挂着杨开慧与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的合影。1927年初，毛泽东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到武汉，住在这里。

关于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湖南和湖北的研究者曾有过争执：到底是在长沙写的还是在武昌写的？1959年，毛泽东回长沙时，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当面问他：“主席，考察报告在哪里写成的？”毛泽东当即回答：“武昌都府堤41号。”

写这篇报告时，杨开慧正怀着孩子，身边还有两个幼子需要照料。但她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把毛泽东从湖南带回来的大量调查材料分类、选择、综合，然后用她那隽永、工整的毛笔字抄写在红线条的十行纸上。毛泽东后来诚恳地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开慧全力帮助的结果。”

毛泽东旧居纪念馆。来源：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

在农讲所的大教室里，毛泽东首次讲解了这篇报告。据学员回忆，那天大教室内外都挤满了人，附近的一些农民也都赶来听。毛泽东身着长衫，用浓重的湘音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在湖南农村的所见所闻。讲到农会斗争时，他学着劣绅的口吻说：“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又学着农民的回答：“嘻！谁要你的臭钱！”听众哄堂大笑。

他在黑板上画了三条线，一条向左弯，一条向右弯，正中一条直线。然后打比方说：一根竹竿弯了，想把它扳正，必须向相反的方向多扳几下才行。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湖南农民革命（一）》。

那些发黄的学员回忆录，一笔一笔记下在中国大革命浪潮中那个生动的课堂。

 四 

我专程去过武昌洪山南麓的北伐独立团烈士陵园。那里安葬着叶挺独立团攻打武昌城时牺牲的曹渊等191位烈士。墓碑铭文刻着：“无产阶级的牺牲者”“先烈之血”。共产党员曹渊是一营营长，牺牲在宾阳门（今大东门）附近，年仅24岁。叶挺亲自主持了安葬仪式。郭沫若在悼念另外一名牺牲的共产党员时写道：“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

这些烈士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武昌城下的土地，也染红了新四军的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长眠于此的是先烈英魂。从武汉出发的，是未来的开国元勋。

北伐独立团烈士陵园。

我在采访党史专家李婉霞时，她给我列了一份名单。1927年，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他们都在武汉。

她给我讲了一段史料记载的往事：1927年5月初，陈毅从四川军阀的白色恐怖中脱险抵达武汉，身无分文，独自在街上四处寻找党组织。辗转几条街巷后，迎面碰上中央军委干部颜昌颐，经组织安排，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职。而早在1926年底，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便随北伐军进驻武汉，被分到由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的第25师73团担任见习排长。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没有人能预料，二十多年后，这批曾在江城投身革命的青年，全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帅。

除了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十位开国大将，这一年也全部会聚武汉。武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的策源地，也是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主力的出发地。

1927年，聂荣臻在武昌中和里——今天的乾福巷6-13号——作为中央军委工作人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把整条巷子全部号下了，就把军委设在这里。”

如今，在一片高层小区建筑的包围中，这幢老房子得以原样保留。老房院子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醒目招牌——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旧址。

如果将1927年的武汉革命图景比作一幅长卷，青年将帅的会聚是画卷上激昂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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