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到2020年，我在武汉的中心——光谷度过了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四年。光谷往东不到20里，就是后来著名的“马蹄莲”。
2019年国庆阅兵，“马蹄莲”代表武汉亮相。身处光谷的人说好，光谷以外的武汉人谩骂。像武汉的媒体环境，也像这座城市。
第一次来“马蹄莲”，还要更早。
2008年，伴随百年历史的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破产，全球股市开始崩盘。本是始于次级房屋信贷美国一家的事，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了一桌人的事。
与之相对，这一年北京在举办奥运会，国力正盛。
全球的紧张与中国的盛世，加速了海外华人的回流。除却今天在“马蹄莲”的那些由归国人才所创办的企业外，那一年，陈丹青、阿城等文化人也纷纷回国或起意回国。不知是逃命，还是重获了某种信心。
人才，往往意味着生产力、产值、税收、乃至政绩。所以面对这一波归国潮，许多城市都想奋力抓住历史机遇。
最先开河的还是北京。2009年7月，“北京未来科技城”启动建设，意在成为我国产业应用研究技术最高水平的人才与企业基地。
有此先河后，加之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武汉被纳入国家战略。原本是武汉一片空旷郊区的东湖高新区，被国务院批准成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次年3月，武汉承接海外人才这一重任交给了东湖高新区。与首开先河的北京呼应，同叫“武汉未来科技城”。
与此同时，天津、杭州的同名园区同步而起。时至今日，能叫上这个名字的，也仅这四座城市。
我第一次来“马蹄莲”则是到了“双创”正热的2015年。当时正和几位朋友做一家青年创业媒体，采访的也正是那一波归国人才中的一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做3D打印。
当时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时兴的概念，精英的人才，与空荡荡的大楼，和不知哪里能吃午饭的疑惑。
放眼望去，一个世外桃源。也是一个实验室里被盖着玻璃罩的微型生态系统。
1年后，机缘巧合下再次来到这里，做了一家名叫“裸泳”的财经媒体，度过了四年的“桃源人生”。
之所以说是“桃源”，是因为这里距离城区大约20公里，距离武昌的中心中南、水果湖、省政府一带大约25公里，距离武汉的消费中心江汉路、武广、市政府一带大约50公里。
有意思的是，无论你去以上任何地方，无论你使用何种交通工具，无论你规划出何种省时路线，耗时均在2个小时左右。
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每天早起琢磨的第一件事就是——该做一件或几件什么样的事去度过这两个小时的光阴。
作为一个媒体人而言，这样的距离，就像是武汉与政治文化新闻中心北京的距离。
但很多时候在大势下，很难不忽视本质。
二
2012年，微信上线公众号。起初上线时，许多媒体人不以为意。鄙夷地将那些做公众号的称为“自媒体”。
实际上，早在2003年，美国新闻学会就发布了一份“We 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其中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自身的事实、新闻的途径。”
简而言之，就是社交媒体。
之所以不以为意的原因，可能是分发机制其实没有变化。从订阅报刊，到订阅公众号，本质还是订阅制。且无法直接创收。
无独有偶，到我国提出“双创”的2014年，We Media又被中国的“边缘从业者们”溯源捡起。
那一年，青龙老贼、三表、魏武挥等几个博客时代就在写作的人成立了We Media自媒体联盟。
有意思的是，同年，在武汉的光谷资本大厦，成立了汉派自媒体联盟。当时请来的嘉宾有原来“媒体札记”的徐达内，秋叶ppt的秋叶。成员也不再媒体与自媒体之分，既包括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等官方媒体，也包括武汉吃货、得意生活等自媒体。
济济一堂，说是中国自媒体的元年。
虽然都立言立说了，但“自媒体”这个词可能直到今天都还和网红没有太大差别。
即便是亲身做这件事的人，心里也有别扭。所以后来，这件事又有了另外一个名字。
2015年中，吴晓波、徐达内和魏武挥在一台面包车上激烈争论“吴晓波频道”算不算自媒体。
据魏武挥回忆，他当时的想法是，只有一个人或者很少的人做的，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媒体，才能算得上自媒体。但这在影响力层面，始终是少数。吴和徐不以为然。
1年后，魏和徐又单独争论了一次，始终不觉得拉团队建公司谋融资干这事叫自媒体。最后达成妥协，把“自媒体”改称为“内容创业”。
不得不佩服这些内容老手的精明。见过有人骂你是自媒体人，但从未见过有人骂你是内容创业者。
这个行业也就登堂入室了起来。
在两位老师著书立说的这一年，我才开始做自媒体。行业上说，是处于做多自媒体的局面下。区域上说，是处于中国做多武汉、武汉做多“马蹄莲”的局面下。多多叠加，第一篇关于武汉某位老资历投资人的报道就在业内打响。
虽然那两年创业投资火的一塌糊涂，但关于投资人真正在想什么，关于创业和投资这两件事具体是怎么做的，从一年下来的数据就能清晰感知。
尽管那一年市长经常带头为这一事业站台，尽管那一年每天都有几场路演。“青桐汇”从月月到日日，咖啡馆里全是“你是创业者吗？我们聊聊。”
创业者和自媒体人就像是两头齐头并进的赛马在过弯后的直线处蒙眼狂奔。
三
现在想起来，也没觉得不好。认知总要有个过程，人总要成长。
以前觉得，这是国家的小心思，鼓励创业是为了解决就业。现在觉得，当一个社会都在关注商业、学习商业，尊重创业者、尊重企业家精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是20岁之前上学，60岁之后退休，中间40年在企业里度过。其中每一天，白天在公司工作，夜晚去干自己的事和睡觉。
换句话说，人们几乎有一半的人生是在企业里度过。而企业又是这个商业世界的基本组成单位。
那么不去认知企业和商业的本质，是否是对人生的敷衍？
不过，欠的钱终归是要还的，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
实际上，在长达3年的商业报道中，许多人是刚参加工作时便相识。大家都在举国的感召下同一时间同一座城市里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是如今的处境各有不同罢了。
有的人抬头换了，有的人公司换了，有的人刚拿到投资意气风发，有的人房子卖了离婚了无所事事了无可奈何。
直到最近，一位朋友和我说，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创业导师也还没有真正认知到这件事的本质。
这位创业导师在武汉江湖地位颇高，经常撮合企业与资本的联结。某位被他辅导的企业失败后，投资人已经表示算了，败了就败了，也不差这点钱。这位导师却劈头盖脸一个电话告诉他：“这个钱你必须得还”。
那位创业者哽咽的说了句：“好”。然后挂下了电话。
对这故事没太多观感，只是觉得，风险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
只是在认知与环境不同的局面下，会产生不同的结局。
坦白说，中国人的经济观也大抵如此。在金融行业，保本、刚兑，永远是最重要的交易要素。可能在中国唯一愿赌服输的，只有中国的股民。
2019年之后，裸泳也接连报道了财富基石、瑞幸咖啡、亢龙太子、斑马快跑等类似的事情。其中有一篇，被领导示意删稿。原因无它，他曾站台。
所以未必只是武汉的问题，也未必只是中国的问题，更未必只是做企业的人的问题。
上个月，一位在国企的朋友下海做投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看多中国，看多武汉，看多疫情后海外人才与技术的回流。好似2008。
当潮水退去，就知道谁在裸泳。一直觉得做空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特别在举目四望，无论做企业还是做资本，都在做多的地方。
但问题是，没人做空。也不允许做空。
四
可作为一家企业，你必须找到平衡。
姿态与大势的平衡，产品与商业的平衡，能力与目标的平衡。
在这个平衡问题上，我曾一度视上海文广的黎瑞刚为榜样。不过没有当面请教，只能外在看来。企业、资本、政府三种身份为一身。能量太大“暴力解决”，不可复制。
或许对于这个平衡解答得更好的，是头条的张一鸣。
原则上来说，他不是媒体人，也不是做内容的人，仅是一个互联网人。只是他的思路，跳脱出了解决方案本身。
尽管并非首创。
2011年时，DSP广告从美国到全球兴起。中国的DSP市场则以同年淘宝推出TANX流量竞价平台和Google的ADX进入中国为标志。这是其一。
其二是2012～2014年移动互联网刚打开窗口期时，算法人才储备最丰富的百度、搜狗、360都还在PC搜索引擎这个旧战场里混战。
其三是头条之前，美国也有个性化推荐新闻阅读产品prismatic。
归纳下来就是：互联网上有价值的流动不只交易还有内容；PC时代经验证的产物智能手机时代却无人问津；美国已有的产物中国没有尝试。
所以说伟大的公司往往有狗屎般的运气。
前段看《腾讯传》，早年QQ上线Q币、QQ秀、黄钻绿钻时，也是对这个问题更好的解答。
广告业务，一直是西方互联网公司营收的核心。无论是1997年的Google Chrome，2003年的MSN MESSENGER，还是2012年的Facebook。但让人遗憾的是，同样互联网公司甚至同样即时通讯公司使用同样的业务，却不能收获较好的收入甚至入不敷出。
直到2002年，一个名叫许良的腾讯新人无意看到了韩国有一个叫sayclub.com的社区网站，开发出一个叫做“阿凡达”的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换虚拟角色的发型、表情、服饰和场景等。而这些“商品”需要付费购买。由此开启了腾讯历史上堪称革命性的收入产品——QQ秀。
日后给腾讯带来巨大收益的QQ空间、QQ游戏，无一不是这一逻辑的延伸。
所以说伟大的公司除了有狗屎般的运气外，还总能在现有环境下找到最平衡的交易点。
去年看了一本美国大战略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论大战略》，在理论上归纳了这个问题。
所谓战略，就是目标与能力的平衡。而其中的关键就在分寸。
在目标和手段之间，在稳定与正义之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在所有这些与那些之间，分寸要向保护消极自由倾斜。不再纠结于二元化，而是时左时右，退一进二，最终找到自己的解法。
五
不过即便意识到了这种思维，媒体人天生还是要先往“左”行。
因为说到底，这也正是所谓媒体这个行当不同于其他行业该有的责任与本质的价值所在。
不是参与者，而是观察者。不是“你行你上”，而是批评与倡导。不会直接为人们带来收入与好处，但会让下一个遇到同样事情的人能获得天然的权益与公平。不是当局，而是监督。不是法律，却极像美国司法的“判例法系”。
更具体对于城市来说，这个“左”就是试图让这里的营商环境与经济来得更健康一些。
我一直认为，一个地方要有地方史，要有本土作家。要不然成百上千万人，除了政府要求的爱国主义外，可能连个身份认同都没有。区域经济，区域商业文化，乃至中国的商业文化，也一样。
或许许多人不理解，就像许多人不理解中国的扶贫工作到底难在哪儿一样。在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严重不均的泱泱大国，难就难在：匮乏的要素配置之于市场经济，干旱的文化之于人们的生活与视野。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北京的一套房是一个极好的资产。因为它有价格、有需求、有节约交易成本的中介且中介能从此获益从而愿意干这件事的一系列要素存在。
偏远地区的一套房却是一个极差的资产。因为它没有需求、进而没有价格、且交易成本极高因为没有人能从此中获益。
至于视野。乡村里的孩子要比都市里的孩子达到同一高度所需的努力多上百倍，五线城市的青年要比一线城市的青年达到同一高度所需的努力多上百倍。这不简单是起点的问题，而就是从耳闻目染的文化与视野中所产生的真实差距与影响。
在不同的城市里，这两者都有着天壤之别。而这两者，又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
之所以在武汉这样一座二线城市做裸泳，就是这样的初衷。
不过有时候，就像很多产业追根到底是教育的问题，很多社会问题不只是哪一座城市或哪一类城市的问题。
六
最近北京疫情反弹，“新发地”的事在网上沸沸扬扬。很多北京人知道，新发地是北京的一道坎。知道离自己不远，但从没去过。这次反弹，直接让它在全国人民间出了名。
全国人民知道它，是新发地集团董事长、新发地村委书记张玉玺的一句话：“相关部门抽检时从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而该产品的货源来自京深海鲜市场。”
这话里其实大有内容。
第一口锅摔给了进口三文鱼，不是新发地的管理问题，而是进口来的国外“有毒”三文鱼，国外的问题。第二口锅甩给了京深海鲜市场，不是新发地从国外进口的，而是京深海鲜市场从国外进口的。
从这句话就能看出一位农民企业家的生存智慧。
“新发地”在北京的南三环附近。今年同在南三环的分钟寺地块拍卖，宅地楼面价格7万多，三块地卖了170多个亿。最后新房入市必然10万加。
相比之下，新发地周边多年来却没什么楼盘。二手房也大概仅在4万多一平。这些年，关于新发地搬迁的消息一轮又一轮。说新发地影响市容，说新发地外来人口不好管理，说新发地影响交通，最后都被张玉玺斩钉截铁的否认了。
张玉玺能在这里当三十多年的钉子户，一方面是身份，另一方面是有笔政治账——北京的菜篮子。
80年代末时，价格闯关曾引发过恶性物价上涨。算是深刻的历史教训。维持民生物价稳定，尤其是北京的民生物价稳定，就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首都人民的菜篮子，谁动它谁就得承担北京物价上涨的责任。谁承担得起？
政治与经济很难分得开，也导致所谓的媒体很难产生该有的价值。而一旦本位价值难以实现，很多人就会开始寻求偏位生存手段。
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是“武”的一面。对应着想说刚才提到的商业文化中的文化是什么？
在我看来，文化就是一种关系，我和你、你和他、公司对公司、部门对部门，甚至上到集团对集团、地方对地方、国家对国家。
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是“文”还是“武”？
其实中国“文化”的“文”早就定下来了，就是针对“武化”提出来的。
“武”就是只要我力气大、实力强，你的东西你的权益我抢过来，这就是“武”。像上述。
“文”就是一种关系。资源是有限的，但你也可以拿我也可以拿，不是你力量大就可以全部拿走。
所以文化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一个人“有文化”，有很多知识。在中国，文化其实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处理成“文”，还是处理成“武”。
要处理成“文”，这里就应该既要有做多，也要有做空。不然难以成“文”，却容易成“武”。
武汉叫“武”汉，有点宿命。要逆天改命，最好叫“文”汉。
说了这么多不只是武汉的问题为什么还提武汉？因为行文的需要。
因为我是武汉人。
—— 首发 人民不需要张浩 ——
作者系裸泳名誉主编，虎嗅、钛媒体、知乎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