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佳节，百舸争流。每逢岁时，华南及长江流域无处不在龙舟竞渡。排山倒海的气势点燃无数中华好男儿心中热血。然而，这项享誉海内外的世界非遗，其文化发祥之地，正是在脚下这片荆楚大地。作为曾经的龙舟队板凳级队员，我也曾历经风浪、听过教练夺命吹哨船头急鼓催舟(然后再绝望的崩溃)，更曾沿着传说中屈原当年的足迹翻越山岭、亲眼见识过荆楚大地上那些堪称神奇的历史遗迹。趁着端午这阵劈头盖脸的“龙舟水”，就让我来抖抖一些不晒晒就快发霉的库存，捋一捋这长达两千多年的湖北龙舟传奇吧。

第一章 湖北龙舟探源

在楚地的远古记忆中，龙舟的出现远比端午节和屈原的传说更为久远。它最早源于百越及先楚先民对龙图腾的崇拜以及巫风盛行的水上祭祀。在卑湿多水的荆楚大地上，舟楫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而将舟船饰以龙形，则是为了“避水神”或向水神祈雨禳灾。《说苑·奉使》中便有记载：

“彼越……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

先秦时期的独木舟竞渡，正是这种“像龙子”以驱邪避害的原始宗教遗存。然而，真正赋予湖北龙舟以不朽灵魂、使其从原始祭神仪式升华为具有伟大民族凝聚力的人文节日的，则是旷代逸才屈原。

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流放于汨罗江畔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在听闻秦军攻破楚国都城郢都（今湖北荆州纪南城）的消息后，悲愤交加，怀抱沙石自沉汨罗江。这一惊天之举激荡了荆楚大地。

南朝梁文学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

“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而关于龙舟竞渡的由来，南朝时期荆楚名士宗懔在《荆楚岁时记》里留下了经典定义：

“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救之。今竞渡其来远矣。又：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亦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与屈原无奈同。按：历阳有子胥矶，激浪高至数丈，每至此日，江中竞渡。唯秭归最为真实，至今犹然。”

宗懄在书中特别强调了“唯秭归（今湖北宜昌秭归）最为真实，至今犹然”，一句话一槌定音，指出了屈原的诞生地湖北秭归在龙舟文化源流上的崇高地位。当时的湖北龙舟竞渡，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竞技规则和娱乐成分。船只被漆成青、赤、白、黑、黄等五色龙形，舟上设有鼓手、舵手和多名年轻力壮的划手。优胜者可获得“标”——通常是悬挂在水面终点处的锦帛或银碗，这也是“夺标”一词的由来。

因此，湖北龙舟与屈原的关系，是“魂魄”与“故乡”的关系。龙舟从最初的“送瘟神”、“送灾邪”，定型为对一位高洁志士的永恒追忆。

第二章 历代记录

自魏晋南北朝将龙舟与屈原传说交融定型之后，湖北的龙舟竞渡在唐、宋、明、清各代留下了大量的官方典籍与文人墨客的写实记录，勾勒出一幅跨越千年的楚天竞渡图。

唐代是龙舟竞渡走向全民狂欢的鼎盛时期，官民同乐。

襄阳人孟浩然在《大堤行》中写道：“五月大堤行，百花耀眼明。况逢赛事好，争看渡江船。” 描绘了汉江大堤上，无数襄阳百姓倾城而出，争相观看江面上龙舟激战的盛况。

大诗人白居易在担任江州刺史及途经鄂渚（今湖北武汉武昌）时，曾亲眼目睹鄂地的龙舟盛况，写下了：

“鼙鼓喧江动地来，舟如箭发挽不回。” “万人齐指处，红旗最前头。” ——唐·白居易《和流杯亭》

宋代文风鼎盛，同时也是战火频仍的时代，龙舟竞渡更兼具了操练水军与怀古的色彩。大诗人陆游曾任夔州通判，他在途径秭归一带时，对屈原故里的端午龙舟留下了极为细腻的纪实诗篇。他在《归州重五》中写道：

“斗舸红旗满急湍，船窗睡起亦闲看。屈平乡国逢重五，不比常年角黍盘。”

陆游眼中的归州（今秭归）端午，不是江南水乡那种风平浪静的划拉，而是在“急湍”之中红旗翻飞、龙舟搏击，那份惊心动魄与炽热的乡土情怀，远胜过寻常地方吃吃粽子（角黍）的平淡。

宋代苏轼在黄州（今黄冈）贬所时，亦曾描绘了黄州端午节江上龙舟争渡、两岸市民万人空巷的狂热场景：

“今日端午，黄州颇竞渡。水师舟舰尽出，两两角胜。舟中皆教坊乐工，杂以杂戏，鸣锣击鼓，江水皆震。太守以下，皆临江观之。通城之人，不问男女老幼，尽在江岸。大抵与浙中不甚相远，但江水湍急，舟行极速，尤为可壮观也。”

船上坐满了教坊的音乐艺人，还夹杂着民间杂耍表演，锣鼓齐鸣，江水都为之震动!这整整一个嘉年华了,性好游乐的东坡居士怎能不喜欢呢?

明代湖北各地方志对龙舟的记录更加趋于平实和民俗化。《明史·地理志》及各州县志中，对端午“竞渡吊屈”的记载屡见不鲜。明代荆州府的文人记录端午时，特别强调其全民参与的狂热：

“五月五日，集船于江，饰为龙形。鸣锣击鼓，交驰急划，谓之‘赛龙舟’。远近观者如堵，至有倾家旷职以赴者。”

明代著名“公安派”文学家袁中道在诗作《午日沙市看龙舟》中，记录了荆州沙市端午节倾城而出的壮观场面：“旭日垂杨柳，倾城出岸边。黄头郎似鸟，青黛女如仙。龙甲铺江丽，神装照水鲜。”诗中描绘了“龙甲”战船的华丽，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龙舟装饰艺术。

到了清代，湖北的龙舟活动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在组织、制式上更加严密，同时也因其强烈的群体对抗性而频繁引发官府的关注与管制。

乾隆《江夏县志》指出了龙舟竞渡背后的宗族组织形式：

“五月端阳，建龙舟，以各垸、各姓氏为单位。聚资千金，造舟数丈，饰以鳞甲，头尾昂翘。…… 胜者放炮燃香，败者衔恨终岁。”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湖北龙舟已经彻底平民化、宗族化，成为地方社会结构、财富实力和家族荣誉的集中展示平台。

第三章 九省通衢的狂欢——老武汉的龙舟竞渡与烟火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将其第六子朱桢册封为楚王，并于次年就藩武昌。作为大明帝国镇守长江中游、控驭湖广的“一字并肩王”，楚王府在武昌传袭八代九王，享国长达二百六十二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楚王府不仅是湖广布政司的政治与军事核心，更成为了楚地龙舟文化的最高赞助者与组织者。

明代楚王府不仅在端午节出资承办龙舟赛，甚至拥有藩王府专属的定制龙舟。根据《湖广通志》记载，楚王府定制的龙舟极尽奢华。船身雕刻精细，龙头往往涂金，船上设有多层彩篷、旌幢和绣伞，水手皆穿着由王府统一配发的白色或彩色苎布短衫。这种龙舟在江面上划行时，不仅是竞技，更是一种代表楚藩威仪的“水上仪仗”巡游。

历代楚王对楚地先贤屈原怀有极高的崇敬。端午清晨，楚王会亲率世子、郡王及王府百官，在武昌的屈大夫庙或江边特设的祭台举行盛大的“祭江吊屈”仪式。宣读祭文，向长江抛撒粽子（角黍），以此彰显明朝藩王重视忠臣孝子的儒家法统。

祭祀完毕后，长江黄鹄矶（今黄鹤楼下）至汉口江面，百舸齐聚。楚王府的护卫营战船与龙舟交错排列，举行“水嬉”表演。这不仅是一场娱乐，更具有演练水兵、检阅防务的军事性质。

长江水流湍急，为了安全和娱乐性，楚王府也常在武昌城内外的巡司河以及紫阳湖、沙湖等水域组织“按乐游龙舟”的活动，让内侍、宫人与民间乐伎在龙舟上丝竹齐奏。

明代湖北有“五月初五小端阳，五月十五大端阳”的独特习俗。楚王府在巡司河组织的龙舟赛，往往在五月十五大端阳迎来最高潮：王府会以巡司河入江口的鲇鱼套或河道上的重要桥梁作为赛道的终点，在此搭建高耸的“标竿”或停泊豪华的“标船”。 标竿顶端悬挂着由楚王府御赐的锦标（名贵绸缎）、装满碎银的锦囊以及王府贡酒。巡司河狭窄的河道内，数十条来自武昌各行会（如木行、盐帮、划驳业）的龙舟万桨齐发，在狭窄的河道里展开激烈的“贴身肉搏”，艄公在终点处飞身跃起争夺锦标，两岸数十万市民围得水泄不通，呐喊声震天动地。

因为巡司河两岸是明代武昌著名的商业区（南市、鲇鱼套一带），参与龙舟赛的桨手多为两岸身强力壮的码头工人或水运帮派。在龙舟竞渡的间歇，为了赏赐水手与娱乐百姓，楚王府会命令随行太监将数以百计的活鸭、活鹅、以及防水油纸包裹的小额银钱，从看台上成批抛入巡司河中。全城的龙舟水手和弄潮儿纷纷跳入巡司河中泅水争抢。由于巡司河两岸距离较近，岸上观众能清晰地看到水中的每一个争夺细节，这种极强的互动性让巡司河畔在端午期间成为整座武昌城“荷尔蒙”最爆棚的地方。

由于楚王府的锦标荣誉极高，不同宗族、不同帮会的龙舟在巡司河狭窄的河道里极易发生碰撞。明代地方志记录中，巡司河上经常发生“以桨为兵、互殴激斗”的恶性事件。这也迫使明嘉靖年间官方在巡司河设立巡检司时，除了稽查商旅，“端午防范龙舟激斗”也成了该地官兵的一项定期治安任务。

明末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攻陷武昌，末代楚王朱华奎被沉入长江，楚王府随之灰飞烟灭，明代的王府龙舟盛景也自此终结。

到了清代，随着明代楚王府的消亡，武汉三镇的龙舟活动脱离了“皇家藩府”的政治色彩，演变为由地方商帮、水运码头行会、以及宗族里巷全权主导的民间盛会。

这一时期，由于大名鼎鼎的汉口镇异军突起，形成了“武昌以政治文化为主、汉口以商业巨镇名噪天下”的格局，清代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的龙舟活动不仅规模空前，更带有极其浓厚的“九省通衢”商业移民特征。

地方志书《汉口丛谈》详细记载了当时汉口端午赛龙舟的盛况，字里行间流淌着昔日江城的喧嚣与繁华：

“五月端阳，汉口居民各依行帮、会馆集资制造龙舟。舟长数丈，绘以鳞甲，头作龙头状，口衔珠，尾作龙尾状。每舟划手二三十人，皆健儿也。击鼓鸣金，声震数里，沿江两岸，观者如堵，至有登屋据樯以观者。盖汉口之竞渡，其风最盛，实甲于全楚。”

汉口的龙舟赛多由各大“船帮”（如四川帮、湖南帮、本地徽帮）或手工业行会资助。龙舟装饰极尽奢华，船头配有雕刻精绝的龙头，划手们统一着色，甚至有青楼、茶园出资冠名的“花船”随行游弋。

同治年间《汉口鼓吹乐府》中还有这样的描述：

“五月五日看龙船，看龙船在汉江边。万张竹床排靠岸，前头看罢后头传。”

乖乖，万张竹床？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竹床阵’！武汉夏天特有的‘竹床文化’，与端午节庆实现了完美融合。

《汉口竹枝词》也曾这样描绘汉口两江龙舟的盛况：

“看划龙船太挤人，沿江排作女儿屯。买来顶好洋烟卷，递与干哥润润唇。”

在喧闹的龙舟赛场上，女子光天化日之下买烟送给情郎，甚至用“润润唇”这样带有强烈身体暗示和亲昵感的词汇，毫不遮掩地表达爱意。这反映了近代汉口市民文化粗犷、热烈、世俗且极具生命力的审美取向。

汉阳的盛景也不遑多让!清代光绪年间的《江夏县志》记录了武昌鹦鹉洲一带的端阳盛况：

“端午日，聚舟江干，张旗鼓，竞渡以吊屈原。游人如织，沿江结棚，中施帷幕，士女错席。又有采莲船、游江船，丝竹管弦，终日不绝。”

武汉作为华中军事重镇，两湖总督常常在端午节利用龙舟进行水师演练。据清同治年间《江夏县志》载：

“端午日，总督、巡抚率各官登紫阳湖阁、或临江大堤。水师标兵分乘赤龙、青龙各舟，鸣炮起烟，演练攻防。其争标之烈，不仅民间戏耍，实乃国家水师武备之阅兵也。”

这种将龙舟竞渡与水师水战演习相结合的历史事件，赋予了武汉龙舟极具阳刚、威猛的军旅气质。

清代武汉依然延续了明代“五月初五小端阳，五月十五大端阳”的旧俗。因为五月初五汉口正值汛期大水，且商贾忙于结账清算，推迟到月中更便于全民狂欢。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由于防汛及治安需要，官府严禁在滚滚大江中竞渡，龙舟活动逐渐转移到汉口的后湖（黄孝河一带）、武昌的墩子湖（今紫阳湖）和汉阳的莲花湖。尤其是汉口后湖，端午期间“各行龙舟云集，观者如堵”。

清代历史地理学家王葆心在《续汉口丛谈》中，对汉口后湖在“大端阳”时期的龙舟活动也有着极细致的记录：

“汉口龙舟，不独五日为然，至十五日始大集于后湖。各行帮争标，鼓声激荡，两岸筑台观之。富商抛金钱、活鸭于水，水手数十人跃入夺之，谓之‘水嬉’。至日暮，香车宝马，络绎不绝。”

我亲身经历可以确认的是，至少在几年前，武汉后湖一带的龙舟赛依然有此寻宝水嬉环节。

清代地方志中关于武汉龙舟最密集的记录，就是“斗殴伤人”。商帮、码头工人之间为了“夺标”和争夺水路，往往以桨为兵、横冲直撞。这导致清代中后期两湖总督、湖北巡抚频繁颁布严厉的“禁划龙舟”告示。清嘉庆、道光年间，官府在汉口、武昌多处立碑，严禁险要江段划船：

“各帮龙舟，每借端阳借端滋事。恃血气之悍，以桨代兵，互相仇杀，往往沉舟伤人。本署部堂为端风俗、安地方起见，此后端节，除内湖按乐游玩外，大江激流之处，概不准私造龙舟、聚众竞渡。倘敢故违，严拿治罪。”

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在其考察游记中，曾对汉口江面的龙舟赛留下了极为传神的描写：

“五月的中国江面上，正进行着一种被称为‘龙船节’（Dragon Boat Festival）的惊人比赛。这些船只狭长得令人难以置信，船身画满色彩斑斓的鳞片，高翘的船头是一个张着大嘴、神态狰狞的木雕龙头。每条船上挤满了三十到五十名精壮的中国男子，他们赤裸着上身，在烈日下皮肤闪烁着汗水的光芒。船中央有一个人在疯狂地击鼓，另一个人则在挥舞旗帜，所有的划手随着鼓点的节奏，以一种令人窒息的速度同时挥动短桨。江岸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顺民和苦力，他们的喊声和尖叫声和着锣鼓声，让整个汉口的江滩都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震动之中。这种景观充分展示了这群东方人在群体协作时所爆发出的惊人能量，但也暴露出他们骨子里的狂热和难以驯服。”

由于龙舟赛聚集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码头工人、帮会分子和水手），每逢端午，租界工部局都会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仿佛面对的是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喷发。

英国驻汉口领事馆在给英国公使的报告中，曾多次提及龙舟赛对租界治安的潜在威胁。英国领事这样写道：

“每年的第五个阴历月份，...大批水手和无业游民在江面上进行龙舟竞渡。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竞赛，更是一场充满危险的异教祭祀。数以百计的狭长平底船在长江 汉水上冲刺，船民们情绪亢奋，极易因微小的摩擦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动。因为此时正值长江汛期，水流湍急，常常发生翻船溺死多人的惨剧。

法国驻汉口领事侯耀（Ulysse-Raphael Réau）在其后来的回忆录或公务随笔中，也对法租界江滩外的龙舟竞渡有过类似的描述，他用带有法兰西式的浪漫与敏感的笔触写道：

“这是一种混合了对古老诗人的崇拜、宗族对抗以及对炎热气候宣泄的独特汉口奇观……当那响彻云霄的鼓声在江面响起时，租界内所有的外侨工部局官员都会手心冒汗。那种有节奏的、如同心跳般的鼓点，仿佛是整个华夏肌体在暗中凝聚力量，让人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古老民族的底层力量产生敬畏。”

1870年代的一份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驻汉口记者的通讯中，则更多地从治安与社会观察的角度进行了报道：

“汉口的端午节是一个令工部局和各国领事馆高度紧张的日子。成百上千艘龙舟在汉江和扬子江的交汇处横冲直撞。这些中国水手和苦力们在这一天似乎获得了某种豁免权，他们在大官的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

竞赛的激烈程度常常导致流血冲突。我们从租界巡捕房的窗口望去，常常能看到两艘龙舟因为航道问题在江面上用木桨互相猛烈劈砍，岸上的中国观众不仅不阻止，反而爆发出海啸般的叫好声。这里的总督每年都会派出大量的水师小艇在江面上维持秩序，因为一旦发生沉船，那些没有救生设备的中国划手很快就会消失在浑浊而危险的江流中。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极具攻击性但也极具壮观美感的东方力量展示。”

由于端午期间正值长江、汉江的“端阳汛”，水流湍急，加上龙舟本身船身狭长、重心不稳，且超载严重，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死伤惨重的沉船事故。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汉口汉水大水。据当时的《申报》报道，端午节当天，两艘汉口本地的龙舟在晴川阁对开的江面上疯狂追逐，由于争抢标旗，两船在江心发生猛烈撞击：

“时江流迅急，两舟既撞，登时支解。船中划手及附舟观者百余人悉陷溺于滔天巨浪之中。两岸观者数万人惊呼呼救，然水势太恶，捞救不及，死者竟达八十余人，哭声震天，诚惨剧也。”

1904年端午节前夕，江汉一带的颇有民族气节的帮会首领与底层船工、手工业者秘密串联，图谋利用端午节大开龙舟赛、官府防范松懈的时机，火烧汉口租界，同时龙舟浆手登岸，配合岸上的几万群众，一举收回租界。

然而，这一图谋在临近发动前，因内部叛徒告密而泄露。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闻讯大惊失色，深恐引发惊天国际争端，立即密令调集大批新军及长江水师巡船，在端午节前夜将所有参赛龙舟强行扣押在汉阳晴川阁一带，并捕杀了数名领头的大爷、船工。

随后，总督府贴出紧急告示，严禁该年端午进行任何水上竞渡：

“近闻有不法之徒，潜结匪党，意图假借端阳竞渡之名，滋生事端，淆乱地方。着即严禁老龙下水，倘有抗违，定即军法从事，决不姑宽。”

张之洞的这道禁令，虽然在物理上切断了会党利用龙舟赛“火烧租界”的密谋路径，但也生生掐断了汉口沿江赛龙舟的公开化发展。自此之后，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汉口江面上，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龙舟赛几乎绝迹，民间只能在远离租界的后湖或汉阳的琴断口、墨水湖等内河水系中暗中进行。那是一种被压抑的激情，龙舟在夜色或偏远的湖汊里悄悄划过，没有了往日的张扬，却多了几分悲壮与坚韧。

民国《汉口商业日报》曾感叹：“兵燹连年，江上无复棹歌之声，端阳佳节，冷清至此。”

然而，龙舟的生命力深植于荆楚的土壤之中。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武汉逐步恢复了大型水上龙舟赛。1984年，武汉在东湖举办了首届屈原杯龙舟赛，中断数十年的棹歌再度响彻江城。

CECP中国濒危文化保护者国际志愿者龙舟队在东湖龙舟赛

CECP龙舟队在东湖上组织的龙舟装饰巡游，体现了龙舟文化的世界魅力

第四章 荆楚各地的龙舟奇观

一、 秭归的“游江招魂”：悲壮的巫风古礼

若论中国龙舟之魂，天下皆归秭归。作为伟大诗人屈原的诞生地，宜昌秭归（以及整个西陵峡地区）的龙舟竞渡，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体育游戏，而是一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极其庄严而悲壮的生命祭祀。

在秭归，端午节不是一天，而是有三次（甚至四次）之多：五月初五为“小端午”，五月十五为“大端午”，五月二十五为“末端午”。在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峡江两岸完全沉浸在对屈原的无尽怀念中。江水滔滔，青山隐隐，整个峡谷都成了祭祀的殿堂。每年赛前，龙舟要在江面缓缓盘旋，人们不击快鼓，而是唱着哀婉粗犷的《招魂曲》，面向江水抛洒粽子，呼唤屈原的魂魄归来。这种披着神秘巫风色彩的仪式，两千年来从未间断。

清康熙年间《秭归县志》中，留下了关于峡江龙舟祭祀屈原最动人心魄的原文记载：

巫觋（巫师）设坛，歌《招魂》之章，其词凄怆。两岸老幼，皆掩面而泣。既而，龙舟并发，大呼：‘何回子！何回子！’（意为：屈老夫子，您几时回来啊！）声震峡谷，响答云汉。归人划桨如飞，争欲先达汨罗，其情真，其意切，非为争标，实为救贤也。竞渡毕，以粽子投诸江流，以饲蛟龙，勿食屈子。此风自汉唐以来，千古如一，虽穷乡僻壤，无敢废者。”

竞渡前的《招魂》仪式,主祭人伫立江滩，面向浩荡长江，长歌当哭：

“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

两岸数万民众齐声和唱，哭声与波涛声汇聚成海。那种悲壮的、具有史诗感的峡江绝唱，是湖北龙舟历史上最神圣的篇章。

二、 凤舟竞渡：打破传统的“女子图腾”

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传统传统龙舟都有一个严格的禁忌——女性甚至不能摸龙船。但在湖北江陵（荆州）、沔阳（仙桃）一带的江河湖泊上，却诞生了极其罕见的“凤舟”（凤头凤尾），且专门由当地女性（尤其是中青年妇女）撑篙划渡。这既是对楚文化中“崇凤”图腾的继承，也是荆楚女性少有的“水上狂欢”。

古代地方志中对这种“龙凤呈祥、女流竞渡”的奇观有着极为惊艳的描写：

清·光绪《江陵县志》记载： 「五月端阳，竞渡。… 又有凤舟，其制视龙舟尤小，女流划之，裙屐杂沓，沿流争捷，观者如堵。」 （大意：端午节时举行赛船。还有一种凤舟，形制比龙舟更小一些，由女子驾驶。她们身着盛装，在水面上争先恐后、奋力划行，岸边观看的人多得像一堵墙一样。）

三、 旱龙舟：无水之地的“打鼓送瘟”

在湖北潜江以及鄂州、孝感、黄梅等一些依山、缺水的山村，人们发明了“旱龙舟”（或称干龙船）。人们用竹篾和彩纸扎成龙舟的形状，由大汉抬着在陆地上奔跑、游街。这本质上是一种“送瘟神”的仪式，旱龙舟所到之处，村民会把象征疾病和灾祸的香纸、食物送上船，最后将其一把火烧掉，寓意灾害随火而去。

民国《潜江县志》对旱龙船有过生动的纪实：

“若遇大旱，河水干涸，或村落离江远者，则作旱龙船。以竹木为架，外罩绸绢，画鳞甲，由数名壮丁扛持。一人居前执珠，一人居后摆尾。锣鼓喧天，在陆地作划行状。沿门乞雨，商民皆以水泼之，谓之‘洗龙身’。”

清光绪八年《孝感县志》记载：

「山村无水，以纸作龙船形，舁之而游，沿门收香纸、酒食，说吉利话。如龙灯名曰干龙船，久暂亦如龙舟，罢即烧之。俗云『打鼓送瘟船』。」 （大意：山村里没有河流，就用纸扎成龙船的形状，抬着它到处游游。挨家挨户收集香纸和酒肉，嘴里说着吉利话。这种活动像玩龙灯一样，名字叫“干龙船”。活动结束了就把船烧掉。民间俗称这叫“打鼓送瘟船”。）

四、 黄石西塞山神舟会：流传千年的“世界非遗”

黄石西塞山的“神舟会”不以水上竞速为目的，它是中国甚至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端午节庆之一（长达40天）,在2009年与屈原故里端午习俗、汨罗江畔端午习俗等被一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当地人（早年多为捞尸会演变而来的慈善组织）从农历五月初一开始，用木材和纸张扎制一艘工艺精美绝伦、载满神像的“神舟”。五月十八这一天，全村人抬着神舟游街、接受万家供奉，最终在巨响与哭声中，将神舟推入滚滚长江顺流而下，带走世间所有灾难。

清同治《磁湖志》（黄石周边及鄂东地方志）记载： 「五月端阳，扎跃龙、神舟。… 俗以驱疫，至期推入江流，谓之『送瘟船』。

而在西塞山道士洑镇的民间碑刻与地方记述中，更有关于其地理背景的描述：由于长江至此有巨大的洄水（漩涡区域），极易滞留杂物与旧时溺水者，当地人「成立捞江会，用红色龙舟专事收尸之责」，后来这种悲悯之举逐步升华为了祈福、送神的“神舟会”制度。

图片由笔者本人拍摄

五、 恩施土家龙舟：清江上的“西兰卡普”

恩施的清江龙舟，其特点是“野性”与“歌舞相伴”。

明代万历《施州卫志》（恩施古称施州）中，对土司时期及改土归流初期的土家竞渡有生动的记载：

“端阳节，蛮民（土家族先民）聚于清江之滨。其舟以整木剜成，不事雕琢，唯头尾饰以怪兽。竞渡之时，舟中不见金锣，唯击大鼓，其声沉雄。蛮人赤身刻翠（文身），口唱山歌，其辞多蛮语，不可辨。两舟并驰，篙手立于船头，身随桨动，状如飞鸟，谓之‘巴山舞’。两岸蛮女，盛装佩银，唱歌互答，通宵达旦. 饮咂酒，食包谷粑，狂欢跳跃，极尽野俗之乐。”

第五章 荆楚龙舟的独特文化肌理

从先秦两汉时期的巫风炽盛，先民们通过龙舟来酬神祛灾，与天地对话；到唐宋明清时期，屈原的伟大人格嵌入其中，龙舟赛被赋予了“诗意生命”与“宗族认同”的深刻内涵。湖北龙舟既能接得住像秭归那种为了三闾大夫哭红双眼、悲壮拉满的“高岭之花”式国家级祭祀，也能装得下为了自己帮会、村子和姓氏的荣誉、在河道里拼尽全力抢标的“市井烟火气”。管你是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还是码头苦力的血性狂欢，还是九省通衢的华洋杂处,只要进了这条龙船，大家听的都是同一个鼓点。

正如近代鄂籍学者在论述荆楚民俗时所言，一语道破了这片土地的性格：

“楚人好祀，其民强悍。龙舟之役，始于悲悼忠臣，中于维系宗党，终于激发民气。江汉之间，鼓声一响，则万众一心，破浪争先，此诚荆楚精神之绝大体现也。”

湖北的龙舟之所以“独特有趣”，正因为它从未被完全驯化为一场单纯的现代体育运动。无论是秭归的哭喊招魂、西塞山的烧船送神、还是山里的旱地奔跑，都完好地保留着两千年前古荆楚人那种敬畏神明、悲悯生命、不服输、不认命的浪漫与狂热。或许，正是这份源自屈子的桀骜与浪漫，才使得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辛亥首义成为可能。

楚人用自己从不褪色的血性，印证了苏轼在《屈原塔》中所写下的那句感叹："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

本文得到CECP中国濒危文化保护者的支持

注:本文依据公开资料进行研究并编写，仅代表作者观点，非最终定论。 历史细节繁复，欢迎交流探讨。武汉的文化，就是越聊越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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