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驻军
上文讲武汉解放战争时期，驻守武汉的是白崇禧。他所统辖国军里，非桂系后来起义的有张轸的第十九路兵团和陈明仁的第一兵团。
溃败后导致全军覆灭的有白崇禧的嫡系“第七军”，张淦的第三兵团和徐启明第十兵团，桂系就此成为历史名词。只有黄杰兵团三万多人逃入越南，这些就是当年驻守武汉的那“二十余万大军”。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年驻守武汉的，还有一支很不起眼的部队，这就是武汉防空高炮团。
防空高炮团的诞生
高炮团全称“高射炮兵团”，始建于抗战时期，属于对抗日军轰炸的特种部队。
当时高炮设备多从苏联和德国进口，价格昂贵、数量稀缺，而且操控高炮需要测算高度和距离，培训的炮兵必须有一定文化基础，所以编制较少。
直到1937年7月，国民政府也只组建了两个高射炮团（即炮兵第41和第42团），8月就赶赴了淞沪会战。
武汉防空高炮团
1948年，我的爷爷侯元吉因陪长兄南下武汉投亲，阴差阳错进的那座军营，就是高炮团。从此他们深陷其中，武汉解放前被裹挟南下，最后去了台湾。
《武汉市志-军事志》里的《防空》篇，介绍了解放前，武汉的防空机构。抗战初期，武汉就设有防空司令部。到40年代末，曾经驻防武汉的就有好几个高炮团。
防空司令部辛文锐将军
我在《武汉市志》里没有查到爷爷当年是在哪个高炮团，却意外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他就是防空司令部的高射炮指挥官辛文锐。
这个名字在90年代初，爷爷回大陆探亲时曾经提到过。可当30多年后，我看到这名字，第一反应却是恍然大悟。
事情是这样的，别看我小时候认的字少，脑洞却很大，一直以为这个名字的“ruì”是祥瑞的瑞。可能是那时候刚读过飞虎队陈纳德的故事吧，我就总觉得“辛文瑞”像是个美国人，和陈纳德一样也起了个中国名，哪知道人家是锐利的“锐”。
一纸手令
1948年秋，武汉高炮团副团长张静炎被派去北平“剿总”开会。这趟差，就是这位辛文锐将军，从武汉防空司令部签发的手令。
张静炎出发后没几天，从山东千里投奔他的张家弟侄和我大爷爷侯元思，爷爷侯元吉一行人，才赶到武汉，因此与他失之交臂，此生再未见上一面。
其后，我爷爷作为高炮团的文书，那份调张静炎赴北平的手令，他还曾在档案部见到过。回去悄悄跟大爷爷说，团长没骗咱，张静炎的确是去北平开会了。
那时候，平津战役还没开打，傅作义也还没起义，武汉高炮团更没有南撤台湾。
所以，初入军营的年轻文书侯元吉还不知道，那份薄薄的一纸手令，对他一生命运的改变有多大。
辛文锐的履历和下落
后来我才查到，辛文锐是河北天津(今天津市)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曾任防空学校队长。
他在日军攻打武汉的1938年就驻守在武汉了，时任高炮第45团的团长。我没能查到之后十年关于辛文锐的记载，但武汉陷落后，负责陪都重庆防空作战的就是这个第45团。
等抗战胜利，武汉光复，辛文锐的名字又出现在了《武汉市志》的记载里，已经是空军司令部防空处处长，下辖多个高炮团。
1948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少将授衔名单中，还可以看到辛文锐的名字，和廖耀湘、邱清泉、孙立人等同列。此后就没有他的记载了，爷爷也没有再提过他。
我也没查到他的下落，却意外查到了他的独生女辛鹏九，1925年生，一说1936年，于1949年移居台湾，后为著名旅美画家，岭南画派赵少昂的弟子，很多拍卖会都有她的画。
有意思的是，辛文锐字云程，辛鹏九亦号云程，还于1980年设云程画院，在北美致力于中华文化传播。
那么，辛文锐将军在1949年后的去向，也就不言而喻了。
贵阳防空学校
辛文锐将军曾任职的防空学校，位于今天贵阳市油榨街13号，始建于1933年的杭州，扩建于南京，在1939年初，从南京，两湖，一路迁至贵阳。
这所学校专门培训高射炮兵军官，招生相当严苛，不仅身体素质要过关，还需要高中学历，大多是从飞行员和远征军筛下来的兵源里挑选来的。
当时学校设有用于教学的防空炮，贵阳被日军轰炸时曾给予还击，以至于后来日军飞机都不敢到这附近，也算是保境安民了。
1939到1946年期间，这所学校共办六期，每期约100余人。给高炮团培养了不少中下级军官。
在这所学校毕业的抗战老兵访谈里，我才知道，当年防空高炮团共9个团，番号从第41团，到第49团。因常被借调到其他集团军配合作战，就通常还会有一个陆军临时番号。
团长文山
90年代初，爷爷回大陆探亲时，我记得他曾提过自己是哪个团，就像报名一样，说的也很清楚，但我那时年纪小，对一长串的数字并没兴趣，也就没记住。
后来我还曾问过父亲，父亲也不记得了，却还记得爷爷曾说过，他所在高炮团的团长叫文山，是个湖南人。
但这名字也只是音译，而且是爷爷去世多年后，父亲才告诉我的。当时网上也根本查不到，我当时还纳闷，文山不是个云南的地名么？不会是他们记错了吧？
高炮49团的老兵们
后来，我在搜索高炮团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不少抗战老兵的信息。
比如：广西老兵倪定功，于1941年冒名顶替自己的哥哥，报名参加远征军，时年15岁。后在贵阳因年龄落选，被编入了高炮49团2营6连3班，所在的连队驻守楚雄机场。
四川隆昌老兵陈绍祉，高炮49团1营3连瞄准手，1941年随第一批远征军入缅，后兵败撤退到龙陵时，为阻挡日军，国军已把大桥炸毁，他和其他士兵从怒江游回来，被当地农民用竹筏所救。
因为爷爷说过，文山是湖南人，所以我着重去查了湖南的抗战老兵信息。
发现2015年前后，在湖南宁乡老兵之家的活动中，志愿者们照顾抗战老兵，并给老兵们的回忆做了记录。在这些记录里，我发现有不少高炮团老兵，也大都出自第49团。
其中，是湖南宁乡老兵张镇国，高炮49团2营2连的弹药队长，他自述，其职责是测量高射炮与敌机距离。
还有一位是湖南邵东104岁的老兵李建群，入伍时名叫李湘，1937年自愿入伍。先是在高炮41团为某通信连军需官，后任49团少校军需官，跟随远征军远赴印缅边境。
但这个49团，和我爷爷所在的高炮团会不会有什么关系么？后来有没有驻守过武汉呢？这些我没能查到。
文山其人
后来我又查到一位老兵，他就是湖南宁乡老兵廖文湘，曾任第49团1营2连的弹药队队长。
他就是毕业于贵阳市油榨街的那所“陆军防空学校”。而他入学推荐人是他的湖南同乡文山。是的，文山，湖南人。而且，这位文山还是高炮团第49团的团长。
原来，还真有文山其人，且一字不差！
虽然不知道文山到底是湖南湘乡人，还是宁乡人，也没有直接的档案佐证，但爷爷当年所在的高炮团，张静炎任副团长的高炮团，很大概率就是第49团了。
拱卫云南
老兵们曾提及，第49团成立最晚，是在云南行营增建。他们守护“史迪威公路“（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的统称），参加过保山战役，守卫过昆明机场和怒江惠通桥。
因为这几场战役和地名，我去查了这段西南抗战史。1942年，东部沿海大片国土和港口几乎尽数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那条被称为生命线的滇缅公路也被日军截断，国际援助几乎断绝。
当时的日军驱逐了驻缅英军，占领缅甸全境。于是，因长江三峡天险，在东线受阻的日方另辟蹊径，从缅甸攻入了云南，妄图北上一举拿下陪都重庆，逼迫国民政府投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岌岌可危。
在这一段历史里，西南大后方忽然就成了抗日最前线，就像《义勇军进行曲》唱的一样，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西南战场的进攻，在日方一度被视为灭亡中国的最后一战，因此前后投入总兵力约30万，发生过两次被日方浓妆重彩的“玉碎战”，最后日军付出了18万5千人战死的代价，虽然一度侵占了云南多个城市，却始终未能跨过怒江。
两年之后，滇西远征军再次跨过怒江，以几倍于日军伤亡的惨重代价，才终于夺回松山、龙陵、腾冲等失地，最终将日军从滇西驱逐出去。
松山战役中的何绍周与卫立煌 在这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为拱卫云南而建制的第49团一定有许多故事。老兵们说，他们的3营就是那时候随远征军去了缅甸，从此再没有回来。
时至今日，硝烟虽已远去，可在云南，如昆明，保山、大理、德宏等地的机场和桥梁附近，依然还有不少高射炮台的遗址伫立，证明着以身许国的他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
抗战史里的山河故人
高炮49团的足迹并非只在云南，在2营老兵廖文湘的自述中，他曾参加过1943年，鄂西会战中的天宝山伏击战，石牌大捷。刚毕业不久的他，因战功被提拔为少尉。
2015年，89岁的廖文湘老人，在与志愿者宁人张（疑似笔名）的访谈时，回忆过往，还依然记得当年激励自己的那句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廖文湘画像》 2015年 湖南画家廖志频为宁乡33位仅存抗战老兵画像
2016年1月，廖文湘老人去世了，有位志愿者把他说的这些往事记录了下来，在最后，他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这可能就是历史吧？“
八十年一转眼就过去了，老兵们的记忆也所幸没有被时间湮没，在此非常感谢湖南宁乡老兵之家的志愿者们。
49团的变故
根据四川老兵陈绍祉的回忆，1941年，当时团部驻在云南保山，他曾随远征军第一次入缅甸作战，当时高炮49团的团长是宫荣阁，还并非文山。
1942年，远征军败走野人山，10万余人最终仅剩约4万人。这期间随行的第49团或许发生过重大变故。团长宫荣阁将军也再无记载，在1944年重组后的高炮49团，团长已经变更为文山。
想来，文山，张静炎二人应该也都曾在高炮团基层任职多年，后因减员和分兵入缅作战，才被抽调出来重组49团，并担任正副团长。
可惜这段历史已被岁月湮灭，我们已不得而知。
一篇奇怪的墓志
山东费县安子沟的张家族人曾提到过，张静炎年少时闯关东，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张学良卫队营长。九一八后随东北军入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随军转战杭州，南京，湖北，云南等地。
听到后面，当时我就想，毕竟是口口相传的嘛，生平事迹啥事也没提啊，光地名就这么一长串。
可后来，在张静炎的墓志上，我又一次看到这么一长串地名，居然比口述的还多，多了一个贵州，当时我就不理解了。
因为我山东老家的风俗，当年老一辈人都迷信，不仅寿衣要提前做好，棺材也要提前几年就备下。
而作为所谓盖棺定论的墓志，很多都是在老人生前就交代好的，甚至干脆自己写好了的。又因墓志字数有限，所以生平叙述都极其精简。
所以，起初当我看到墓志上，那一长串琐碎地名，当时就很不理解，不明白惜字如金的墓志上，为何会这般啰嗦。
而且关于墓志，有的老人不但自己写，逢年过节喝点酒后，一发感慨，还爱拿出来给子孙们“显摆”。
赶上有的老人身子骨争气，那篇墓志啊，子孙们都会背了。可自己呢？还好端端的天天出去遛弯、晒太阳、拾柴火呢。墓志的内容也就只好跟着反复增删，改了又改。
所以，墓志不仅是本人写的，往往很多还是经本人反复修改过的。如果是这样，他墓志上流水账一样的地名，就更奇怪了。
墓志里的路线图
其实，起初动笔时，我并没有想要写张静炎，因为他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安子沟和侯家城虽然近在咫尺，可张静炎去世于1977年，我从未见过他。所以，并不清楚他与那所防空学校是不是有何关联，也不知晓他在贵州云南的任何经历，更不知道他为何非得把这一个个地名放在自己墓志里不可。
松山战役遗址纪念园
但看完了高炮团老兵们的回忆录和西南抗战的历史书，我才忽然发现，张静炎墓志上“转战杭州，南京，湖北，贵州，云南等地”，这些看似流水账一般的生平，看似随意排序的地名，赫然蕴含着抗战时期，那所防空学校内迁路线，和高炮49团战斗过的地方。
一个都不能删
起初，我只想弄明白爷爷当年是在武汉哪一个高炮团，却从辛文锐将军那一纸手令开始，在故纸堆里走过那烽烟四起的万里河山，所见皆是一寸山河一寸血，那些以身许国的青年们却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
张静炎在后来的平津战役中，随傅作义投诚，被调回沈阳，在飞机场工作，直到70年代受波及才得以回到山东老家，并在费县安子沟走完了他这一生。
或许晚年的他回首那段激荡的岁月，那一个个看似简单的地名，对于他却有多少往事可成追忆，有多少个曾经鲜活的面容。
回首山河幸无恙，只是人间无故人。 那些改了又改，却一个都不能删，顺序不能乱的地名，分明就是一部高炮团保家卫国的抗战史。
题外感言
之前，有好心读者给我留言，建议我不要写宏大叙事了，写写自己家史就好。
我也是虚心接受。所以一开始小心翼翼，可写到一半我就踏实了，毫无疑问，这篇自己也是打算只写家史的文章，又跑题了。
可就像那首歌唱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和国是分不开的，就像血与肉融合得那般自然，就像骨头连着筋那般理所应当，家史也就总是连着国史，怎么都分不开。
所以，文章跑题就跑题吧，咱这回不改了。字数超了就超了吧，就像张静炎的墓志一样，我也是一个字都不想再删。
也因此，解放前，我的爷爷在武汉高炮团的那段往事和49团文山团长的下落，也只就能留给下一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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