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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武汉公开课 | 晴川阁三碑与李拔 • 江城印象第27讲

2026-10-03 10:16:04

昨天上午，距上次人文武汉公开课第26讲（3月21日）2月有余，三镇武汉历史文化发烧友，冒着初夏小雨齐聚武昌红巷江城印象民俗博物馆听公开课27讲，韩少斌老师讲清人李拔与汉阳晴川阁“荆楚雄风”等碑刻的故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晴川阁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黄鹤楼、古琴台并称武汉三大名胜。晴川阁位于汉阳龟山东麓禹功矶上，临江而立。是武汉一处纪念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地方。相传当年大禹为治理洪水，在此“疏江导汉”，使“江汉朝宗于海”。

为铭记大禹的功绩，南宋绍兴年间修建禹稷行宫，明嘉靖二十六年到二十八年(公元1547年-1549年)，汉阳知府范之箴在修葺禹稷行宫（现存建筑为清同治三年重修）时，又紧邻禹稷行宫修建了晴川阁和一批纪念建筑，成为武汉标志性的著名景点。得名于唐朝诗人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诗句。

现阁系按清末式样于1985年重建，这次大规模重建中发现了一批碑刻。其中就有大家熟知的现禹碑亭中东侧的“禹碑”，禹稷行宫门外“荆楚雄风”碑，晴川阁花园还有一方“禹碑真伪辨”残碑。

非常遗憾的是对它们的研究并未深入的进行，甚至“荆楚雄风”碑的介绍三十多年一直被认为是乾隆三十五年“荆南观察使者李振义所书，碑文意为赞扬荆楚民众与洪灾水患顽强拼搏的精神。”武汉民间文史研究者牛新民曾在“汉网论坛人文武汉”版块发起讨论并论证，把这块碑与禹碑的摹、书、撰者锁定为四川犍为县人李拔。从现有的历史记载来看李拔从未用过李振义这个名字和别号。

笔者曾参与汉网的讨论，并在2017年春向晴川阁管理方反映。不久“荆楚雄风”碑的介绍中李振义被更正为李拔，但对于李拔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特别是与武汉的关系，为什么在乾隆三十五年留下这三方碑，却因历史资料有限和认知不足，未能进一步挖掘，甚为遗憾。

李拔，字清翘，号峨峰，生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李拔是犍为人的骄傲，犍为县文庙旁有条街叫“文林街”，“文人如林”之意，乃因出了李拔及其族人而得名。如今纪念馆“李拔馆”就建在犍为文庙景区内，是李拔曾经生活过地方。

李拔系唐太宗的第七子蒋王李恽后裔，明末义士李杠之后。李拔年幼时家境艰难，耕而不废读。其母周氏为让李拔交得益友，周氏挑选街坊中品学兼优的学生与儿子会课，典当头戴的簪子以招待这些学友。

李拔18岁那年考中秀才，其父李汝璋教导说：“为学如登山，徙峨眉之巅则视下矣。倘一徙而止，犹未登耳。”李拔因此取号“峨峰”自勉，且自书联语“立志不在温饱，青紫拾亦偶然”于书斋。父母的谆谆教诲，让李拔终身受益。十八年考秀才，后取恩贡，31岁中举，回乡主笔《犍为县志》。乾隆十三年会试未中，任景山教习。38岁乾隆十六年(1751年)时中三甲进士，以知县用。

他一生好学、著述颇丰，工作之余仍笔耕不断、书稿不离身。一生撰有《重修犍为县志》、《福宁府志》、《福宁府补艺文志》、《长阳县志》等地方志书；撰著《四书旁注》、《困学心传》、《地理探源》、《理学探源》、《史学概论》、《东西行录》、《壮游见闻》、《离骚解意》等。

李拔虽为四川人，对于荆楚大地却并不陌生。李拔为宦二十余年，任职说法不一，有些谬误且矛盾。据李拔亲著《福宁府志序》中自述“曩者余在楚北尝三任县令一佐郡”，和收录的《郡守峨峰李公去思碑记》中“历任楚之钟祥、长阳、江夏等县俱有声，不数年间晋秩司马，寻擢太守”之句。三任知县，笔者在同治《钟祥县志》《长阳县志》《江夏县志》中也得到印证。

乾隆十六年(1751年)李拔署钟祥知县，不久“补长阳县，性明敏，善诉讼，筑城垣，以能擢江夏令。”李拔在长阳，重修县志，修补城垣，修建道路，兢兢业业，利乡济民不稍怠。时长阳县域四路四坡山陡路窄、行旅艰难，李拔“捐廉”修建四路茶亭并安排人经营之事。留下长阳观音阁“慈航普渡”“普陀概胜”、白石桥“白石雄关”等，

乾隆十九年(1754年)李拔在江夏不到一年，后升为“佐郡”。可惜无有乾隆十二年以后的汉阳府志可印证。但据转载《峨峰府君行述》记载，李拔确任过汉阳同知。李拔曾作《神石入梦》词。“戊寅之秋，予在汉江，梦游海滨。”“闻报擢守福郡太守”“郡治风景与梦中所见无异，始信事由前定，良非诬也，诗以纪之。”

又有一则故事，说李拔赴汉阳就任途中，有人欲买官行贿，李拔“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物何至于我哉！我费即缺，岂受此暮夜金。汝速持归，稍迟，且拿究矣。”此人怏怏而归。可见李拔赴福建之前七、八年一直在湖北为官，在武汉亦有数年。

习近平在福建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去霞浦县考察，特地找来《福宁府志》阅读。后任福州市委书记，在一次全市造林绿化工作会议上，他提到：“清乾隆福州知府李拔曾把做官与榕树作对比，他说，‘榕为大木，犹荫十亩’，为官者‘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封建官吏尚且能这样，作为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如此。”李拔也曾在这两地为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春，他由楚北郡丞升福宁知府(府治在今霞浦县)。任内“修城垣、建桥道，筑三坝、禁停棺、劝农桑、课书院”，首开当地种玉米棉花、种桑养蚕先例。勤政备至，深得民心。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以“善最”旋调福州，福宁百姓扶轿挽留，立“去思碑”颂德。一度流传“两郡争守”的佳话。

在福州，七夕节有吃蚕豆、话家常、消旧怨、结友情特俗，这习俗就与李拔有关。李拔重文化、提倡农桑。广种树木、蚕豆等，颇有政绩。蚕豆收成恰在七夕前，“分豆结缘”，相延成俗。乾隆二十七年李拔母故丁忧回籍离任，被誉为“一代循吏”。

李拔不仅为官勤勉，且儒雅风流、文采飞扬，书法功底颇为深厚。福建、三峡尤多。

福州鼓山“云程发轫”“卓尔”“毋息半途”“欲从末由”“欲罢不能”“登峰造极”“声满天地”“石鼓名山”“洗心台”“寻乐处”，于山“月朗风清”“丹井流香”“南教场演武厅铭”，乌山“望耕台”“题望耕台”，南台岛“龙江飞渡”，马尾“砥柱回澜”，连江“海阔天空”。福宁宁德白鹤岭古官道“鹤翥鸾飞”“沧海一粟”，霞浦建善寺“春满南天”“比礼比乐，序宾序贤”和霞浦长溪河"长溪河源"等等。

乾隆二十七年（1762）九月母丧丁忧，十一月起程，二十八年三月父丧，四月抵家。乾隆三十一年（1766）四月起复，六月，任长沙府知府。三十三年二月，巡抚方世俊以不宜首府为由暂署衡州知府，十一月，署永州知府。三十四年三月，新任巡抚兆麟，以任事勤干，给咨送部。六月，署岳州知府。一度署理湖南驿盐长宝道。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月奉上谕特旨擢升湖北荆宜施道员，观察为事，廉访为职。

宜昌三游洞前室第一石柱柱壁上，有“造物同游”四个大字。在三峡峡江两岸还有大量李拔题刻，巴东香溪河口“香溪孕秀”，归州黄魔滩“雷鸣洞”，“路别云泥”，泄滩“宏开利济”及“七绝诗文”，巴东段“化险为夷”、“楚峡云开”、“楚蜀鸿沟”等，留字树碑之多，当属三峡石刻第一人，其中部分书于“乾隆庚寅嘉平”，它指的是乾隆三十五（1770）年腊月。这一年，李拔升任荆宜施道台。它要亲自带队勘查三峡航道，整治暗礁险滩，修筑栈道等，疏浚三峡航道。

乾隆三十七年(1772 )，李拔为治理西陵峡中极为险恶的黄牛峡河道，在黄陵庙驻留很长时间，撰写了《凿石平江记》，并留下了一尊诗碑，刻着李拔的四首四言古诗，《黄牛山》《黄陵庙》《诸葛祠》《三珠石》。“铸得秦鞭驱海底”，表达其凿石平江的壮志。两年间“亲□履勘，设法筹画。去危石，开官[石曹]，除急漩，修纤路，凡施工廿余处，群工雨集，万斧雷鸣，两冬之间，顿有成效。”终于“抽薪釜底，庶静洪涛，舟航永奠，毋负成劳。”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月查办逃军姜正案，此案与户部左侍郎蒋赐棨有关。因涉于欺罔，部议革职，赋闲长沙。一度抵京请旨垂训。奉旨查办京山逆犯严金龙案，次年留湖南，交督抚，遇同知缺补。三十八年补永顺同知，未赴任留省参用数月。三十九年署理永顺知府，十一月又因查办苗民石老送行凶案失察，乾隆批“此人朕最知之。颇能事。而欲见长之心切。……可宽耳。”乾隆四十年（1775）62岁，三月卸任回长沙候用。七月忽感不适，八月病殁。

终其一生，曾五次得到乾隆皇帝召见。居官服政，以爱为心、以严为用、以勤为主、以俭为尚。李拔常言：“酷吏不可为，姑息亦养奸，苟不勤，恶能治，苟不俭，恶能廉”。

“乾隆庚寅嘉平”，是指乾隆三十五（1770）年腊月。而在“乾隆庚寅嘉平”前三个月的禹稷行宫，“菊月”（农历九月），他书写“荆楚雄风”；“孟冬”（农历十月），他撰毕“禹碑真伪辨”；“仲冬”（农历十一月），他临摹“禹碑”。我们不知李拔是如何在此写下这三碑，但这一年恩科乡试时，李拔委内监试官时，应在武汉逗留，站在大禹庙前。可以联想，他家在四川，多次往返峡江，且在长阳为官两载，对三峡现状与艰险十分了解。

这三方碑应该是他在赞扬荆楚民众与洪灾水患顽强拼搏的精神之余，更多的反映了他是对大禹的崇敬和仿效；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是他对主持疏浚峡江的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