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侵华战争。8月13日在沪爆发全面抗战。三个多月后南京沦陷。日军气焰更加嚣张，为配合其军事上的推进，给中国军民心理上施加压力，便对我内地不断采取空袭。除重庆外，第二重镇武汉也是日军空袭目标之一。
当时的武汉，军用飞机场在汉口，仅留驻国民党空军一个中队的战斗机，不足10架。开始时日军空袭一般是9～12架飞机的小规模，轰炸目标重点是汉口飞机场，因受到地面炮火的阻击，轰炸难以奏效。虽有日军飞机被炮火击中的事，但在4月29日前未发生过空战。
4月27日“大本营”（国民党内俗称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获悉由沪宁沦陷区敌后电台发来的重要情报：日军从台湾调至南京的木梗津航空队，将在29日大规模轰炸武汉。“大本营”决定周密部署迎头予以痛击。木梗津航空队是在台湾受过严密训练的一支日本空军部队，最初轰炸南京的也是这支航空队。
我是黄埔军校11期首批通讯科毕业生，初任南京卫戍长官司令部参谋处电台台长，随卫戍司令唐生智守卫南京。1937年11月底撤到武汉后任宪兵司令部武汉前进电台台长，当时卫戍总部司令是陈诚，副司令是郭忏。尽管各种军事情报从电台里收进发出，然而为了保密，电报内容全是密码，由卫戍总部参谋处密电室（机要室）负责翻译。但我们一般也能在事后从同人们的闲谈中知道我们收发电报涉及的军事行动。
据说日军选择4月29日进行大规模轰炸的原因是：这一天是日本的“天长节”，是祝福天皇长寿的节日，日军妄想以赫赫战绩向天皇祝寿，遂决定了这次大规模空袭。
4月27日至28日夜，我们电台奉命分别发出电报。从西安、兰州、成都三处空军基地调集约两个大队和一个国际志愿中队的驱逐机和战斗机，麇集汉口机场准备歼击来犯之敌。国际志愿中队的九架飞机的飞行员定由英、美、法、俄的志愿人员组成。当时汉口机场的战斗机数量一下猛增到60余架。
4月29日13时许，从彭泽、九江一带的对空监视哨向武汉卫戍总部打来紧急电话，报告有日军两个中队18架重型轰炸机在两个中队18架战斗机的护卫下，飞越上空，直扑武汉。敌机36架如期奔赴，完全不知道武汉方面已做好迎击的准备。
当即武汉市区上空响彻空袭警报声，调集在机场的飞机全部起飞。街道上由防空执勤人员指挥疏散马路上的行人，因防空设施少，人们只是躲进建筑物里。听到机场飞机起飞的轰响声和有飞机迎战的消息时，人们群情激昂，不顾防空执勤人员的阻拦，纷纷出来观望，呐喊助威。
我们电台设在汉口河街下段一座三层的楼房里，离机场不远。当听到机场飞机起飞的连续巨大轰响声时，我到三楼顶的平台上，用望远镜观察空战。我方60多架飞机升空，密密麻麻的一片，情景壮观、振奋人心。飞机盘旋爬高，直至肉眼难以看见时，仍能听到轻微的嗡嗡声。
日机窜至武汉周围约60里内时，我方拉响紧急警报。当日机出现在武昌市郊上空时，我方机群居高临下，纷纷俯冲下来，与日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飞机俯冲的刺耳怪叫声，机关枪炮的连续发射声，飞机带着浓烟坠落地面的巨大爆炸声响成一片。
时值下午2时左右，天高云淡，能见度极好。从望远镜里观察，我方飞机银灰色，体形小，日军飞机是土黄、草绿、墨绿相间的伪装色，体形大。由于我方机群占据有利高度，出其不意实施攻击，数量上两倍于敌机，敌轰炸机行动笨拙，所以整个战势均于我方有利。日机不断被击中，拖着滚滚的黑烟坠落地面，爆炸后冒起的火团冲天，见此情景军民欢呼跳跃。
空战过程中，我方有一架飞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被两架日军飞机夹击，机身中弹起火，它急速掉头，反向两架敌机猛冲过去，由于那两架敌机相距较近，三架飞机在空中相撞，爆炸后全都坠落。我方的飞机落在长江中的沙滩上，飞行员英勇献躯。
还有两架国际志愿中队的飞机被日机击中起火，飞行员跳伞，降落在武昌火车站附近，后来知道两名飞行员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俄国人。
日机没有进入市区上空，大部分被击落在郊外，飞行员却没有跳伞的。事后我在一架栽进水塘里的日军飞机上找到答案，原来日军飞机上没有配备降落伞。飞行员身体都绑在座位上，他们都在飞机坠毁时死亡，没有一个被俘，可见日军武士道精神毒害之深。
整个空战只有三架敌机逃脱，但因涉战过久，油料耗尽，逃至九江与彭泽上空时自行坠落。至此敌机36架全部毁灭，我方共计损失五架飞机，可谓战果辉煌。
空战后，在汉口总商会召开的追悼会上，我知道了那位击落一架敌机、撞毁两架敌机，以身殉国的飞行员叫陈怀民，年仅22岁。他的妹妹陈难在追悼会上叙述哥哥一心报国的事迹时，到会人员泪水盈眶，无不为之感动。
据当时《武汉日报》战后报道，日军遭此挫败，气急败坏，扬言要炸平武汉，给予报复，但三个月内未见有空袭武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