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生活过两个城市 ，一是武汉，再是广州。
1989年到武汉读大学，让我第一次踏进“城里人”的行列；对武汉的感情，就像初冬的早晨吃了一碗刚出锅的“热干面”——温暖而令人回味。
作为一个城市的代表，“市长”自然是高频出现的名词。今年初，原武汉市长周宪旺贪腐案的曝光，让我五味杂陈，更让我想起了改革开放40年来，武汉的多位有代表性的市长。
1985年左右，我们读高中时，开始读报；从报上知道，那时的武汉市长是吴官正。媒体报道他是一个亲民、廉洁、务实的市长。这位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江西人，从武汉工厂的技术工干起，一路稳打稳扎，1983年当选市长。
刚上任不久，吴官正一次骑车查看建筑后突遇大雨，便躲进街旁一家药店。售货员见他其貌不扬、黑不溜秋，甚至出言驱赶。他没有争辩，事后写下： “没有善良和宽容，武汉能成为一个开放型、国际型的大都市吗？”
1985年3月16日，吴官正决定亲眼验证市民对码头服务的投诉，微服来到武汉港十五码头，却因衣着普通，遭到了当值服务员小熊和小彭的语言“逆耳”。这次经历后来被他主动在媒体上曝光，推动了全市的服务态度大整改。
吴官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武汉市长，要有破冰领航的魄力。他力排众议，于1984年聘请了德国专家威尔纳·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是新中国国企的第一位“洋厂长”。同时，他也对一批在武汉创办改革类杂志的青年理论工作者给予鼓励与交流。
我1989年进入大学时，武汉市长是赵宝江；机缘巧合的是，我与他儿子是校友，同一年入学，他儿子读中文系新闻专业，而我读政教系。这让我对赵市长多了一层关注的兴趣。
赵宝江在任的十多年间（1986-1997年），为武汉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关键基础。他以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专业背景，抓住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他主导下，修建了天河机场、武汉长江二桥、推动建设了汉口新火车站与武汉新客运港。
最为人称道的成就，是为武汉打造了未来经济的“双引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车都）和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国光谷）。
主政超过四年的武汉市长，还要重点提一位我的校友，李宪生。我于90年认识他，那是他回校参加“60周年校庆”，时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我在学校里喜欢写一点东西，担任校通讯社社长，学校安排我接待他。后来，我还给他送过稿件请求他指点。当时的印象是非常和蔼，对小学弟、学妹们都是笑眯眯的。
在李宪生主政武汉期间（2002年4月至2008年1月），他显著提振了武汉的经济地位与城市面貌。2003年，他发起“武汉在哪里”的追问，不仅为城市定位寻求突破，更旨在提振士气。此后，他系统性地提出了发展构想。一是“中部崛起”：2005年最早提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二是“两业并举”：即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三是“两型社会”：历经四年呼吁，2007年促成“武汉城市圈”获批“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到其任期结束，武汉经济总量突破3000亿元，成功跻身“3000亿俱乐部”。
李市长对外来人与年轻人总是关怀备至。2004年除夕，他夜访发现流浪者和民工露宿街头，不仅下令救助，还亲自赶去陪他们吃年夜饭，让他们“能有一顿热饭吃”。2005年，他又冒着阴雨来到大学餐厅，向留校大学生敬酒并开玩笑说：“毕业后哪都别去，就留在武汉！”当时有在校生回忆，领导班子的走访“没有媒体没有记者，就跟家里的长辈们串门一样。”
在广东生活的30年，我经常在回老家时或回武汉参加同学聚会时，总会问起武汉的发展，问到现任武汉市长是谁。谈得比较多的还有一位是本地人成长起来的市长“阮成发”。
在阮成发主政武汉的9年间（2008-2016年），这座城市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深刻变革。他以超凡的魄力推动城市建设，虽曾引发争议，但最终被证明为武汉的复兴铺平了道路。
阮成发主政期间，全市曾有超过5000个在建工地。因其坚定不移地推动建设，他被市民戏称为“满城挖”，而他对此欣然接受，并说 “我会顶着骂名继续挖下去” 。地铁网络从无到有，快速路网络基本形成，过江隧道大幅增加，都与阮市长的努力分不开。在他的任期内，武汉的GDP全国排名从第16位强势跃升至第8位，成为当时全国进步最快的明星城市之一。2014年，武汉GDP历史性地突破了一万亿元大关。
武汉市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奋勇前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与历任市长的努力密不可分。 但也有令人痛心的地方， 2000年发轫于武汉的“口罩”疫情事件，暴露了时任市长的管理漏洞。这个也曾是校友的市长，周宪旺（2018年--2021年在任），因为背离初心，贪赃枉法，不积极勤政，最终站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但愿如今及以后的武汉市长，奋发有为，筚路蓝缕，亲民务实；推动武汉的经济水平与人居环境更上一层楼。当我再一次回到武汉时，我相信会有更美好、更亲切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