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9日田家镇要塞失守，10月11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进攻广州，10月12日信阳弃守，10月20日广州沦陷，作为枢纽的武汉，已经三面失守，10月25日中国主动撤离武汉，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结束。
武汉会战，军事委员会调整战略思想，“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固不能保我土地之不失，亦不妄冀歼灭敌人。”武汉虽然沦陷，撤退前，武汉的人员物资搬运一空，最后离开的185师，对城内重要军事设施实施破坏，日军只是得到一座空城。焦土抗日一词源自于此，靠人员消耗，物资消耗，拖垮日本，成为抗日战略的核心。延安的郭化若编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也明确参考蒋百里的《国防论》，持久战消耗日军，当时有高度共识，武汉会战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中国投入110万军队，军事委员会统计阵亡25万将士，加上负伤士兵，损失总兵力一般认为在40万，日本防卫厅称伤亡3.55万，国民政府称25.6万，中日战报一直是日方缩小伤亡，中方夸大战绩，双方数字都不可信。按西方主流推算估计，日军阵亡5-7万，加上负伤、疾病，失去战斗力人员，总减员在15-18万，可信度相对高一些。
随着战线越拉越长，需要留下军队保护运输线，占领区“治安强化”，虽然占领了大城市，丢失阵地的中国军队散落在周边地区，以沦陷最早的华北为例，正规军有115师、120师、129师，和划归朱德指挥的范汉杰27军，八路军主力和中央教导总队，显然都有战斗力，还有阎锡山组织的山西新军4个纵队，交由八路军实际指挥，此时地方游击武装，刚刚形成，实力应该还不行。
夺回大城市可能实力不足，但袭扰和牵制作用大，参照近些年美军为什么撤离阿富汗，如果拉开架势大规模对战，美军对塔利班毫无疑问实力碾压，远超当时中日差距，老美财力也远非倭寇能比，老美都耗不起，最后自己撤走了，何况日军这种情况，更加无解。
二战德军500万进攻苏联，一方面是高度工业化国家，有足够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占领区的仆从军，奥地利、捷克、罗马尼亚，包括被占领的法国、瑞典等国，也跟着一起上。日本只是半工业国，完全靠压榨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人力财力都不足以支撑几百万军队，另一方面汉奸待遇太差，“华北治安军”“皇协军”那些，鬼子也不拿他们当人看，和第三帝国的仆从军完全两回事。
如果只是兵力损失，还有武士道精神洗脑，主要是财力撑不住，明治维新后日本靠仿制品大量倾销，积累起来的国力相当脆弱，尤其资源匮乏，需要进口石油、钢铁、橡胶等基础战略物资，需要大量外汇。卢沟桥事变前，日本黄金储备388吨，至武汉会战结束，一年多战争消耗，还有不足30吨，1938年全年军费60-65亿，而日本全年财政收入只有47亿，内阁靠发行战争公债、增发货币填补赤字，在摧毁中国经济的同时，日本国内经济同样崩溃。
战争需要钢铁、石油，主要采购自美国，老美是典型现实主义者，没钱免谈，眼看日本榨干了，开始疏远日本。导火索在武汉会战之初，1938年5月底至6月上旬，持续轰炸广州，造成10万多人死亡，广州城被毁七成，目的是破坏接受外援通道，商铺、学校、医院、码头是重点目标，自然也伤害到英美。
轰炸广州非军用设施，引爆美国舆论反弹，国务卿向国内航空制造商发出劝告信，称“极不乐于签发许可证”对轰炸平民国家出口航空物资，虽然事实上并没任何效果，但推动了次年7月美国单方面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国会通过决议。1938年11月3日，日本内阁提出“东亚新秩序”，御前会议明确强调：“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和权益，由于日满华经济合作的加强，当然要受到限制。”这一举动，遭到“米国鬼畜”立刻反击，不承认所谓新秩序，美国贸易活动不受约束。
林语堂、胡适和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赛珍珠，推动下组成“美国援华联合会”，由旅美华人医药科学家许肇堆负责具体工作，购买医疗器材和药品支援中国，采集华侨华人血液制成冻干血浆运回中国。
中国工业设备，人员转运，4个多月已经完成，战略上确实赢了，军队还是国民政府，处理军事、外交、民间等方面，措施和流程日趋成熟，但面临很多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丢掉太多大城市，对社会的控制力明显下降。有得也有失，汉奸明显增多，不想揭伤疤，但无法回避的问题，虽未形成系统汉奸组织，但是被收买的部分渔民、船工、码头苦力，提供水文、布雷点、炮位信息给日军，在马当、湖口、田家镇等地最多，燃放火堆给日军飞机指示目标，被军队发现后一律就地枪毙，但这些民族败类，也很难杀完。
武汉撤离的模式成为日后攻防战样本，先疏散老百姓，沦陷前撤离机关人员和物资，最后留下军统，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并非电视剧《宜昌保卫战》中一度叛变，最终醒悟牺牲，那是合并了军统武汉区长李果谌的故事，李被捕后假意投降，被有过节的朱若愚下属锄奸队作为汉奸刺杀。朱若愚被誉为抗日锄奸铁血中坚，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长期潜伏下来袭击日军警备司令部，宪兵队，特务机关，策反伪警察，袭击伪湖北省政府会议。日军轰炸机不是美军，航程只够从武汉起飞去轰炸重庆，武汉军统站在日后发挥很大作用。
日军中尉在日记里记着：“占领的仪式上冷冷清清，没人欢呼，就看见军医在帐篷里不停地给士兵们切掉烂掉的胳膊腿，四周全是烂肉和消毒水的臭味。”虽然岛国一片欢呼，东京媒体大肆宣扬武运长久，欢呼雀跃，但前线的将士才更了解真实情况，日军已是强弩之末。
按照内阁和大本营想法，占领武汉、广州，就可以迫降中国，结束战争，毕其功于一役，速战速决策略失败，没有消灭中国主力，反而陷入泥潭。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声明：“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拒绝了日本开启第二轮谈判的要求。
11月18日，大本营和日本内阁联席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正式确立长期战路线：停止战略进攻，限制在华兵力至最少必要限度，重心转向占领区治安肃正与经济控制，同时加速政治诱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减少军费开支，以战养战，靠抢劫维持补给，老蒋不投降，就找其他代理人，比如汪精卫。
“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中国事变有如缘木求鱼。”
10个月宝宝每天需要喝多少奶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