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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梁斌

梁斌在武汉

文/罗建华 

  1952年，梁斌和夫人散国英在武汉留影 

 1994年4月，我调入长江日报社不久，桌子上多了一本厚厚《一个小说家的自述》，封面上赫然列着大名“梁斌”。 

 梁斌？写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大作家梁斌？我在十几岁时就囫囵吞枣读过《红旗谱》，还特喜欢同名电影中由崔嵬扮演的朱老忠，此时为何来了这么一本书？稍后方知，报社正在组织创刊45周年庆典，梁斌竟是我们的老社长之一，发放了一批相关书籍。 

 1949年5 月23日《长江日报》创刊，为中南局机关报。1952年1月1日，民营报纸《大刚报》转型为《新武汉报》，为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第一任社长李尔重，河北丰润人，新时期又出任河北省省长，并创作了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看来，我们《长江日报》与河北有缘，也与两部当代文学巨著有缘。   

 李尔重时为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因工作繁重，要求不再兼任《新武汉报》社长。1952年5月，由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李先念点将，将襄阳地委宣传部长梁斌调来接任《新武汉报》社长兼党组书记。 

 1953年1 月1日，《长江日报》因中南局撤销而终刊，《新武汉报》随之沿用《长江日报》报名至今。从报史沿革来看，梁斌是继廖井丹、熊复、陈楚、李尔重之后的第五任社长。 

 2000年，我任报社办公室主任之后，即随同社领导赴天津探望过梁斌夫人、曾任天津日报社党委秘书长的散国英，也在武汉接待过梁斌之子、时任天津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的散襄军（随母亲姓）。同时，我建议报社设立陈列室并策划布展，第一部分即《长江日报》《新武汉报》的历史沿革和主要领导，梁斌位列第五。 

 这样，一名新闻后辈与一位老社长，便多少产生了一点交集。

1952年，梁斌和夫人散国英在武汉留影

  长江日报社陈列室展板上的梁斌（上排中），2005年作者留影 

 梁斌1914年出生，今年（2024年）是他诞辰110周年，也是他在武汉完成《红旗谱》初稿、赴京到中央文学讲习所任职70周年，钩沉他在《新武汉报》的报人经历，也是表达一种敬意。 

提倡下基层 每晚看大样 

 武汉老新闻工作协会编有一套《往事如歌——武汉老新闻工作者轶事》，我从其“卷二”中，读到梁斌的一篇短文《我在任<新武汉报>社长的日子里》，得以了解他在《新武汉报》的短暂经历，也理解其之所以短暂的原由。 

  1951年，梁斌和夫人散国英在襄阳留影 

 1948年7月，鄂北重镇襄阳解放。梁斌从河南花园口南下，成为襄阳地委第一任宣传部长，后筹建襄阳日报社时兼任社长、总编辑，也是一位报人了。1952年5月，接到省委任职《新武汉报》的调令，他“打了两个铺盖卷、把书装在箱子里，还有孩子的小藤床”就出发了。梁斌抵达武汉入住省委招待所，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来谈话，告诉他此次调动是李先念亲自点的将。两天后，梁斌去李先念家“报到”，李先念留他一同进餐，向他简单介绍《新武汉报》由进步报纸《大刚报》而来，交待说：“你去了要提高他们。” 

1951年，梁斌和夫人散国英在襄阳留影

 梁斌到报社，与陆天虹、曾卓两位副总编辑共事，“我一看就很高兴，两个伙伴都很好。”报社300多人，有著名民主人士黄邦和、严问天及诸多大、中学生，地下党员只13人。“我得和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我得把他们团结在周围”。梁斌也察觉到年轻采编人员的一些倾向，特意安排了一次集体谈话，借自己读《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的体会，告诫他们不能学贾宝玉和安娜卡列尼娜，“引导大家改造世界观、学习马列主义”。 

 梁斌作为《新武汉报》一把手，每天晚上负责审大样，由他签字后付印出版。正值盛夏，办公室狭小闷热，他这个北方汉子“每天晚上看四版清样，实在吃不消。但青年们写文章，往往需要修改”“有时我连广告也看，我怕出差错”。 

 梁斌坚持连续上夜班，忙到凌晨两三点钟下班，可睡不了一会儿，窗外卖菜的开始吆喝了，引起了失眠，难以适应“夜出昼伏”的办报节律。这年例行体检，医生诊断他患上了高血压症，可那时没有药治，叫他休息不要上夜班。 

 2013年11月25日，天津电视台来武汉采访梁斌老搭档陆天虹，尽管他已91岁，但对50多年前与梁斌共事的片段记忆犹新： 

 梁斌从襄阳地委调到武汉时，《新武汉报》创刊两年不到，少数是老新闻工作者，大多是从大学新招来的，办报经验不多。梁斌来了，是老革命，大家很尊敬他。从土改的农村转到大城市，他一下子不太习惯，特别不习惯坐办公室，喜欢找编辑记者聊天，从聊天中了解干部的情况。 

 开始，梁斌没在大会上讲话，工作了个把月，他看出问题来了，在全社第一次发表演讲，提出一个尖锐的意见：我觉得全编辑部人员，都要下到基层去，深入生活，坐办公室是写不出好文章来的！ 

 这一新观点惊动了全报社，特别是很多新来的大学生，之前从未听过这种观点，我们还要去基层？他就讲道理，只有到群众中才有新闻源泉，才有源源不断的稿件。他的讲话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所提倡的深入基层，慢慢在报社实行开来，很多记者长期住在基层，到星期五星期六才回报社写稿子。从此，报纸的内容也焕然一新。 

 陆天虹描述梁斌的模样：矮矮的，胖胖的，敦厚朴实，热情随和，完全是个农村干部形象，“带着一身泥土的芬芳”。他虽说没有办报经验，但文字功底深厚，字也写得好，稿件用词上的错误或者缺点，一眼就可以看出加以修正。报社几个领导分工，梁斌管总，他的主要任务是最后的报纸大样，他要签字。每天下半夜两点，他看看标题、社论、头条。他自己说他连广告都看，很认真。 

 梁斌离任后，陆天虹接任社长兼党组书记，他后来任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副秘书长等多个重要职务。 

 82岁的老报人杨枫和陆天虹一样，对梁斌的印象特深刻：“那时武汉夏天好热，他在全报社作报告，穿得整整齐齐的。他用大芭蕉扇垮哒垮哒地扇，热了脱个外套，再热就脱个衬衫，最后就只剩汗衫背心，用大芭蕉扇垮哒垮哒地扇，扇得汗直流呀！”“不上班的时候，梁斌晚上经常和爱人去江边乘凉”。 

 确实，梁斌自己也如此回忆，“武汉暑天实在太热，连书桌、床、电扇里吹出的风都是热的”“无可奈何的时候，我和国英只有到江边吹风”“江风吹来，习习有凉，直至上夜班，我们才回去”。 

 杨枫与散国英的关系很好，一个20岁一个19岁，两家又同住北京路联怡里报社宿舍楼。回忆往事，杨枫提起“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我结婚买的双人床，房子小放不下，就搁在楼梯下面。散国英有天问我，这床用不用？我说，不用。她说，你借给我们吧，我说可以呀。那时报社经济条件不好，不可能给梁斌买个双人床，就用两个中铺拼成个大床给他们用，中间有横杆，睡着不舒服。散国英用着我家的双人床，就把中铺床给了一个我。” 

 从中可见，解放初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大家友好相处打成一片。梁斌没“官架子”，散国英也没“官太太”气——虽然她在人事处，杨枫在当校对。 

长江日报社陈列室展板上的梁斌（上排中），2005年本文作者留影

 心念《红旗谱》，请人提意见  

 梁斌统筹办报躬身看样，牵挂的还是文学创作。他心地坦然，披露他来《新武汉报》时的心迹：“说实话，我是作家，不愿做报社工作。”《一个小说家的自述》告诉我，梁斌1925年参加革命，1930年考试入保定二师，亲历爱国学潮和农民斗争，富有双重生活体验。1934年，他就写出小说《夜之交流》反映“高蠡暴动”，在北平左联刊物《伶仃》发表，那时刚刚20岁。 

 从抗日战争烽火到解放战争硝烟，梁斌又经历了地下斗争和游击活动，在家乡蠡县县委担任领导。戎马倥偬之中，他不忘小说创作，先后有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及据此扩充的中篇小说《父亲》等问世——殊不知它们均是《红旗谱》的前身。因而，梁斌在《新武汉报》工作期间，当年壮烈斗争的图景不时撞击心扉，如同长江浪潮奔涌。 

 1953年6月，梁斌利用刚实施的局级干部每年休假两个月的机会，去了一趟北京，投入《红旗谱》创作。他回忆说：“我一生来第一次得到这么好的创作环境，绘下了锁井村的地图，列下了人物表，甚至每个人物的思想、性格、爱好，写下了一个简单的提纲。”休假归来，文思迭宕，“我已进入创作生活，激情不能停止”。当1954年冬中央文学讲习所发来调令时，“我的《红旗谱》原稿方算完成”。 

 无可争议，《红旗谱》这部杰作诞生于武汉，诞生于梁斌任职《新武汉报》的日子。 

 陆天虹的回忆证实，当时梁斌就在写《红旗谱》，他翻看过手稿，感觉梁斌的生活很丰厚，一般人没有这个经历。杨枫也回忆说，爱人万林是记者，曾和几位同事一起被梁斌邀请到家中，对他正在写的《红旗谱》给点修改建议。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梁斌还让散国英上楼来喊杨枫，一起吃个饭。万林告诉杨枫，梁斌的稿子很干净、很整齐，一本一本订得很规范。 

 1957年，《红旗谱》出版，立即震动中国文坛，两位文豪也为之点赞。茅盾称《红旗谱》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为《红旗谱》题辞“红旗高举乾坤赤，别开生面宇宙新”，并在其再版时题写书名。 

 从有关资料得知，梁斌赴北京休养为《红旗谱》前期准备的处所，是在幽静的碧云寺，正式开笔写作则是火热的武汉，而酝酿早在血色漫天的1935年。他后来说：“《红旗谱》这部书，从短篇发展到中篇，从中篇发展成长篇，其中有些人物在我脑子里，生活了不下一二十年。” 

 武汉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陆天虹文集》收有《初识梁斌》一文，曾在1992年4月23日《长江日报》发表，文中回忆：梁斌调回河北后二人保持书信来往，《红旗谱》问世及每出新作必寄赠；1975年梁斌堂弟、著名画家黄胄来武汉出差，梁斌特意委托其上门问候；1978年收到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翻身记事》，欣喜梁斌开始放开手脚完成“三部曲”；1981年出差天津到永康里梁斌家探望，他正在整理“三部曲”最后一部《播火记》，谈起手稿的失而复得甚是欢畅。 

 2019年，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梁斌研究会会长宋安娜，她主编过五部“梁斌作品评论集”中的四部，并在2004年撰有专著《解读梁斌》。据她披露：梁斌为创作《红旗谱》曾三次请求调动，先是要求“我要回到北方去”，正好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田间来信，希望他能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于是调任该所机关党支部书记；接着要求“我要回到河北去，因为这部书的时代背景都是在河北”，于是华北局组织部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最后他又找了几位领导，如愿以偿到河北省文联，专心致志创作《红旗谱》。 

 “梁斌在中国，是唯一以战斗者身份，参加过抗日战争所有过程的作家。”宋安娜介绍，梁斌在很多次谈《红旗谱》创作的座谈中都表示：“如果写不出这部书，我就无颜见江东父老。因为，从1927年参加革命至今，多少参加革命的仁人志士、战友、同学都为了人民事业牺牲了，我能够活下来已经是有幸了，我要用我的笔，把那些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英勇事迹写下来，留给青年一代，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 

连环画《红旗谱》

 看望散国英 接待散襄军 

 2002年6月14日，我随社长熊伟在香港参加《大公报》创刊百年庆典之时，接到中宣部办公厅的电话，告之长江日报获批组建报业集团。熊伟社长立即谋划回武汉后外出考察学习集团运作，正好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张建星也在香港参加庆典活动，热情邀请“到天津日报看看”。 

 7月10日，我们首站到达天津日报，下榻后先看望梁斌夫人散国英。散国英离休前，较长时间任天津日报秘书长，见到湖北家乡和长江日报来人分外高兴，隔天特在老字号“狗不理”酒楼热情款待我们。 

 梁斌已于1996年逝世，生前没有回过长江日报的记载，但他与散国英的婚恋故事，则在报社留下一段传奇。当年，散国英虽然只18岁，却是襄阳一带有名的游击队长，骑一匹枣红马双枪出击，还能在马背和马肚上下翻跃，英姿飒飒。我们谈及这些，老太太手一挥说，她的名字便是梁斌取的，意为“巾帼英雄”，所以时常有人写成了“散帼英”。老太太边说边爽朗大笑，颇有女游击队长之风。 

 老太太离休后热衷摄影，给我们一行在“狗不理”老招牌下一一拍照留影。她掏出照相机挎在脖颈上，选角度，摆姿势，风风火火，兴致盎然，全然不像已是古稀之年。 

  2002年7月，长江日报社社长熊伟（左）赴天津探望散国英（中），在“狗不理”酒楼相聚，作者（右）随行  

 老太太还告诉我们，孙犁老人当天去世。孙犁不仅和梁斌一样是大作家，也曾任天津日报编委，长期主管副刊，是令人尊敬的新闻前辈，遗憾的是我们要赶飞机前往大连，来不及上门吊唁。 

 约是2004年，梁斌之子散襄军到武汉公干，抽空来到长江日报社。他时任天津市总工会主席，位列市委常委，还是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这在全国罕见。他神情相貌都像他父亲，透着北方人的质朴谦和，只言“中央重视工会工作”。 

 散襄军1954年出生，只大我两岁，聊起来较投缘。我说接触《红旗谱》是从“娃娃书”（连环画）开始的，记得最深的不是农民革命，而是大铸钟和大砍刀。他大腿一拍，“我也一样，男孩子都好武嘛！”说起他怎么先看“小人书”，后听是爸爸写的才找小说看……完全没有名门之后又身居高位的派头。 

 散襄军回天津后，给报社寄来一纸箱《梁斌画集》，指定赠我一本，收藏至今已是20年了。 

 2019年5月21日，《长江日报》在创刊70周年前夕，策划出版特刊《致敬传奇报人》，总共12位，每位一整版。其中梁斌一版，大标题醒目突出——《120万字<红旗谱>震动中国文坛》。 

 此前2014年，梁斌诞辰100周年时，从河北走出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纪念座谈会上致词，高度评价梁斌留下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精品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名字和作品已经镌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记忆之中。铁凝特别强调说：“让人感受最深的，还是这部作品中屹立着的我们民族的魂魄、民族的风采。”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 

 梁斌《我在任<新武汉报>社长的日子里》一文，在《往事如歌》一书中只占了短短6页，可它引发一番追寻和钩沉，仍可感知一位著名作家的媒体身影。 

 作为老武汉人，我还从文中看到梁斌笔下的江城风情。如：“武汉是大城市，人情倒也不同，人的穿着很讲究，一部分人穿的是料子衣服，姑娘长得格外的漂亮”；又如：“马路两旁，摆满竹床，人们都到马路上来睡觉，姑娘媳妇只穿裤衩背心，脚上穿着木板鞋，华灯之下，只听得木板鞋呱哒呱哒地响”，传递了武汉1950年代初的市井气息。  

 还有实行工资制后，陆天虹、曾卓请他在“冠生园”品尝广东菜、他在“老通城”回请吃豆皮、他与夫人在“小桃园”喝汤吃芝麻烧饼等记述，又点染出几家“老字号”名店的风味特色。他还光临如今鲜有人知的西餐小馆子“靠墙泰”，为我近年发表的《从“靠墙泰”到“邦可”》一文提供了佐证，不由有几分欣喜。

电影《红旗谱》剧照

 珞珈山街 

 此外，梁斌回忆他上任时，“我走到珞珈山街，路西一幢楼房，门前挂着一面牌子是‘武汉市新武汉报社’，我走了进去，一直到办公室，会见副总编辑陆天虹、曾卓同志”。这与目前记载的《新武汉报》社址先后在“江汉路120号”和“鄱阳街51号”不同，值得进一步挖掘，或许对长江日报报史有所补充。 

 责编|皇尝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