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初开战,3个月后,中国军队在几条线都表现可圈可点,阻击日军在三个方向,但崩盘往往就是一瞬间,战后会议也并没深究任何将领。根本原因出在战前,认为守不住武汉,制定的计划是节节抵抗,撤往西南,这就导致战损大的部队退下来,没有增援部队,随着战争消耗,漏洞会越来越大。
日军华中方面第11军沿长江两岸进攻,南岸是冈村宁次寄希望的主攻方向,4个半师团,被阻击在九江、瑞昌一带,还吃了败仗,106师团被打残。长江北岸第6师团被切断退路,虽未能全歼,但困守黄梅,分兵保护长江水路补给线,以图自保。
因为挖开黄河,大片的黄泛区隔开,日军被迫调整计划是利,弊就是日军只有更小的进攻空间,兵力过于集中。日军第2军,内陆地区没有海军支援,大别山正面有桂系主力第7军,擅长山地运动战,日军丝毫讨不到便宜,直到武汉会战结束也没任何进展。剩下就一个方向,沿大别山北麓进攻信阳,4个师团近10万人,也是江北最庞大一支。

前面一篇重点提过,富金山一战,日军13师团遭到中国主力痛击,双方战力都严重下降,新增援的16师团继续进攻,小界岭防线由宋希濂的71军、田镇南的30军和冯安邦的42军来防守,71军战损过大,退到二线做预备队。第二集团军抗日战功卓越,30军就是台儿庄会战的守军,此处地形复杂,利用地利更利于防守一方,双方从9月中旬开始交战,一个月时间日军都未能突破。
问题出在最北线,日军第2军右翼第3、第10师团猛攻固始,钟松61师参加了富金山战役,虽然损失没有36师、88师那么大,但也是疲惫之师,两翼没有友军,没有地利可守,一个不满编的师肯定顶不住。
固始沦陷后日军第10师团进攻潢川,守军张自忠59军,以黄维冈38师正面防御,刘振三180师主动出击,突击淮河岸边日军,这也是张自忠一贯以进攻减轻防守压力的战术风格。按作战计划防守7天后可撤退,59军这支抗日战场有名的地方军,在潢川打了12天,鬼子还是放毒气的下三滥,突破潢川西门,巷战一天后,59军放弃潢川。强调主动出击对于杀伤对方来说,确实很有效,59军伤亡4000人的代价,歼灭日军3000多人,在抗日战场上战损比接近,已经算战绩非常好。
潢川弃守的很大原因就是南线光山已经沦陷,59军两翼完全暴露,继续巷战坚持,可能全军覆没。光山、罗山的是川军41军,122师、123师在藤县战役损失很大,川军是装备最差的地方部队,步枪多为汉阳造,并非不够勇敢,是火力太弱,59军撤离潢川第二天,驻防罗山的曾苏元124师,擅自撤离罗山。
战后曾苏元只是记两个大过的处罚,黄埔一期的龙慕韩、薛蔚英都被老蒋毙了,何况一个杂牌军师长,主要是因为也并非临阵脱逃,只是撤离罗山县城,不想困守孤城被日军持续炮击,主动收缩防线,增加防御厚度,等待胡宗南第一军支援,军事角度来说,这种判断并没错。
胡宗南手下有北线最强兵团,第一军是委员长嫡长子,装备是最好的,配合作战的还有唯一机械化部队邱清泉200师,最大炮兵编制的彭孟缉炮兵旅。因为内战印象的影响,胡宗南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将领,他之所以受老蒋重用,军事指挥才能并不差,其人疑心过重是缺陷,被彭德怀称为志大才疏,但是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对胡宗南抗日表现的评价:他是蒋介石手下最出色的指挥官。内战和抗日不同,抗日战争多次重创日军的薛岳,红军长征2万5千里,薛岳追了也有2万里,沦为笑谈。
124师弃守罗山时,曾苏元第一时间向胡宗南求援,并报告自己所在位置,驻防情况,胡宗南没丝毫迟疑,当天就派出董钊第1师,接替川军正面防御,川军125师、第一军78师,陆续投入战场。之后十几天,胡宗南指挥第1军两个师在炮兵与装甲兵的支持下,在信阳东五里店至伍家坡之间,与日军第10师团进行了正面交战,双方伤亡都很大。火炮数量基本相当,日军有空中优势,胡宗南有一个装甲师的机动优势,势均力敌,但也都没能力击败对方,僵持了20多天。
信阳罗山一线陷入僵局,变数发生在其他战场,首先是10月10日,日军第3师团突袭占领信阳仅20公里的柳林车站,切断平汉铁路南下路线。南线的冈村宁次为了和第2军抢功,令牛岛满36旅团长途奔袭汉口,战场态势发生变化。
一天后10月11日,日海军第5舰队护送3个师团,在大亚湾登陆,从北线进逼广州。粤军最早的第4军,早已经中央军化,66军、83军在淞沪时北上参战,64军在兰封会战时参战,留守广东兵力不足,广州很可能守不住,会影响粤汉铁路的战略,高层对于继续坚守武汉,产生动摇。
日军一个骑兵联队绕到胡宗南背后袭扰,如果只是一个联队,抽出兵力尚且可以应对,关键出在获取的情报不同,胡宗南通过俘虏和缴获的日军资料中,获悉原来日军进攻目标并非信阳,而是孝感,加上日军攻击方向指向信阳以南,继续固守信阳,会被第3、第10师团合围。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南下,据守桐柏山、平靖关、武胜关,继续节节抵抗,退往武汉,也就是按原作战计划继续执行,那就首先要夺回柳林车站,10月11日夜,78师反击柳林失败,不能夺回平汉铁路怎么南撤?胡宗南的选择有两个,一是等待战区新的命令,二是撤往没有日军的西北方向南阳,仗着嫡系亲信的身份,自作主张撤离信阳,说是临阵脱逃,当然也不是。
从军事上来说,胡宗南兵团应该作为平汉路防御主力,南撤是作战计划,但南撤路线已经被切断,继续纠缠可能被合围,私自脱离战场置友军于不顾的责任,因其嫡系中嫡系,战后并没受到追究。
胡宗南撤离的负面影响,导致张自忠33集团军和孙连仲第二集团陷入被动,池峰城第30军,趁日军尚未合围,尾随第1军撤往南阳,59军撤往襄阳,77军则辗转黄陂、孝感多地,武汉弃守以后,才陆续抵挡荆门。

冯安邦42军伤亡最惨重,暂时划入张自忠33集团军,奉命前往59军驻地襄阳,遭到13师团阻击,日军空袭42军,军长冯安邦殉国。因出身贫寒,十几岁时参加过义和团,一生为官清廉,家人竟无钱安葬,由同僚和下属凑钱料理后事,委员长闻讯后大为动容,亲自批1万元治丧费,并以上将规格抚恤家属。
冯安邦的故事,告诉我们,看历史不要脸谱化,国民党中将也有清廉自律,牺牲自己和家庭,真正为国尽忠的人,再差的体制,也有正直的个人,再自诩完美的体制,也会有贪官污吏,国家危难之际,正是无愧于民族脊梁的人撑起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