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在大别山对着黑白电视里的武汉长江大桥,许了一个愿.

龟山下，拾得少年梦

文/余良

我仰起头，羽绒服的帽子便向后滑落了去。风是硬的，带着江面湿漉漉的寒气，直往领口里钻。可人却觉不出冷，只觉得那股冷冽，倒像一把刷子，把眼前的景象刷得格外清晰、锃亮。龟山电视塔就那样矗立着，不再是十四寸屏幕里那个模糊的、带着雪花噪点的幻影，而是由实实在在的、泛着青灰色光泽的钢铁筋骨编织成的巨人。它的腰身那样细，却顶着那样一个沉稳的塔楼，直插进冬日铅灰的、厚厚的云层里去。几片疏淡的云，像被风扯碎的棉絮，从塔尖旁无声地滑过。我看得颈子有些酸了，才恍惚记起，原来梦的形状，是有棱有角，有重量，有高度的。

我的视线顺着那钢铁的脊梁滑下来，很自然地，便落到了它脚下那道更长的虹——武汉长江大桥上。江风更劲了些，吹得桥上的车流仿佛都成了默片里移动的光点，听不见喧嚣。而江面是活的。略带昏黄色的、厚重的江水，打着旋，不疾不徐地向东淌着。江轮像几枚闲散的棋子，拖着长长的、泛白的尾迹，偶尔拉响一声低沉的汽笛。那声音传到岸上，传到塔下，已失了凌厉，只剩下一点悠远的、糯糯的余韵，像一声来自时间深处的叹息。对岸，黄鹤楼的檐角从一片苍苍的树影与屋宇间探出来，那明黄的颜色，在冬日的肃杀里，竟显得有些寂寥的温暖，像一个旧了的、但依旧辉煌的句号，点在江的另一头。

这一切，此刻都在我的俯视之下。这念头让我微微战栗了一下。我忽然间想起了大别山，想起了那些把天空切割成不规则碎片的、连绵的青色峰峦。在那里，我是被俯视的。山是沉默而威严的主人，我只是山褶里一个移动的小点。我的世界，是由一条蜿蜒出山的羊肠小路，和镇上嘈杂且拥挤的丈余宽街道所界定的。更远的世界，则封装在那台黑白电视机闪烁的方寸之间。信号总是不好，常常需要扶正被风吹偏的天线，调整一个微妙的角度。屏幕上是纷扬的雪花，滋滋的电流声里，忽然，长江大桥雄浑的桥身便撞了进来，接着是这挺拔的塔，是那巍峨的黄鹤楼。母亲在灶间用竹吹筒对着灶膛吹火，火光映着她沁着汗珠的额角；屋外是山风穿过竹林永无休止的呜咽。那屏幕里的景象，与我的现实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名叫“遥远”的毛玻璃。它们璀璨，却又冰冷；它们真切，却又与我毫不相干。我那时以为，那便是“外面”的全部了，是人间最盛大、最热闹的剧场。

后来，时代就成了那条连通大山与世界的柏油路，裹挟着所有人向前飞奔，也载着我一步步走出了群山。乘过比江轮大得多的海轮，见过比龟山高得多的铁塔，走在比当年集市宽阔百倍、也陌生百倍的异国街道上。那些风景不可谓不壮观，但它们像印刷精美的明信片，看过，也便放下了。心里那个黑白屏幕，却总在某个疲惫的深夜，自顾自地亮起来，闪着雪花，固执地播放着两个静止的画面：一座桥，一座塔。它们成了一个执念，一个关于“到达”的最初的、也是最固执的想象。

四十年过去。今天，我到了。就站在这曾经是“想象”坐标原点的位置上。风依旧吹着，江轮缓缓，对岸的楼影依旧。奇妙的是，当初那层“遥远”的毛玻璃消失了，可我并未感到一种热烈的“拥有”，反而生出一种更空旷的惘然。我仿佛一个守约的人，历经跋涉，终于来到了与童年那个自己约定的地点。但那个扶着天线、睁大双眼的孩子，却早已被时光吹散在了大别山的风里。我替他看到了这一切，触到了这钢铁的冰凉，听到了这江水的浩荡。可这“看到”、“触到”、“听到”，似乎又都与他隔了一层。我像是来赴一场隆重的、迟到了多年的祭奠，祭奠那个曾在贫瘠土地上，用整座心灵供养一个彩色幻梦的少年。

天色向晚，该走了。我最后望了一眼电视塔，它沉默地立于苍茫之中，像一个巨大的、通向过往的井口。我并没有从中汲取出狂喜，却意外地打捞起一份沉静的、属于我自己的“遥远”。这“遥远”不在空间，而在时间；不是我与此地的距离，而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距离。这距离，或许正是这段跋涉的全部意义。

我转过身，汇入归去的人流。身后的塔与江，渐渐又缩成了一个点，一个烙印在记忆深处的、关于“远方”的原始图章。只是我知道，从此以后，这个图章，是有温度的了。

你有你有一个从少年记到中年的地方？

以文字记录生活，以初心安放情绪。

一半写人间烟火，一半写心事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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