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中是我读书、工作了34年的地方，岁月模糊了很多记忆，但情感却始终挥之不去。
1964年，党中央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教育方针，武汉市选定二十九中与十二中为半工半读试点，我们有幸成为了教育改革的时代宠儿。
书本是实践的工具，实践是知识的检验，两相结合，学而习之，我们实现了书虫的蜕变。
记得校办工厂技能学习后的日子。最熟悉的一句口令：“余列(人列)、向左卷(转)，面向‘谈炎记'，齐步走。”带着麻城口音、劳动委员余运道领队出发了——晚班的我们可以享受一顿水饺大餐。大花瓷碗端上来，满满的，看不到热气，吃起来却烫口，油而不腻，虾鲜汤浓。至今想起那碗水饺，仍回甘无穷。或是有别于同龄人的一种特别享受，或是新型学习氛围带来的愉悦，总之它融进了我们成长血液中。
难忘心无牵挂的课外活动。操场上那块水泥方台，曾经是我们尽情欢笑的舞台。台下聆听过悠悠长长的二胡独奏“二泉映月”；欣赏过明快欢乐的“洗衣舞”；随着“金色狂舞”的合奏而心情激越；伴着“丰收舞”的旋律而跳跃……校园总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还记得学长们表演的“毛主席的话我最爱听”、“老俩口学毛选”，还有“大裤衩老汉的巴扎嘿”，说唱惟妙惟肖。那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是一句空口号。
我也有一次上台凑角的经历——“教育革命”的舞台剧汇报演出。64、65级半工半读学生，穿着印有“29中”和“半工半读又红又专”字样的工装裤，阶梯形长凳上是“半工半读就是好”的唱歌队伍，前排是扮成不同工种角色的“雕塑”：有手拿“钢钎”的炉前工，有举着“扳手、钢锯、铿刀”的钳工造型，有比划着“分米尺、卡尺”车铁刨工，有手捧着“图纸、三角板”的形象，我们12个女生则是腰系红绸带的秧歌舞者。全剧在齐唱“半工半读好”中掀起高潮。汇报演出地点在市委礼堂，是对教育改革的一次献礼！
当时的29中既有初中，又有高中；既有三年普学制，又有半工半读四年制式。教师中不乏有向希晋数学“巨无霸”，还有外语、语文、物理、化学和美术享誉市区的优秀教师。这些老师们的美誉不是“抬”出来的，而是学生们口碑一一称颂出来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校园再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
1967年“复课闹革命”的一堂课至今记忆犹新。班主任汪少云老师走进久违的教室，脸上仍然带着笑，但很勉强。当时讲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他边讲边发出一串串的笑声，“笑”的干涩不再爽朗。没有谁规定什么教材，扯野棉花又不能乱扯，依稀记得这么几句话:“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骑自行车送汪鼻涕(他儿子)上幼儿园，我边骑边想，什么方法让自行车说停就停呢？哦，给自行车也安个油门、刹车该多好，哈哈哈哈...。”教室只有他在笑。这堂课十分尴尬，就是那种“欲教不能，欲罢不忍”的难受。十年后，我们迎来了教育的春天，我也毕业留校，与汪少云老师同一语文组任教，只是谁都不提那些痛。他讲课仍然“哈哈哈...”，但课堂“满座风生”。后来汪少云老师成为全区较早的特级教师。
我住在学校附近，每天都听到校园里交织的诵读声、赛场的加油声和声乐习练声，特别是5·29节日般的盛典，竟有欲往而探之的冲动。最近几年，学校内核修身、多元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日趋成熟，与市场和国际接轨的办学理念实现了飞跃式突破，对此老校友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骄傲！
29中有着优秀的师资力量，有厚植的文化底蕴，有教育改革先行的开拓精神，祝愿母校创新教育新路越走越宽阔！期寄赋能复合型人才前景更加美好！
提起武汉29中，与我家真是太有缘了。我们家两代人中，曾有3人在此读书求学。本人于1963年进高中部学习，妹妹1964年入校上初中，孩子则是读了初中又读高中，一个家庭有3个名副其实的校友并不多见。
从29中毕业已有60年了，我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的办学方向。除课堂教学外，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工厂和农村劳动，让学生接触实际，学习基本劳动技能。在校办工厂里，我曾经在翻砂车间和机械加工车间劳动过。我们还背起行囊，到蔡甸新农干农活，去汉南纱帽摘棉花，前往洪山青菱修水利。那个时候，只要听说去工厂或者是到农村劳动，我们就欣喜若狂，因为离开了枯燥无味的课堂，不用天天写作业了。看似简单的学工学农劳动，对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那个年代，我们读书的目的，就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走向社会后，我们始终践行初心，为祖国的发展和繁荣奉献自己的青春。虽然历经沧桑，也终身不悔。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科技创新层出不穷。在教育改革中，我认为这样的办学路，应该继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