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笔生涯四十年~ 武汉十三中篇

                       前言

  也许是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绝大部分是无神论者。宗教，无论是“洋”的，还是“土”的，皆不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但是我信命：“命里有的终须有，命里无的莫强求。”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人称“哲学王子”王德峰曾说：“人生富贵穷通，莫非命也，不信命无以为君子。”正是，君子所见略同。。

   我的命就是一个“奔波命”，我是一个教书匠，但是不像别的教书匠，别的教书匠教书可能一辈子就在一个学校。但是我教书却走了不少学校，从中学到大学，从本地到外地。且听慢慢细说。

                        (一）

   1967年12月14日我告别学生身份来到武汉十三中报到。为什么“14日”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此前听人说15日之前报到可拿全月工资。虽然那时按老规矩，我拿的实习工资是30.5/月，按老规矩一年后转正拿中学教师十级工资40.5元/月。可是这个实习工资一拿就拿了4年，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我们才转正拿到40.5/月。没拿几亇月又降为36元/月，此是后话。

   本来我应报到的不是十三中，在毕业分配时我的志愿的学校是母校武汉二中，但是在各班头头讨价还价中，(那时学校领导班子已瘫痪，分配大权由各班造反派头头共同组成临时分配小组)我没能分配到武汉二中而是被分配到位于硚口区的居仁门中学，后来与数学四班舒万江对调到位于江岸区的十三中。

   十三中和十二中、十一中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用苏联的同一张建筑图纸建成的。所以可说是一胎三胞的兄弟，可是三兄弟命运不相同，老大十一中很多年后成为武汉市的重点中学之一，老二十二中很不服气，两亇学校的“既生瑜，何生亮”的“瑜亮之争”持续了很久。老三十三中自从1964年其高中部被迁到新成立的东湖高中后，就一直失去“存在感”。多年后竟被一所美术高中取代了。去年我去古德寺，顺便去看一看十三中，虽然门面比旧时的十三中要冠冕堂皇许多，围墙上挂着很多毕业于此校及其考取的国内外美术专科学院的学生的名字和照片。但是我最想看的曾居住过的教师宿舍已无踪迹，变成停车场。不免一阵失落感湧上心头。

   其实十三中在初建几年的上世纪50年代还是有一段高光时刻，据说那时新中国刚建立，国内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很多侨居国外的华人华侨和港澳同胞将其子弟送回国读书，国内教育部门根据其文化程度分别送他们到各城市大学或中学就读。十三中就是武汉市接受中学程度的这批子弟的中学之一。“文革”前，他们中有的考上大学、有的因各种原因回去了。我来到十三中时仅剩下两位留在学校，一位叫古杰武(男)在教导处当职员，一位叫温怀莹(女)任英语教师。“9.13”事件后，有关政策放宽他俩与各自伴侣孩子申请移居香港。可笑的是后来学校老师中居然谣传古杰武到香港后将其妻子卖了。造谣者真是无耻之尤。

    十三中当时地处城乡结合部，我去时其大门前的工农兵路还是沙石路，学校的围墙还是竹篱笆，甚至马路有很长一段的一半面积还有一亇“城中村”盘踞于此。

   学校周围除了类似于贫民窟的新建街，还有“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简称，别看它叫办公室，它可是副部级单位)的职工宿舍，另外还有很多军事单位：汉口兵站、161医院、空军医院、127部队、766 部队、006部队，武汉军区后勤部。较远的还有“长航”(长江航运局)宿舍、头道街等等。

   十三中的生源有类似黄陂口音的新建街工人子弟、类似普通话口音的部队子弟、类似河南口音的头道街工人子弟、类似汉口口音的长办、长航子弟，还有一部分菜农子弟。

                         (二)

    我一上岗就带69届，这一届学生比起“老三届”(66、67、68届)的命还要苦，他们1966年小学毕业正逢“文革” 肇始，小学呆不住了，来到中学又停课闹革命，接着又逢“大串联”。可以说他们没有接受过“文革”前学兄学姐哪怕是一天的正规中学教育，好容易后来复课闹革命，所有的中学课程既没有正规的课本、老师上课(尤其文科)也是战战兢兢。语文、历史老师和政治老师一样都上一门课“毛泽东思想”课。英语课就上“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数学老师日子好过一些，可以参考老课本讲讲正负数，但是不能忘记讲应用题时一定要讲旧社会地主，资本家是怎样剥削贫下中农和工人的。

   物理，化学，生物分别改成“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记得有一次一亇学生问黄经杰老师，为什么物理要改成“工基”？黄老师说：物理就是无理，没有道理。所以要改成工业基础。

  说起黄经杰老师，他经常会讲一些令人捧腹的脑筋急转弯的“金句”。例如有一次校长在全体老师会上讲话讲到一句成语“男盗女娼”。 有一位坐在黄老师旁边的女老师不懂其意，便问他。女老师敢问，也许是她从不读书而无知。黄老师很尴尬给对方说，这句成语的意思是“”男人跳舞女人唱歌”，黄老师敢这样回答，是因为他脑筋善于急转弯。

                            (三)

  在十三中的老师中，与我关系最铁的是王文圣。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和我的父母亲都毕业于西南联大。可能两人有一种出自同一“血统”的亲近关系吧。

    记得有一次他看到我的一张夹在备课本中的照片，便随手在照片后面写下几行字：“青青竹叶林，灿烂阳光下，看君立姿多潇洒，翩翩风采笑盈盈。”

   笔者1968年摄于东湖

    谈到改革开放后的十三中，绝对绕不过王文圣。在文革中只知道他才思敏捷，写得一手好文章。没想到他还是一位极具开拓精神的急先锋。那是恢复高考后的最初时期，他此时已是十三中的教导主任，那时高中还是两年制，有一次他向校长提出一个方案。从刚读高一年级里抽调出一部分学习素质好的学生，单独组成一亇班。用一年的时间学完两年的课程，与当年的高二同时参加高考。同时向这批学生的家长允诺当年考不上大学，第二年还有一次高考的机会。在上世纪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这一举措既大胆冒失又不失双赢，学生可多得到一次高考的机会，家长何乐不为。如果成功，从来没有“”存在感”的十三中就可在教育系统打一亇翻身仗。

   当时我已离开了十三中，尚不知这件事情的实施过程细节，以及最后成功的结果。只知道十三中的几位老师的子女都深受其惠，考取了华中科技大等高等院校。十三中的这亇举措可谓石破天惊，名气也一炮走红。恰好十三中的原校长吕建业已任市教育局副局长。十三中这所小庙再也容不下王文圣这位大神，他被提拔上去，担任汉口这一大片中学的负责人(当时还没有区教育局)。

   后来武汉市各区设立教育局，吕建业任江岸区教育局局长，王文圣任副局长。几年后吕建业升任江岸区副区长，王文圣又接任江岸区教育局局长。

  在王文圣任职江岸区教育局时，他也不忘提携昔日的十三中同事，他们中有吕惟怀、曹文生、李志、王竹、张远季、罗立敏等老师。通达彻悟官场之道的王文圣深谙来到一亇新的更高层级的部门当官，必须要有自己的“班底”。王局长对原十三中的一些“弱势群体”也是不忘旧情，这里特别要提到闻人钦华与夏朗乾两位老师，这两位老师在十三中是有名的老实人。前者不知什么原因一度被“下岗”，他来找王文圣。王局长把他安排调到八中。夏朗乾老师在职称评定时被十三中当时领导以名额不够为由而搁置一边，夏老师找到王文圣家里，王局长也帮他圆满解决。

   在我的教书生涯中曾遇两次“危机”，也是王文圣无私鼎力相帮，渡过“危机”。每每想到视我为小兄弟的文圣兄长，心中总是涌出无限怀念之情。

                         (四)

  在十三中的11年里，正是“文革”时期。有两段回忆，也是铭记在心。其一是清理阶级队伍，其二是学生的文艺宣传队。

   十三中的老教师较多，因此当时掌握学校大权的“工宣队”认为清理阶级队伍是“大有作为”的，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语文组胡长英老师，其夫生前是国军团长，抗战时以身殉国。胡老师多年守寡抚养大唯一的儿子，因思念亡夫而写过一篇悼文“遙祭”来排解心中的悲痛。可是工宣队却指示其他老师对她进行批判。说她遥望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

   数学组陈汉学老师，其父是湖南某县的地主，人称“陈百万”。一天晚上工宣队组织数学组老师批斗他，目的是要他承认“陈百万”就是他，并且由指挥长陈马克（军人）莅临现场亲自指挥，战术是轮番批斗疲劳轰炸。被斗者百口难辩，最后干脆一言不发。端的是最后双方都精疲力竭，草草收场。

   最具戏剧性地是理化生组的涂巨洋老师突然被“深挖细找”出来是漏网地主。涂老师的老婆在湖南乡下生活，他带着儿子在武汉生活。平常他偶尔对一，两位单身或离异的女老师有一些语言上的骚扰。所以他在女老师中名声很臭。这次将他“揪”出来，引起公愤。全校老师开大会进行声讨批斗，那天大会一开始，有位常受他骚扰的女老师一上台就掀桌子要上去揍他的人。一时会场秩序大乱，会议也没办法开下去了...

  后来他被赶到与当时学校几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为伍。所以我们始终不知他到底是什么问题？

   过了些时突然传出涂老师失踪了。大家都猜他是不是投江自杀了，因为长江离十三中不远，而涂老师又有一点湖南人的“倔”劲。

   又过了些时，武汉市公安局通知十三中去看守所领涂巨洋。

 原来涂老师有一天，趁月黑风高之夜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当他在广州要买去深圳的火车票时被广州公安请去“喝茶”。因为那时凡去买到边境地区深圳火车票的人都必须有特别的证明。

 涂老师又被加上一条“企图叛国投敌”的罪名。

    涂巨洋后来被开除公职押送回原籍监督改造。

   其他被批斗的老师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期，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荒唐口号下都被下放到农村

  时间是公正的。“9.13”事件后，所有下放的老师后来都回到武汉重新分配工作。

   我在1978年去读华中师范学院后每个月都要回来领工资，有一次回到十三中在食堂碰到涂巨洋老师，显然他被昭雪平反了。

  文化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折腾了多少知识分子，希望这个悲剧今后永远不要再重演了。

                          （五）

   孙有志是音乐老师，其音乐天赋相当高，弹得一手好钢琴，拉得一手好手风琴。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十三中的文艺宣传队。

   “文革”时期，为了迎合上面的“癖好”与革命的“需要”。武汉市教育当局下令各中学成立文艺宣传队，其主要任务是普及“样板戏”。

    十三中文艺宣传队成员基本上是69届毕业后升入高中的学生和后来几届学生。

   上有教育当局的加持培养，下有孙老师王跃师傅等的精心指导。十三中的宣传队的同学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刻苦磨练，日益成熟。同时他（她）还走出去向专业剧团虚心学习。他们排演了芭蕾舞剧《白毛女》、手风琴伴唱《红灯记》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另外还排了一些自编的歌舞、相声、三句半等。他们带着这些节目去工厂，去部队，去街道，拉练去农村，去洪山礼堂汇报演出，....

文艺宣传队部分同学

   当时武汉市还有一所位于武昌区的中北路中学，它的文艺宣传队排演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很不错，但是有两点不及十三中，其一是它没有十三中宣传队那么过硬的乐器伴奏，只能用录音带代替。其二是它的男主角洪常青没有合适的学生而是由一名擅长跳舞的老师饰演。

    在宣传队的学生中有上过我的课，如张罗平，梁亚平，张小燕，朱芳芳等，有后来成为我的同事的，如邓惠芳，罗立敏，祝敬平等。常常还会想到那亇可爱的“小不点”熊润生，他的兄长熊传德曾和我同一天走进十三中，他可曾知道？他在武汉京剧团的顶头上司、京剧团原团长刘志高还是我的幼儿园的发小同学哩！

文艺宣传队部分同学，背后是十三中教学楼

                       （六）

  难忘的1978年，中断13年的高考恢复了。此时我已经31岁，曾经沧海难为水，13年前因家庭出身折戟于1965年的高考。本来对此己心如止水，可是师训班同学冯群策兄参加了77级高考并录取华中师范学院，一下子打通我的“任督二脉”，兄能往我亦能往。同年78级高考，我经过报名、复习、考试、录取几番周折（详见拙文《跨越十三年的两次高考》）。终于接到华师的录取通知书。

   告别了，武汉十三中，我把20岁到30岁最绚丽的人生献给了你。为什么说告别，不说再见？因为再也不想见。不想见到令人不爽的人际关系和某些人尔虞我诈的嘴脸。记得在欢送几位即将离开十三中的老师（这些老师有我这样即将上大学的也有即将调离该校的）的会上，主持人讲话后照例被欢送人也要说一些场面上的应酬话。当轮到本人讲话时，我不知为什么突然眼泪夺眶而出，哽咽好一阵说不出话来。也许想到我这些年在该校受的委屈和不公，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教书十年再读书，竹杖芒鞋且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