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百年餐饮店是哪一家？
我个人认为是江汉路上的普海春西菜馆，有书记载，有照片留存，文人墨客、社会名流、达官显贵，在这里喝洋酒、饮咖啡、吃牛排、谈生意、商大事。我记得小时候，汉口人称西餐馆为西餐厅，“厅”似乎比“馆”洋气一些。
1926年《汉口商业一览》普海春
江汉路普海春
1920年版《汉口商号名录》，普海春西餐（西菜馆）在一码头（注：江汉路台湾银行附近，靠近江汉关），电话〇三七二；1926年版《汉口商业一览》载：普海春，经理贺德生 歆生路宁波里口，电话三八八八。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在这本100年前的书上还能找到中菜馆“大兴园 泉隆巷”“老四季美 戴家庵”，不知道是否是“老大兴”“老四季美”的前身？“老通成”“蔡林记”都不见经传。
说起来在汉口生活了70余年，这家餐馆只进去吃过一次，且不是西餐，还是中餐。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怎么还到餐馆进餐？何况，50、60年代一般家庭是难得上餐馆吃饭的。那时，我母亲在前进街办事处工作，单位发了一张盖有普海春公章的进餐券，凭进餐券加钞票、粮票，三票合一才能进普海春进餐，“打牙祭”。
记得那天上午，母亲带我们姐弟三上午11点钟便去江汉路普海春，我们到达时，大门口已经排起了好长的队。一楼柜台服务员收三票，开进餐票。从大门口侧边的楼梯上二楼，二楼大厅摆满了餐桌，我们按照指定的餐桌站在旁边，等着“翻台子”，前面的食客用完餐，我们才能用餐。吃米饭，那时大米定量供应，平常以大麦、高粱、玉米为主，我家中、晚餐主食大麦疙瘩；菜里有肉，那时肉凭票供应，我家一月难得吃二、三次肉。
那段时间，随母亲还去过六渡桥福庆和吃湖南米粉，中苏友好宫副楼临时餐馆（当是友好餐厅经营）、后来作过《收租院》泥雕展馆，都是单位发的进餐卷。不同的是餐馆，相同的是需进餐券、钞票、粮票，三票缺一不可，排队进餐。
普海春，何时由西餐变为中餐？我不知道，哪位老武汉知晓？
江汉路。陈朝军摄
60年代的普海春，与我们现在看到的老照片是一样的，三层楼。80年代的照片显示，普海春变为了四层楼，不知何时加了一层楼？
2013年之后，我从杨叉湖搬回花楼街陪母亲居住，某晚老同学在中心百货对面KTV唱歌，半夜步行回家，路过普海春（那时已改为扬子江酒店），只见施工的脚手架把正幢楼围得严严实实，恰巧碰到货车装建筑垃圾网开一面，我探头观望，原来正幢楼除了立面，里面已经从下到上拆得干干净净，木楼梯、木地板，都拆了。2019年进去参观，四楼已经变为了五楼，加装了电梯，不见曾经显示普海春辉煌历史的老照片。
普海春曾经的辉煌
1938年，武汉成为战时“首都”，各方人士汇聚武汉，普海春迎来了高光时刻。军政界、文化人士、社会名流，假普海春西菜馆举行招待会、茶话会、宴会。
《新华日报》社欢迎战地记者
《新华日报》战地记者陆诒著《战地萍踪》，首页刊载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1938年5月27日“新华日报社欢迎战地记者纪念”。主角是从台儿庄前线采访回汉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及其它报纸的战地记者，这些记者坐在前排。新华日报的董事长陈绍禹（王明），董事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注：董事何凯丰出席了欢迎会，但没有参加合影）；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编委吴克坚（总编辑）。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摄于普海春西菜馆
前排右起：范长江（大公报采访主任）、顾廷鹏（良友画报摄影记者）、陆治（新华日报编委、采访主任）、高元礼（大公报记者）、黄薇（星洲日报记者）、骆德露（华侨战地记者服务团）、周海萍（武汉日报记者）、蔡学余（泰国华侨报纸记者）、胡守愚（星洲日报记者）。
中排右起：张企程（新华日报记者）、俞创硕（良友画报摄影记者）、潘梓年（新华日报社长）、胡愈之（政治部第三厅）、陈绍禹（王明）（新华日报董事长）、吴克坚（新华日报编委）、陈北鸥（五战区文化工作委
员会）、杨放之（吴敏）（新华日报编委）。
后排右起：张剑心（扫荡报记者）、石家驹（中央社汉口分社记者）、徐迈进（新华日报编辑）、宗祺仁（五战区动员日报记者）、勾适生（政治部第三厅）、秦邦宪（博古）（新华日报董事）、吴玉章（新华日报董事）章汉夫（新华日报编委）。
“《新华日报》慰问战地记者”一文中记述：
一九三八年五月下旬，我从徐州突围回到武汉，就去报社报到。真巧，博古同志正在编辑部审阅社论，他看到我，立刻拉住我的手说:“徐州失守，大家都为你担心。两天前，遇到范长江同志，他说你们是分道随军突围的。他也为你焦急。现在你安然回来了，真叫人高兴!这次报社应该请一次客，慰劳慰劳，提高情绪。”
二十七日，《新华日报》社在汉口普海春西菜社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从徐州突围归来的各报战地记者，也邀请了中央通讯社、《扫荡报》、《武汉日报》和《大公报》的负责人参加。席间，博古同志致词说:"首先要感谢各报社同业在五战区工作期间对本报记者的大力协助。这次徐州突围途中，同业之间相互支持，共同协作，充分表现团结战斗的精神，这是极可珍贵的。希望今后继续发扬这种精神，进一步加强团结，做好抗战的新闻工作。”宴会以后，还一起合影留念。摄影时，报社领导同志要各报战地记者端坐在前排，而自己执意站在第二排和第三排，体现了领导同志对战地记者的重视，也体现了当时领导和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
1938年5月28的《新华日报》二版有详细报道，“本报昨招待战地记者誌盛 到有各报战地记者 陈绍禹先生等亦均列席”，“中共领导人陈绍禹秦博谷凯丰吴玉章先生，本报有潘梓年吴克坚陆诒章汉夫吴敏张企程徐迈进等先生出席”，社长潘梓年主持，吴克坚（总编辑）代表报社致慰劳辞，战地归来的新加坡星中日报胡守愚先生、大公报范长江先生、星中日报黄薇女士、新华日报陆诒先生、扫荡报张剑心先生、武汉日报周海萍先生与新从上海来汉胡愈之先生在招待会上发言，中共领导人陈绍禹最后发言。刊登了这张“本报招待战地记者摄影纪念” （启新摄），有摄影师姓名的照片。
摘要：《人文武汉公众号》三位作者在文章里写到“普海春”。
王琼辉《普海春的一段辉煌岁月》
普海春曾有一段辉煌的岁月。1927年的1月，蒋介石在三楼301房间办过公，在此房间门口，还留有一张蒋介石年轻英俊潇洒的照片。老蒋于1月12日抵汉周旋，3天后，他选择在此酒店设宴回请各界代表。4月13日，由湖北省党部代表董必武、詹大悲主持，在此店宴请从海外归来不久的汪精卫。5月30日，全国农民协会、湖北省农民协会在这里宴请出席太平洋劳动会议的代表，毛泽东在会上致词。
三楼楼梯的墙壁上，还有一张苏联舞蹈家邓肯的照片，原来在1927年1月，邓肯舞蹈访华团由苏联来到武汉，曾汉口新市场演出多日。1月24日由省、市党部、总政治部、总工会等单位在普海春宴请了舞蹈团全体人员。
1938年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抗战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许多外国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纷纷前来采访报道，或以各种方式欢迎会都在普海春举行。墙上有一张老照片反映的是全国文协在普海春的合影。
那年的3月27日，全国文协成立大会在汉口总商会举行后，中午全体代表在普海春聚餐。 在二楼到四楼的墙上，挂着的照片尽管发黄，有的不太清晰，但都是珍贵历史的记录。
墙上的老照片反映的是那难忘的1938年，4月1日，此店召开了欢迎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的欢迎会，郭沫若、沈钧儒、邓颖超、郁达夫、田汉、史沫特莱等都参加了这次盛会。4月22日，这里召开欢迎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助理导演万农、匈牙利摄影师卡帕三位艺术家和新西兰著名作家威尔金笙女士。大会由田汉主持，沈钧儒，孔庚、方振武、钱俊瑞、金山、安娥等均相继致词。伊文思等从前线实地拍摄抗战纪录片胜利归来而受到我方欢迎。
5月27日，在此店招待从津浦前线采访归来的记者团，出席招待会有中共在武汉的领导人陈绍禹、博古、吴玉章、潘梓年等人。
冼星海与他新婚妻子钱韵玲1938年的7月20日在这里举行婚礼的合影照。
罗建华《1938：中国“青记”从武汉出发》
《范长江与创始时期“青记”》记述，1938年5月27日至9月1日，“青记”4次在宁波里里弄口的“普海春”西菜馆（今江汉路104号扬子江饭店）举行大型集会，由范长江介绍前线战况，请史沫特莱作游击区情势报告，组织各路记者交流战地采访经验，有效发挥了学会的团结纽带作用。7月14日，“青记”在“普海春”欢迎刚从战地采访回来的中外记者，恰好斯诺经香港乘飞机抵达武汉，邀请他一并出席。
楚天舒《玫瑰歺厅在哪里？》
文章里也有1938年的普海春。《第二年代》由著名报人作家崔万秋在1942年用“叶莘华”的笔名，在重庆《时事新报》上连载发表。
“从长沙到汉口，好像从乡村到了城市，我和小孩子似的欢呼跳跃起来。我一下车，便想放下行李，到大同浴室浴，到海军青年会吃一顿西歺，再往上海大戏院看一场电影。”
“十二点钟左右，接到上海时代的友人宋时宜君的电话，说是今天下午三点，各界团体联合在普海春开会，欢迎国际友人、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及其妻子池田幸子，叫我一定前来参加。” “那一天的欢迎会，热闹极了。团体单位，计有十四个；而文化界人特别多，如邵力子、郭沫若、郁达夫、王映霞（那时还未分离）、胡风、老舍、田汉、洪深、金山、王莹，以及从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广东来的文化人，济济一堂，充满了热烈与兴奋的空气。”
武汉，还有第二家餐馆有这样辉煌的历史？可惜老建筑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连“普海春”的名字都被抛弃了！讲好武汉故事，挖掘人文历史，我们的城市真是大有所为。
“普海春”，何日君再来？
主编: 田联申
责编：力 托 韩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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